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第五次军事围剿下，不得不离开江西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随一部分牵制敌军从事游击战争的力量留于赣闽边区后，在不成比例的敌我悬殊力量下，肯定多次感到了死亡的残酷与威胁。他也作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生命会在福建长汀画上最后的句号。
死对瞿秋白而说，并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17岁那年，母亲因家境困窘之极与流言蜚语的中伤，吞服烧酒拌和的两盒火柴头，在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痛苦折磨中凄然离世，这种不正常死亡的阴影从此便深深地烙印在他那忧郁而敏感的心头。自从投身革命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秋白也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而在他担任党的重要领导人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之久治不愈的严重肺病，更使他感到“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心中长期盘踞的念头，就是“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1930年初或是1934年8、9月间的情形，一连用了三个“休息”，并在后面打上两个惊叹号。人生有大休息，也有小休息，秋白所说的“休息，休息，休息”，自然是指离开人世的“大休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休息，对人生痛苦的解脱与灵魂的永恒安息。
尽管如此，当死亡真正降临时，瞿秋白还是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对人生的依恋与执着。
红军主力决定转移，秋白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大家一起长征。据吴黎平在《忆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中所叙，当瞿秋白突然得知自己将要继续留守苏区时，神色黯然，“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会后吴黎平邀请瞿秋白到他家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必将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把一个重病在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党性原则极强的瞿秋白除了服从外，终究是什么也没说。但透过神色黯然、一声不吭、大量喝酒等神态举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窥见到他那复杂的真实心态。秋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心胸狭窄的当权派王明等人是不会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带在身边的。当然，他们防备了瞿秋白，却疏忽了当时也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场“遵义会议”，就将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给全部改写了。
1935年初，国民党以十万多正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还有空军的协助，向坚守苏区的少量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伤亡颇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而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也愈加严重了。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从瑞金突围转移，取道香港赴上海就医，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及身怀有孕的项英妻子张亮。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江西瑞金，18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瞿秋白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正是汤屋的逗留给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与祸根。为保证瞿秋白等人的生命安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又抽调了200多名战士沿途护送。在汤屋，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他们昼伏夜行，安全地通过了敌人一层又一层严密封锁，于2月24日拂晓渡过汀江，来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桩岭附近时，阴沉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四天，他们攀山越岭，秘密行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早已疲累不堪。加之一路行来，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也就放松了警惕，决定吃个饱饭，避避雨，休息调整一下，下午继续上路。没想到一时麻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他们正在山上一户人家吃饭时，被地方武装保安团发现，立时遭到围攻。邓子恢突出重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身体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被俘。
瞿秋白与同时被捕的张亮、周月林按事先的化装及准备好的口供应对审讯。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在上海经营旧书店与古董生意，后又学过医术，在游历漳州时被红军俘虏，送到瑞金后在红军总卫生部任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等职。而张亮则是一名被红军“绑票勒索”的香菇客商老婆，周月林为红军护士，她们俩自然都用了化名。
瞿秋白被俘不久，便押解到上杭监狱。因从瞿秋白身上搜出黄金、港币等贵重物品，且随行人员大多携有驳壳枪，保安团怀疑所谓的林琪祥极有可能是一员共党“要人”。然而，不论敌人如何严厉审讯、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坚持最初口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林琪祥。因为事先有过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所以瞿秋白的年龄、外表、气质不仅与扮演的林琪祥这一角色十分吻合，其心态也相当从容，敌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准备放人了，只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证明身份，或是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就可以开释。
鲁迅、周建人、杨之华收到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来的信，得知秋白落入敌手，立时采取营救措施，找铺保，汇钱寄物。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遭敌袭击牺牲，其妻徐氏被俘，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在濯田地区抓获的俘虏中，就有共产党的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因为瞿秋白一行在汤屋停留时，曾受到万永诚夫妇的热情接待，徐氏自然知道瞿秋白的行踪。
后来，为追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无辜的张亮与周月林可谓背尽了“黑锅”，因为随行人员中，只有她们俩知道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一时找不到真正的叛徒，“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也就顺理成章并为多数人所认可。并且很快就有了一则关于张亮的传闻，说她出狱后辗转来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项英一见叛徒妻子，怒不可遏，不待张亮辩解，当即拔出手枪，将风尘仆仆的张亮一枪击倒在地。直到今天，这一传闻仍以讹传讹地在报刊、网络广为流布。其实，项英当时颇有耐心地听完了张亮的叙述，一同听完的还有曾山。张亮并非死于丈夫枪口，而是将儿子送往延安后，于返回皖南的乱世途中失踪。而活着的周月林更是惨遭折磨，解放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在一份国民党当年的报纸上发现“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的报道，且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等资料相互印证，才给周月林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并为她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办理离休手续。
