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共分裂之后，陈独秀退出中央，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在他担负共产党直接政治领导人的1927年7月至1928年5月约一年时间里，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与秋收起义。这三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挽救了共产党，也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秋白将功绩归于其他同志，说他只不过发表了一般的政治主张，因为对组织特别是军事不甚明了，也就完全听凭组织部军事部去办。这时，他对自己所扮演角色已明显地表示不满，觉得自己没干实事只在空谈，就想退出领导核心位置。而这样做，“又觉得好像是拆台”，他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终究说不出口。于是，秋白就在一种勉为其难的状态下继续留任要职，竭尽全力地工作着。无可形容的重负压在肩头，十天八天不安眠是常有的事，长期的消耗弄得他身体衰弱，精神倦怠。直到1931年1月上旬，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外力的作用除却了他内心一直想解脱而又难以启齿的重负，他当时的感受，是“觉得松了一口气”，终于得到了一个休息调整的机会，
在秋白主持工作期间，率领中国共产党摆脱右倾路线，闯过险遭国民党扼杀的难关，经历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难转折，功莫大焉。然而，秋白对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指手划脚一直不满，在他们的控制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他的所谓“盲动”，很大程度是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所带来的后果。苏联对中共的控制，除了不懂中国国情外，还有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事实，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几乎都是在围绕苏联转圈，为苏联服务，为苏联“保驾护航”，创造一种有利于苏联存在和发展的东方环境。于是，秋白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的想法，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提出批评，并在处理某些具体事情时得罪了联共。秋白的做法自然引来联共及共产国际有关领导人的忌恨，撤职打击也就在所难免。而此后深得共产国际信任重用并严格执行其方针路线的李立三、向忠发、王明等人也就在“左”倾的道路上一以贯之、“合乎逻辑”地越走越远，由盲动错误发展到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国共军事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乃至不成比例的情况下，冒险与教条使得中国共产党惨重损失，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
瞿秋白虽然早就不想担任要职，但共产国际的粗暴作风、宗派主义、政治打击仍让他感到压抑与不满，体面而愉快地离开领导职务，才是他心中的渴望所在。
我曾多次捧读约两万字的《多余的话》，感受最为深切的，就是瞿秋白的一生，总是处于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作用于他的身体，一种无可言说的痛苦与沉重、压抑与灰暗、勉强与无奈撕扯着他的灵魂。
秋白出身于世代读书做官的绅士家庭，儿时的生长环境与生活背景决定了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绅士意识及贵族知识分子气质，“一种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然而，他不得不时时压制这样的意识与情感，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创造新的情感、新的理智与新的意识；他个人最为爱好的是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然而，他不得不撇开所爱投身到不感兴趣的政治组织工作之中；他只想在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名教员，而那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却让他当上了共产党的领袖；他是一个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也不敢的懦弱书生，却不得不领导共产党开展所谓“杀人放火”的武装暴动；他在做着繁重的政治工作时，心中想着的，却是“替别人做的”，每次开会也希望早早结束，好回到属于自己的个人天地；他内心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独到见解，却不得不受命于共产国际，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他内心有时软弱得如同一个“婆婆妈妈”，可有时却坚如钢铁；他认为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可又不得不在党内党外进行一系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他身体虚弱，1919年就得了吐血症没有好好医治，而1926年的肺结核已使他的生命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可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迷的几天外，其他时间，都在一刻不停地学习、工作、思考……
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人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一个人，能够这样地解剖自己、审视自己、反思自己，暴露内心真实世界，点中自己的“穴位”，道出自己的弱点，敢于承担，勇于自责，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除了瞿秋白，在我心中还没有他者与之比肩。当然，也有过类似解剖自己的文章、书籍，他们不是囿于时代局限、个人见解、狭隘视野，就是矫情伪饰、刻意曲笔。唯有瞿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
秋白一旦撤职，也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他虽然还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教育部长等职，但多属“清闲职务”，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还得遭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宗派主义、左倾路线的迫害。据有关资料记载，就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陆定一也有意避免与瞿秋白接触，以免引起他人的猜测怀疑，遭致更大的迫害。
