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客观的社会环境，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人的个性所发生作用的力量，却是并不均等的，而是有主有次，有决定性的，有非决定性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人的个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经济关系，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处于原始社会极低生产水平下的人，其性格自然与今天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空间时代的人，很不相同。因此，还在一百二十年以前，恩格斯就曾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至于阶级斗争对于人的个性的决定性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自然，每一个个性也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不同的阶级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个性，每个阶级的人，必定或隐或显、程度不同地体现出本阶级的阶级特征。例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表现出多么巨大的区别和对立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说：“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这两个阶级的个性，必定各自受本阶级的制约和决定。尽管他们作为同一社会中的人来说，会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但这共同的东西也是通过他们不同阶级的个性表现出来的。例如，苏联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描写了一个红军女战士和一个白军军官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爱情，也描写了当这个白军军官看到他的队伍出现时，几乎本能地逃向同伙，而女红军战士在复杂的痛苦心情之下，也几乎是本能地把他杀死。这个故事说明了人的个性是怎样具体地受阶级关系的制约和决定。白军军官逃向同伙是出于其本阶级的本性，而女红军战士把他杀死，也是出于其本阶级的本性。他们之间在特殊情况下发生了爱情，这种男女之爱是同一社会中一种普遍人性的表现，但是人性之中渗透着阶级性，受制于阶级性。他们的个性之所以表现为这样而不是那样，最终主要还是被阶级和一定的阶级斗争情势所制约。
虽然经济关系，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对人的个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们绝非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在个性的形成过程中，尚有其他的社会关系：如民族的、时代的、历史—传统的、家庭的、职业的、思想文化的，等等，发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在所有这些社会关系之间，不管是决定性的还是非决定性的，又互相影响，产生一种综合结果。每个民族的人，在他本民族的特殊生活环境之中，必定形成带有他自己民族特征的个性。这里说的民族特征，不只是相貌、语言等等外在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内在特征，如民族风格、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习惯、民族爱好，等等。甚至某个民族还表现出某些方面特别发展的才能。黑格尔在《美学》中曾说：“临时编唱是意大利人的家常便饭，他们在这方面显出惊人的才能。至今一个意大利人还能临时编唱出一部五幕剧，其中没有一句是由记诵得来的，一切都从人类情欲及其情境的知识以及当前的鼓舞力量涌出来的。有一次有一位穷编唱家编唱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伸出一顶破帽子向四周听众收钱，同时还兴高采烈，不停地编唱，不知手之舞之，把收来的钱都抛散了。”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描写了同名女主人公因从小流落到吉卜赛人之中，因而从一个白人女孩子完全获得了一个吉卜赛女郎的民族特征。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一定的民族生活环境怎样造成了具有民族特征的个性。此外，由于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每个个性还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质：不同时代的个性表现着不同的时代精神的特点，同一时代的个性也因各种原因互不雷同；每个个性还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的特质：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定有所抛弃、有所承传，每个民族、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经济、政治、道德、思想、文化等等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也必定通过人而继承下来，因而也必定具体表现在各个个性上面，当然程度和方面会千差万别；每个个性还会具有一定的家庭、家族的特质，职业特质，甚至还表现出地方色采……
下面，关于各种社会关系如何有主有次、综合地作用在某一特定的人身上形成他的独特的个性，我们还可以举例加以说明。梁斌同志在《红旗谱》中创造了朱老忠这样一个革命农民的典型形象。朱老忠的鲜明的个性特点，是围绕着他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是他周围的所有社会关系综合地作用在他身上的结果。朱老忠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中，这个时期总的一般的社会环境的特点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村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灾难深重的农民阶级的反抗越来越强烈，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农民运动发生深刻的根本性的影响，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由高潮而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急；在我们党内发生了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尖锐斗争！这些社会关系都在朱老忠性格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但却是通过具体化为围绕着朱老忠的个别的生活环境而对他的个性形成发生作用。作家为朱老忠创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他生在一个富有斗争传统的家庭里，父亲领头同恶霸地主斗争，含恨而死，姐姐被奸污自杀，他自少年起被逼闯关东，开荒、挖参、淘金、做杂工，历尽人生辛苦，二十五年后回到家乡，和他的老对头地主冯老兰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但这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斗争，党开始领导这里的农民运动，朱老忠最后也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围绕着朱老忠的那个小环境，正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大环境的缩影，在朱老忠身上也像焦点一样集中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我们在朱老忠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可以找到朱老忠个性特点的内在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党的成立对农民运动的影响，使朱老忠有可能从自发斗争走向自觉斗争，使这斗争具有全新的意义，而朱老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朱老忠的家庭、自身以及和他同样状况的穷兄弟的悲惨遭遇，使他与地主阶级不共戴天、誓不两立，斗争无比坚定；他的复杂而艰难的生活和斗争环境，锻炼得他善于斗争、勇敢果断而又深谋远虑；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因而使他豪放开阔、心胸坦荡……从这些个性特点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阶级斗争在形成朱老忠个性中的决定作用。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朱老忠个性中这样一些成分：慷慨蒙爽、忠厚精明、拔刀相助、义重如山，这些个性特点，使我们想到古人所说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使我们想到梁山泊农民英雄的特点，使我们想到中华民族勤劳、忠厚、勇敢的优秀传统，使我们想到思想、文化、道德等等的继承关系。而这一切，在小说中是那样自然地被描写为朱老忠个性的内在血肉。小虎子（朱老忠）从手举大刀的朱老巩身上与其说是承受了自然素质的特点，还不如说承受了整个的精神遗产，承受了历代革命农民身上的优秀品德和性格特点。总之，从朱老忠身上可以看到他周围的一切社会关系。
