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太浮躁了。
浮躁的标志，是连一个三流的影星都成了“文化偶像”。我不是冬烘之徒，不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对外界的浮躁，是能够容忍的。况且，外界的浮躁，可以使世界有生气，不断产生新鲜景象，供我们看，供我们回味。但主观浮躁了，却不是好事，容易让自己找不着北，容易让自己失身，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把过眼云烟当成价值追求，最严重的时候，别人把自己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一个严肃的、端庄的人，知道内心浮躁的滋味：它可以使自己感到活的无足轻重，生活中的一切都毫不神圣；它能让人自轻自贱，把美看成淫亵，把本分看成欺世，把甘露看成油汗——人性因此失去了尊严。
所以，在浮躁得百无聊赖时，我有一个本能的自救之途，便是选择阅读，而且是阅读大师们的经典之作。
因为阅读一部经典，亲近一位伟人，情绪立刻就沉潜下来，心性恢复到理智与严肃字纸里人性的光辉与尊严，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尊贵——不禁慨叹到：生之而不易，是切切不可游戏的。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进入暑期在心情浮躁，百无聊赖之下，买了一本译林版的全译本《歌德谈话录》有心无心地翻阅起来。
事实上，这书我是有的，早在十年前，就买了一本朱光潜的译本。
但当时没有读。插到书架上之后，就渐渐忘了。当时没有读的原因是有的：一是我觉得歌德太不正经，在耄耋之年，还把一个青俊的二八少女拥在膝头，生少年的情腻与激情。二是他的诗章和小说也是滥情的产物，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比如《亲和力》除了抑郁和怪诞之外，没有本质而深厚的东西。至于《浮世德》，虽是公认的大剧，但我觉得它是一种观念之作，“寓意”太多，毫不亲切，两个人物亦不让人喜欢：浮世德矫情，靡菲斯陀油滑，悲壮得可疑。
十年之后，心境变了，对人对事也有了客观的尺度，觉得不妨再重读一下歌德。但从架上取下朱光潜的那个译本，书页已被虫蠹得残脆，每翻一下，都有屑沫浮起，有悲凉感。想到新近有了译林的新版，且是全译，便凄然一笑，断然去了书店。
最初，是斜倚在床头的，翻着翻着，情不自禁地坐了起来，最后，竟至移到桌案上去了。
是一种敬意使然。
谈话录这种自由的文体，使歌德把自己毫无遮拦地展开了，让人看到了他真实而复杂的人性。他原来是一点市侩气都没有的，坦率得像个不懂利害的儿童。他的言谈听凭着内心的驱使纯情地道来，毫不掩饰，让人感到，因为没有筹算的机心，他的放纵其实就是正经。
在开篇不久，我便读到了他对“谈话录”的记录者艾克曼说的一句很性情的话——
但愿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正默默无闻地工作，因为归根结蒂，获取世界观和经验的最可靠的和最纯洁的途径是默默无闻地工作。
他的这句话击中了我，让我感到了他的真诚。其实与其说是他的真诚让我动情，不如说我喜欢他这样说。因为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你不要迷信我现有的盛名，伟人的声誉，只来自一个“纯洁的途径”，便是默默无闻地工作。
这样的说法，一下子消弭了伟人与凡人之间的隔膜，所谓伟人，无非是最辛勤的劳动者而已。
因为是劳动者，便不会装腔作势地说“字儿话”，以标榜自己的“不凡”，而是朴朴素素地道来，率性地说着心里想说的话。整个谈话录中的歌德，正是这样。所以，整个阅读过程，他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无一丝厌烦。
许多“文学的指导者”都极力鼓动人们去搞什么“宏大叙事”，不如此，就好像不配当作家似的。然而在《谈话录》中，歌德却坦率地说：“你要注意，不要写大部头作品，许多最优秀的人，那些最有才华和最勤奋的作家，正是由于贪图大部头作品而受尽苦难。”他毫不隐讳地解释说：“如果你脑子里总是想着写一部较大的作品，那么旁的什么也不会产生，许多思想都被拒之门外，这样，你会长时间地丧失生活本身的乐趣。”他的话，在我这里是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我是写过几部长篇的，深刻感受到了长篇小说写作对作者的“精神奴役”。这与散文随笔写作有很大的不同，散文随笔是“性情写作”，可以随时抓住生活提供给你的一切材料，随时捕捉到瞬间闪烁的一些思想火花，这样，你总能写出好作品来，每天都能享受到写作带来的生活快乐。
所以，歌德之所以汪洋恣肆地写了那么多作品，到了晚年还能有《浮士德》那样的大制作，是“快乐写作”涵养了他。
于是，我有理由得出一个结论：丰厚的创作成就，其实来源于写作者把自己的“瞬间的生命感受”随时随地地记述下来，而不是拉开架势搞什么“创作”。
现在，几乎所有的严肃的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感受：前人的伟大对后人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从所有的深度和高度上把全部的人性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简直就是无事可做了。这种感觉，一进了图书馆的浩瀚氛围，就变得更加尖利和深刻。
