但是，我们必须紧接着特别强调：单是自然素质、生理特点本身，如果孤立起来看，只具有动物性，并不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的人的个性特点，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所说，“‘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某一具体的人身上的特殊表现，即人的内在的社会特质，例如民族的、阶级的、时代的、历史—传统的、家庭的、职业的等等社会特质，才是构成个性的主要因素。在这里，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表面看起来，人的自然素质是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因而表现为必然性；人的社会特质是后天的，外来的，因而似乎是偶然性的东西。然而对于社会的人来说，那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的、必然的自然素质，却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那种后天的、外来的、似乎偶然的社会特质，倒恰恰是决定性的因素。社会特质的表面上的偶然性，其实只是以偶然性作为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在它下面隐藏着内在的必然规律，对于人的个性处于一种支配地位。究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他以“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语）和能制造工具作为标志，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动物以它的本能在自然中生活，而人却必须依赖于社会才能生活。脱离社会的鲁滨逊式的人物，只是人们幻想的产物，自从形成人类社会那天起，这种人物在现实社会中就从未存在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存在。其实，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笛福笔下的鲁滨逊，过的也是社会的人的生活，他与礼拜五之间，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作家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搬到那个孤岛上罢了。正如恩格斯所说，鲁滨逊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因此，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说是其社会性。考察人的个性主要是考察他的社会特质，而不是他的自然素质、生理特点。艺术是以社会的人为对象而不是以生物的人为对象的。自然主义者以生物学的观点来观察人、描写人，因而根本违反了艺术的本性。他们所描写的人物的个性，不是社会的人的个性而是生物的人的个性，所以必然歪曲人的真实面貌，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典型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人的个性是以一定的社会特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以一定的自然素质作为生理基础，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互相结合而成的合金。其中，那先天的自然素质、生理特点，只有在与后天的社会特质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时候，对于人的个性才是有意义的东西，才成为个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社会特质与自然素质在构成人的个性过程中的关系，我们还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加以说明：譬如，一座楼房必须在一个地基上才能建立起来，但是地基本身不能成为楼房，也不能自己产生楼房，需要外力在这个地基上把楼房建立起来；当这座楼房未建之前，地基与楼房并无内在联系；只有当楼房建成之后，这个地基才成为楼房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人的个性比做楼房，那末，自然素质、生理特点就好比楼房的地基；社会特质就是楼房的结构、样式、设施……这些独具特点的整个建筑的各个部分，互相作用，结合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统一体。楼房究竟建成一个什么样子，当然主要不决定于地基；但是地基的情况如何，有什么特点，是沙土层，还是石板地，是松软，还是坚硬，等等，无疑对整个楼房建筑有一定的影响。至楼房要设计成个什么样子，如何建造，是石头砌、砖垒，预制板结构，有多少个房间，设施如何，是大屋顶，还是平顶，等等，这就主要取决于设计师和建筑师了。人的个性这座复杂建筑物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就是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当然，任何比喻都不会是完全贴切的。譬如我们说社会环境是个性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其实，人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环境的影响，而是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人的个性正是在人与环境的辩证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这正是我们下一部分将要详细加以论述的问题。
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个性的认识，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知道个性是什么样子，个性的构成因素怎样；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某一特定的个性为什么只能是这个样子而不能是另外的样子？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在一定的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下形成的？这就必须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在其中寻找个性形成的内在根据和客观规律。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马克思经典作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精辟的话：“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话虽简单，却很全面，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上辩证地说明了个性与环境关系。这给我们探求个性形成问题以重要的理论启示。
一方面，环境创造人，“人们的性格是由环境所造成的”。这里所说的环境，虽然也包括自然环境，但最主要最根本的是社会环境，即社会关系。人要生存，就必须同周围世界发生各种社会关系。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关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其次是精神的文化的关系；此外还有民族的、家庭的、职业的……种种关系。所有这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人所赖以生存的一定历史时代、一定阶级斗争情势、一定物质精神文化水准、一定民族、一定自然区域的社会环境。个性正是由这种社会环境造成的。关于环境造成个性，黑格尔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世界情况使个体变成了它现在所是的这个特定的个体”，“如果根本没有这些社会环境、思想观念、风俗道德、一般的世界情况，个体就不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黑格尔的出发点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在说明环境与个性的关系时，我们借用列宁的话说，黑格尔“天才地猜测到了的正是事物、自然的这样的关系”。不能因为黑格尔是所谓“唯心主义者”，而把这个出色的见解也抹煞掉——其实，他这个所谓“唯心主义者”，常常比号称“唯物主义”的人，见解更高明、更深刻。因此，某一特定的个性是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原因正在于他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在于与他有关的一切社会关系之中。整个的社会环境，一切社会关系，都要直接的或者间接的（通过层层中介）作用到每一个个性上去，甚至在辽远的异国，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也会经过众多的媒介物，在一定的个性身上发生某种影响。例如，在非洲所发生的战争，会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影响，也会间接地与我们的国家发生一定的关系，当然也会对我们国家的个人发生一定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有时人们不易觉察、或不大注意而已，因为它的内部联系显得非常微弱，呈现出偶然性的状态；不如发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那么直接。虽然各种社会关系对个性的作用或强或弱，甚至弱到不易觉察，但是这种作用的存在是毫无疑义的，只要我们细细考察，总会在社会环境中发现形成个性的根据和条件。