以上我们说了“环境创造人”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人创造环境”。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决不是完全被动地承受环境的影响，而是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作为一定环境的主人，在承受社会环境影响的同时，通过自己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对社会环境进行能动的改造。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人必须依赖社会才能生存；然而，社会也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也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如果除去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社会也“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就不能成其为社会。正是由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中的个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各种形式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着历史，改变着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丰富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实践中吸收外界社会环境的营养，培养、丰富、发展自己的个性特点，包括自己主观感觉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特点。正是通过改造外在世界的劳动实践，眼睛成了人的眼睛，耳朵也成了人的耳朵，手才达到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实践活动，发展、培养了具有不同个性特点的主观能力：善于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善于欣赏音乐的耳朵，以及如同恩格斯所说：“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正是在人的能动的实践中，人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层层中介）把自己的主观力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作用到客观对象上去，作用到一定历史时代的阶级的民族的社会环境上去，留下自己的主观印记。在这个过程中，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自然人化了，人的本质对象化了，并且在对象上，在环境中，展开并发展了人的本质的丰富内容，展开并发展了人的个性特点（包括主观感受和思维能力的特点）的丰富内容。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基本都是通过矛盾达到统一而得到发展的。以最正确、最出色的斗争通过最尖锐最难以通过的矛盾，这样的事物必然光彩四射。人的个性的形成也是如此。人正是在不断地向社会环境的“出击”、“搏斗”中获得自己独特的个性，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在不断的行动中，使自己的个性放出光彩。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第三章中谈到人物性格的形成时，特别强调人物与“在本质上见出差异和冲突的情境”的关系。他认为，“只有通过矛盾对立，对立的某一方面遭到了否定和克服，行为和动作才能见出严肃性”，而且只有在植根于矛盾、冲突的“动作与反动作的错综中，艺术理想（也即艺术典型，包括典型的人物性格——引者注）才能显出它的完满的定性和动态”，也即才能显出人物性格的光彩。如果没有矛盾、冲突，人物性格只能是“平板”的，不深刻的，“见不出真正的严肃性”的。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代时曾经指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巨人，“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夫人的“热烈的性格”时，指出这是四十年革命运动锻炼出来的。恩格斯在论威廉？沃尔弗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时，指出，“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刻”，才能充分认识他的这一性格。毛泽东同志在谈到鲁迅的性格时说，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边偏倒的小草。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的反抗着呼啸着前进！正是在敌人的血腥“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从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性格怎样在矛盾斗争中形成。我们可以另外再举些例子。如，大风大浪中的渔民在长期同海洋搏斗中高度发展了他预测海上气象的能力，甚至在别人看来是风平浪静的丽日晴天，他能从不易觉察的细微迹象中预感到风暴的来临；有经验的老工人能够从别人听不出的微小的异样声音中，判定机器在哪里出了毛病；有经验的战士在战场上能从声音中辨别敌人飞机的架数、型号；等等。前面我们曾经以梁生宝、李秋然、朱老忠作例子说明环境怎样创造个性；现在，从另一方面来看，朱老忠、李秋然、梁生宝的个性也是在能动地改造环境中形成的。朱老忠不正是在他与地主冯老兰的长期斗争中，培养了他那有勇有谋的个性吗？李秋然不正是在同地主刘金贵的斗争中，在翻身以后以当家做主的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形成了她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敢做敢当、镇定自若、举重若轻等性格特点吗？而梁生宝的个性，也不仅是他所处的蛤蟆滩那个环境的产物，而同时是在他带领志同道合的战友们营造社会主义的蛤蟆滩的实践中形成的，这中间，通过了多少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考验呵！
总之，正是在人与环境的辩证的交互作用中，主体对象化了，对象主体化了，主体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将外在的社会关系变为自己内在的社会特质，同时又把自己内在的“本质力量”（马克思语）在社会环境的客观对象上体现出来……这样不断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丰富多采而又独特新颖的个性。艺术家若想创造出真正的典型形象来，就必须准确而深刻地掌握个性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不仅要看到并写出一定的个性“做什么”，而且要看到并写出他“怎么做”，即写出一定的个性为什么只能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内在逻辑。这也就是要善于创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
个性的第一个主要特征
从个性的形成中，一般的说可以看到个性表现出什么样的主要特征呢？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考察的。
我们看到，个性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无时无刻不处在合乎规律的发展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