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自由或死亡》的文字版和电影版都给我震撼与激荡。使我感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天生就跟英雄与伟业相联系着；“不自由毋宁死”，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宣言，亦是英雄实现的一种图式。
现在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靡软温颓的生活气象，令人不可忍受，便渴望呼吸到一点儿英雄的气息，便率然再读《自由或死亡》。
《自由或死亡》，卡赞扎基著，王振基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卡赞扎基是新希腊文学的缔造者之一，生于一八八三年，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他曾被选为希腊社会党高级议会主席，并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由于不能容忍英国凌驾于希腊之上，使希腊无法摆脱屈辱地位，便断然辞去公职。从此离开祖国，定居法国，继续为自由、和平事业而奋斗。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他的代表作，又是他的信念之作。文学与信仰的高度统一，使他赢得了被压迫社会的广泛尊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曾于一九五七年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郭沫若和茅盾等的亲切接见。感于中国人对他的崇高礼遇，他写了歌颂中国的文章，并把包括《自由或死亡》在内的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的版权赠送给了中国作有协会。
重读《自由或死亡》，感到它与中国的英雄主义诗篇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非概念化。
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不是神灵与圣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成懦夫；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行为。善与恶互相渗透着，英雄与懦夫互相转化着，一切都缘于生活本身的变化与诱惑。在他的小说里，英雄会随时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没有大功告成的终极胜利，有的却是自我不断的迷失而又得救的过程。因而，英雄的产生不是教条的产物，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生活之赐、人性之赐，是美好的人性受到时事挤压之后的裂变与突变。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一部英雄史诗，又是一部平常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正如一九五六年法国《知识生活》所说：“小说气势磅礴而又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理所当然地置身于世界文学巨著之林。”
《自由或死亡》的几个英雄人物均是男性；他们英雄气概的迷失与复得，亦集中体现在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上——
在土耳其未进犯之前努里·贝是个好汉，其标志在于，他拥有了克里特最美丽最风情的女人爱米奈。爱米奈有雪白的胸脯、优美的腹线，身上常常散发出蚀人心魄的麝香。这一切，让克里特的权贵人物米哈伊队长心中不快；他想铲除掉努里·贝。因为努里·贝是个异教徒，米哈伊便有了行动的口实，他要努里·贝离开克里特。当要求被拒绝之后，米哈伊在爱米奈面前捏碎了一只酒杯，显示自己的男人气概。敏感的爱米奈懂得男人的心，便提醒她的丈夫努里·贝：
“砸碎一个曼陀林，你能行，努里，真的，你能行。”
然而，宽容的努里·贝并没有以牙还牙去砸那个曼陀林，而是主动表示与米哈伊和解。因此，好汉努里·贝在女人心中的地位陡然下降了：从英雄变成了懦夫。米哈伊从此获得了心理平衡。后来，努里·贝终于遭到暗算，伤了阴囊，失去了男性雄风。在绝望中，他用匕首刺进了自己的心脏，悲壮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米哈伊终于以能够拥有爱米奈而称雄了，却痛苦地发现，他的伙伴波里辛吉斯队长捷足先登，成了爱米奈的情人。他开始鄙视爱米奈井与伙伴展开了无情的明争暗斗。正此时，土耳其人进犯了，在民族危难关头，两人只好一致对外，但内心深处，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痘。在一次战斗中，米哈伊得到爱米奈被土耳其人劫持的报告。出于一种本能的爱，米哈伊放下正在战斗的渡里辛吉斯支队，悄悄地离开了主战场，去救爱米奈。米哈伊中了土耳其人的离间计，爱米奈得救了，但渡里辛吉斯的队伍却受了重创，两人的分歧愈来愈深了。
这时，米哈伊陷入两难境地：他既想拥有美丽的女人，又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充当拯救者的角色；他想主动放弃爱米奈，又经不住她美色的诱惑。在时局逼迫面前，他感到爱米奈是个障碍——她的存在，涣散了他的战斗意志，分散了他与波里辛吉斯的战斗合力；美色像一条温柔的绳索，羁束着他建立功业的英雄壮举。于是，男性内心的软弱，使他决定了一个最有悖于人性的选择，把美丽的女人杀了——
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间中央，慢慢拔出匕首，屏住气，踮着脚史，迈着轻步走到床前，伸出左手，揭开毯子。这时，女人的胸脯露了出来，发出白光。米哈伊的眼睛顿时显得明亮，但思想仍然阴郁。熟睡的女人轻轻叹了口气，动了动。她准是做了一场没梦，因为她在撇笑，嘴唇在动，像是悄悄地说几句秘密的话。来哈伊低下头去，在长明灯的微光照耀下，刀刃反射出一道末光，然后猛地一下，刺刃插进白色的乳房，一插到底。爱米奈叫了一声，眼睛睁开了一刹便又合上了。她看见并认出了米哈伊，既惊又喜，既是疼痛又是责怪，都在这一短促的最后一瞥中闪现出来。“哎呀！”这男子汉全身被痛苦所撼动，发出一声吼叫。他迅速地拔出武器，一时妄想对方不致丧命，但为时已晚，爱米奈的眼睛已暗淡无光。
这是一段凄美得令人心碎的文字，读到此，我失声大哭——为美丽的无辜者而哭。
爱米奈消失了，两个男人又重新结成英雄的联盟，毫无牵挂地，亦是决绝地走上反抗侵略的征途。最终，高喊着“自由或死亡”的口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雄便如此而诞生了。
那么，是谁给了英雄的自由？不是英雄自己，而是英雄的祭品——无辜的女人。
这不禁使我想起水泊粱山的诸位好汉与英雄，比如宋江、武松、石秀、杨雄等，他们劈荆斩棘的英雄之剑上，哪一个不沾染着女人的鲜血！这些英雄的本质，都是怯懦的、好色的，有着双重的人格：他们有享乐的欲念，经不住世俗的诱惑，对女色的觊觎与占有是一种代表。这构成他们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障碍，所以他们惶恐而自卑；但他们个个都好面子，便把一切归罪于女人，从鄙薄到斩除，以消灭女性来医治他们六根不净的致命伤。这路英雄的心理，已有人描刻得极其深刻和细致了，那就是“新感觉派”的作家，比如施蛰存。他的《将军底头》和《石秀》可以算是经典文本。
由此看来，无论中国，无论希腊，世界上的英雄之途差不多都走着相同的轨迹——是女人的血，或者说，是人性的淬火，才使他们的懦夫之剑，有了英雄的钢性，他们都有着并不光彩的“出身”。
也不难看出，男人的天性是享乐的，容易迷醉于世俗的快乐。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能否拥有和享受女人为荣誉的标记；在战争年代，是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树起反抗之旗，但贪恋享乐的劣性，使他们不得不以牺牲女人作成就英雄的前提，换言之，和平时期，男人是以拥有女人的利益为荣；战争年代，男人是以牺牲女人的利益称雄。无论如何，英雄的在线，总是以对女人的占有为点击。
于是，一想到英雄的桂冠上常常沾染着无辜女人之血，我们敬慕的眼神便有些黯淡了。那么，从感情上，我们便真的痛恨战争与不义了。
正由于《自由与死亡》揭示了英雄产生的真实样相，它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便穿越了时空，沐浴着我们凡屑的心灵，让我们更加渴慕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