在压抑与迫害的沉重氛围中，秋白没有怨天尤人，仍是以一副坦荡的态度，将成绩归功于别人，错误归咎于自己。他对自己那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二重人格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客观效果，视为敷衍、消极、怠惰。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至于身后的一切，他不愿顾及，也不是他所能顾及得了的。只要自己以一颗赤诚之心，坦荡地对待一切人与事，包括历史，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这就够了。
瞿秋白任凭自己的情绪与本真一吐为快，在尽情的倾诉与流畅的文字中，潜藏着的分明是杜鹃啼血般的生命绝唱。快要完篇时，秋白面对即将到来的“伟大的”休息，无可掩饰地流露出对生命的执着与依恋，他想再读一读自己喜欢的书，尝一尝很好吃的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国豆腐。然而，这种依恋如火花般一闪即逝，一个历经坎坷跌宕，遭受无情打击的沧桑之人对人生不会作脱离现实的空幻美丽之想，于是，他赶紧收住笔墨，以前所未有的决绝凝重地写道：“永别了。”
如果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也就不致于遭到后来的一些误解与批评。然而，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研究者，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后人的视野与言说之中。正因为有了这不得不说的《多余的话》，瞿秋白在我们眼中，才变得如此丰富而真实、立体而深刻、伟大而浪漫。面对《多余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虽经官场政治历练而不失赤子之心，虽存在一定的缺陷却有血有肉，功业虽然不甚圆满而人格却超拔伟岸的真实灵魂。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个体生命不可能没有弱点与缺陷，关键在于能否直视自己，勇于承担。有些人曲意掩饰了，或者说刻意拔高了自己，我们见到的只不过是其人生某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部分与侧面，这样的形象难免失血与苍白、单调与单薄。
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对人生也就没有半点留恋与遗憾了。在等待死刑的最后时刻，他的心境，进入了少有的平和与平静。当一切喧嚣远去、繁华凋尽，一幕轰轰烈烈的活剧就要落幕的最后时刻，瞿秋白享受着他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宁静与旷达。然而，国民党免不了要来干扰他的心境，打搅他的宁静。一位有着如此卓著声望的共产党领袖落入他们手中，自然要竭尽心力地争取，改变其信仰，纳入彀中为其所用。国民党南京军委会曾派专员劝降，无功而返。临刑前夕，中统特务、训练科科长王杰夫与叛徒陈建中又从南京前来长汀，充当劝降说客。“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早已作好引颈一快的瞿秋白，仍不得不面临人世的各种诱惑。当然，无论什么样的权威，无论什么样的诱惑，也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与初衷，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增加一段插曲，留下一个新的亮点而已。
1935年6月17日夜，与瞿秋白有着较多接触的国民党36师参谋长向贤矩又一次来到他的囚室。向贤矩这次来不是与秋白聊天，也不是求诗索印，而是私下向他透露蒋介石下达的处决密令。
这是一个既短暂又漫长的夜晚。该说都说了，该写的也写了，该做的也做了，面对早在意料之中的死神，瞿秋白神色沉静而安详。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并不平静。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作为宇宙中的万物之灵长，在一种同类间的残酷争斗中悲惨而逝，特别是像秋白这样对佛教有过认真研究，对人生有着深邃洞见，在本质上属于知识分子的学人，关于人生的道路，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本质，人类的未来等等等等，肯定想了很多很多。秋白在5月间摄于汀州狱中的一张照片背面，就透露过一种与佛教有关的深刻的虚无：“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下面还有一段小字注释：“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没有资料记载秋白在最后的一个晚上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当执行命令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及特务连连长廖祥光进入瞿秋白囚室出示枪决命令时，只见他正在伏案疾书一首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此诗并非创作，而是唐诗集句，诗前秋白标有一段注释：“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诗后对当时挥笔录述及36师要员正式下达处决令的情景也有所记：“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面对行刑者，秋白平静地说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又从容不迫地写完跋语，并特意署上“秋白绝笔”四字。
做完所有这一切，秋白毫无挂碍、神态自若地走出囚禁了一个多月的小屋。行刑者也为之肃然起敬。师长宋希濂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既震惊，又感动，默默离开了那间堂屋。”
从36师师部到刑场罗汉岭约三华里路程，途中得经过长汀中山公园。秋白缓步而行，来到公园凉亭，让人拍了一张遗照。面对亭中早已备好的四碟小菜、一瓶美酒，他一边自酌自饮，一边与如临大敌、紧紧押随的行刑者谈笑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中快乐，辞世长逝为大快乐。”
对于秋白的行刑，宋希濂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从长汀一中到罗汉岭刑场由警卫连全线戒严，禁止百姓观看。出中山公园，秋白沿途用纯熟的俄语唱《国际歌》，又唱《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秋白高呼所唱，没有普通大众，仅有的也只是行刑的36师国民党官兵。但秋白仍忘我投入地高歌呼喊，完全出自内心的坚定与需要。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讨厌伪饰，拒绝表演，崇尚本真，也看重自我。
站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上，秋白知道，这里就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之地了。他环顾四周，青山在目，田畴满眼，盎然的绿色让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与依托。他盘腿坐在地上，对慢慢举起枪托的刽子手微微一笑，又点点头道：“此地正好，开枪吧！”
秋白的生命，在枪声的尖啸中以36岁的短暂春秋划上了句号；秋白的神态，在视死如归的从容中凝成永恒；秋白的灵魂，在赤子般的坦荡中与大地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