我们所说的社会环境，既指世界上所有个性共同生活在其中的整个历史时代、整个民族、整个阶级的大的环境，总的一般的环境；也指围绕着每一个个性的小的环境，具体的个别的环境。而且总的一般的环境与具体的个别的环境，也是辩证的统一体，前者是一般，后者是个别，前者正是由后者所组成，并且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如果除去了围绕着每一个个性的具体的个别的环境，那末总的一般的环境也将失去依托、因而不复存在。正如同马克思在论述人口和阶级的关系时所说：“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同理，如果我们抛开具体的个别的环境，那么总的一般的环境也“就是一个抽象”。整个历史时代的大的环境，必须具体化为许许多多小的个别的环境，具体化为每一个个人直接生活在其中的特殊环境，才能对特定的个性的形成发生作用。在这里，社会环境（总的一般的环境和作为它的特殊表现的具体的个别的环境）对于每一个个性来说，一方面是外在的；另方面又通过对每个人进行直接和间接的作用，逐渐转化为个性的内在的社会特质，转化为他的内在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外在于个性的客观的社会环境，到内在于个性的主观的社会特质，这中间包含着环境造成个性的具体途径。关于这个途径，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所作的一些阐述，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不过需要我们加以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改造。
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中，黑格尔花了几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从所谓“一般世界情况”到“情境”到“情致”的转化演变过程，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就是从个性的外在的社会环境（总的一般的环境和具体的个别的环境）到个性的内在的社会特质的发展、变化过程。现实中个性的形成经历着这种过程；作为现实的反映，艺术也须在集中、概括的基础上描述个性形成的这个过程。而黑格尔正是从他的哲学的高度，理论地阐明了这个过程。所谓“一般世界情况”，黑格尔认为就是“艺术中有生命的个别人物所借以出现的一般背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定历史时代的总的一般的环境。这种总的一般的环境，对某一特定的个性来说，还显得太空泛、太抽象了，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一般的世界情况，它还没有显示出个别人物在现实生活的活动”。因此，总的一般的环境，“一般的世界情况”，“必须经过具体化，才见出情况的特殊性相，而在这种具体化过程中，就揭开冲突和纠纷，成为一个机缘，使个别人物现出他们是怎样的人物，现为有定性的形象”。而“这种更切近的机缘，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就形成情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具体的个别的环境。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正是总的一般的环境（“一般的世界情况”）只有具体化为某一个性生活在其中的具体的个别的环境（“情境”），才能对这一个性的形成发生作用。譬如在《创业史》中，作家柳青出色地把我国五十年代初期总的一般的社会环境加以浓缩，并具体化为围绕着主人公梁生宝的特殊的生活环境。梁生宝生活、成长、斗争的蛤蟆滩，成了那个时期我国农村一切社会关系、各种矛盾的集中点：有家庭矛盾，党内矛盾，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与富裕中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矛盾，农民与反动富农的矛盾，还有几千年的传统势力、历史的堕性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矛盾。再譬如在短篇小说《内当家》中，青年作家王润滋把当前这个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时代的一般的社会环境具体化为围绕着主人公李秋兰的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当前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在这个具体的特殊的环境中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艺术家必须善于创造这种典型环境。梁生宝生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各种矛盾之中，形成了他那为崇高理想而不屈不挠地奋斗，有决心，能吃苦，心胸阔大而又稳重细致的个性特点，展开了他丰富而又独特的精神世界；李秋兰在她所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矛盾之中，形成了她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随时保持清醒头脑而又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的鲜明性格。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典型环境形成典型性格，艺术家必须善于刻划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人物的个性形成的过程中，那本是外在于个性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通过人物与环境的不断的交互作用，逐渐化为人物的血肉，化为个性的内在的社会特质，正如高尔基所说：“阶级特征（其他社会特质也如此——引者）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的、深入神经和脑髓的、生物学的东西。”这种内在的社会特质，用黑格尔的专门用语，叫做“情致”——即“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的内容（意蕴）”。在我们看来，那“存在于人的自我中”的“情致”，不过是外在的客观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关系在人的主观中的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的烙印，也即个性的独具特点的精神世界。关于个性的外在的社会关系与内在的社会特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还打过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说：“世界与个体仿佛是两间内容重复的画廊，其中一间是另外一间的映象；一间里陈设的纯粹是外在现实情况自身的规定性及其轮廓，另一间里则是这同一些东西在有意识的个体里的翻译；前者是球面，后者是焦点，焦点自身映现着球面。”这不就是后来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差不多的意思吗？总之，个性的外在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球面”）是怎样的，个性的内在的社会特质（“焦点”所反映的内容）也就应该是怎样的。社会关系的诸多内容，都要印到个性这张纸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