当年指认瞿秋白的郑大鹏是一名被俘的苏区收发员，他虽然没有担任红军要职，但因工作关系认识瞿秋白。投降变节的郑大鹏于暗处证实，所谓的林琪祥确系共产党前任领袖瞿秋白。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瞿秋白作为要犯于1935年4月25日左右解送到设于长汀一中的国民党36师师部。以防意外，上杭方面派出一个连押送，36师派出部队中途接应。
瞿秋白刚被敌军抓获时，采取的态度是积极求生，期望等待。而身份一经暴露，秋白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对审讯的敌人坦然一笑道：“既经指认，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心里比谁都更加清楚，身份确认后无非面临两种结局，非死即降，二者必居其一。降非所愿，那么只有待死一途了。当希望破灭，早已作好赴死准备且曾经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瞿秋白也就彻底打消一切生还努力。从所有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就连破壁越狱这一羁押者最容易闪现的念头，秋白心中也从未有过。
而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及瞿秋白妻子杨之华，仍在想法营救。特别是对瞿秋白怀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深厚情谊的鲁迅，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他打算与陈望道一同发起公开营救活动，未获成功；又通过蔡元培的声望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内部打开“缺口”，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代表戴季陶坚决要求“处决”瞿秋白。
国民党36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多为清一色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师长宋希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对他的学问甚为仰慕。瞿秋白的身份暴露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再也不是普通囚犯的待遇，而是住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伙食按国民党36师师部人员标准，有时还加几两白酒。自师长宋希濂以下所有与瞿秋白打交道的官兵，都对他表现出相当的尊重，皆以“瞿先生”相称。
瞿秋白囚于一室，失去人身自由，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感到了自由的可贵与生命的紧迫，而给敌人的印象，却是从容而坦荡，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刚柔兼济的态度。瞿秋白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赋得一手好诗，还写得一手好字，刻得一手好印。国民党官兵知道后，求诗索印者不断。秋白也不拒绝，平日忙于革命及党务工作，难有吟诗刻印的悠闲，在“大休息”之前，重温一下昔日所学，也算是对人生的另一种总结吧。一有机会，瞿秋白还不忘向看守他的士兵宣传一些共产主义思想与道理。
这期间，敌人少不了要他写一些所谓的招供之词。在一篇长长的“供词”中，瞿秋白写的是苏区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国民党军队残酷的军事围剿予以严厉谴责。瞿秋白虽然深受王明路线的折磨与危害，并对肃反扩大化持有异议，但他坚持党性原则，在“供词”中并未透露半分。国民党文人赵庸夫曾对这篇“供词”作过一番“点评”“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
从隐瞒身份到叛徒指认，秋白的内心深处，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与艰难痛苦的转型——从希望到绝望，从绝望到坚强，从坚强到反思。
敌人外松内紧，瞿秋白深切地感到，生命的终点，正一天天地向他逼近。他知道死亡的不可避免，他不惧怕死亡，但总觉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件紧迫的事情没有完成。
自关押在长汀一中国民党36师师部后，瞿秋白那多病的身体，除有些咳嗽、头晕外，却没有生过一次大病。如果换了常人，羸弱的身体不堪精神重负，病情会更加严重。而秋白则不然，一种无可言说的力量支撑着他在人生的最后期限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便是他以惊人的坦诚留下的思想自述《多余的话》。
这是一件非完成不可的大事，又是一件不得不认真对待、慎重考虑的大事。写，还是不写？秋白进行过拉锯式的反复思想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不写的话，一些个人隐密将随着肉体的消亡带入坟墓，永难为人知晓；而将一些内在情绪、真实想法形诸文字，又会带来一种怎样的后果呢？也许会遭致敌人的利用，同志的误解。身份刚一暴露，秋白肯定就动过书写的念头，可直到一个多月后，也即5月17日，他才打消犹豫，开始动笔。
他不知道国民党会怎样处理他的文稿，是全文留存发表，还是断章取义、大加删改，或者干脆销毁了之？他更不知道自己的文稿能否送达同志、亲友手中，并且连如何处理、请人转达、秘密送出之类的努力也不曾有过。他不知道，也不想、不管、不问，只是凭着生命的本能，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内在冲动下进行写作，对自己人生来一次总结，向个体生命作一个交待，给复杂历史留一份见证。死亡的脚步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只有到了这样一种生命“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的最后关头，瞿秋白才抛开一切顾虑，进入亢奋的创作之中。
既然要写，就写真实的自我，真实的人生道路，真实的思想认识，真实的心理状况……不矫情，不掩饰，不诿过……当然，这也得有一个前提与底线，那就是不能暴露有关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机密。
再过一段时日，灵魂便从躯体脱窍而出了。于是，秋白就以这样一种即将来临的状态，让灵魂跳出肉体，对自己36年的人生进行一次全面客观的审视与反思。生死已不重要，功名利禄早已置诸脑后，正面的或负面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也不予考虑，个人荣辱更是不在话下，重要的是坦诚与真实，“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
于是，我们所见到的《多余的话》，便是一篇撇开了多重顾虑、超越了外在羁绊、达到了自在境界而留下的叙述——一份人生道路的真实记录，个体灵魂的深刻剖析，思想信仰的逻辑发展，复杂心灵的坦荡呈示。
秋白说他并无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不过想“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因为一些偶然的机缘与变故，他母亲自杀、家庭离散后，便独自一人跑到北京，挑了一个既不要学费，又不要资历的学校——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于是便开始了一段在他看来属于“历史的误会”的人生历程。“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在谁也不愿出面的情况下，不得不担当起俄文专修馆总代表之一，成为学校的“政治领袖”。李大钊、张崧年等人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秋白因为俄文及对社会主义最终理想产生兴趣的缘故，也就加入其中，并读了一些促进思想猛进的书籍。然后就有了机会去莫斯科，秋白原意，是想看看那“新国家”，并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地研究一下。适逢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秋白就当了他的翻译。陈独秀回国时，也就跟着一同回到了北京。在1925年1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五人常委会。至此，秋白完全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不得不放弃平生酷爱的文艺而全身心地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
瞿秋白笔下描叙的人生历程，真的就像一个苛刻者审视着另一个与他不甚相干的个体。没有豪言壮语，也不刻意装点自己拔高自己，只是凭着事实的真相与本色，静静地述说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置身国民党监狱，还能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一种豁达的胸襟、人格的魅力、高尚的情操顿时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