其实这种感觉在歌德的时代，就已经变得极其强烈了。他在提到莎士比亚时感慨道：“只要心悦诚服地意识到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位深不可测、可望而不可即的优秀作家，谁还有勇气提笔呢？”即便这样，他还是把自己成就为与莎氏比肩的人物。
原因何在呢？第一，他是个天才人物，天分垂青于他。第二，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判断。他既承认莎士比亚的不可超越性，但又清醒地认识到：“莎士比亚虽然始终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可是我们毕竟会深信不疑，他精神上的许多奇迹还是可以理解的，有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那股强有力的创作风气。”因此，他得出结论：时代、时代精神，是产生伟大人物和伟大作品的前提条件。
羁陷于书斋，匍匐于书本，你将被历史文化所覆盖。被放大了的压力，会让你喘不过气来，必将导致创造激情的丧失，无所作为的意念会让你目光黯淡，心灰意懒，自甘陷落。于是，一个写作者的前途和生命所在，便是把自己融合于时代，捕捉和传递时代的信息符号，作“时代精神”的记述者。
因为，人类在不断进化，社会在不断进步，每个时代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递进链条，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供奉”。
这几乎是写作者存在的惟一理由。
所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条件有三：一、时代；二、作家与时代的融合；三、人格独立的自由创作。关于第三点，用歌德的话说，就是“不受干扰的、天真无邪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
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相比，缺乏“宏伟”的品质，但是，却不影响它成为“划时代”的伟大作品。因为歌德所处的时代，沉闷的传统规则对渐渐开化的人心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抑，“无为的忧伤”演化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的情绪；对“典型情绪”的“典型反应”，自然就给作品赋予了经典意义。
这个事实告诉今天的写作者，远离人群、与世隔绝的主观想象，是很难写出伟大作品来的。
歌德也明确地对艾克曼说：“多数青年作家惟一的缺点，就在于他们主观世界里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又不善于到客观世界里去寻找创作题材。即便是去寻找，充其量也只是找到与他们想象的、与他们心意相迎合的材料，而全然不顾及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这本来是历史性的缺陷，但现在却是愈演愈烈了。所以，一些很有品位的读者说：“我基本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因为它们不重要。”
文学的边缘化，使我们的许多作家变得焦灼和痛苦。
这跟他们的文学观有关。他们对文学有期许和奢望，他们想从文学中获取什么。
而歌德的创作之树为什么常青不老，且老干常发新翠？盖他把文学本身当目的，而不是名扬四海，高官厚禄。他说：“我真正的幸福，在于我把心思集中在诗歌和创作上。”他认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把个人才智和高度教养变成一种“公共财产”。正如一个农人，他能把谷物供奉给世人就很快乐了，从没有想到，要让人们在品味新米的芬芳的时刻还要记挂他的汗腥。
这种无我的供奉使农人变得朴实无华，这种纯粹的心境，使他充实而幸福；至少，他不会有节外生枝的痛苦。
歌德在谈到自己的自传《诗与真》时阐述了一个观点：一般来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时期是他的“发展时期”，一旦他定型了，对外界的兴趣和对幸福的感觉就钝化了。
他的这种体验未尝不可以用来比兴作家的创作——作家的重要时期，是他的创作过程；作品的成就过程，也就是作家的“成长时期”，在这个期间，他得到了激情的体验和心灵的扩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还迷执于创作的成果，奢望从作品上再“额外”获取什么，他的痛苦就会接踵而来。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即：作家的潜心创作和保持作品的“原创性”问题。
有过一点创作实践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做浮浅的模仿时，当我们进行“应命写作”时，总是希望尽快做完手中的活，对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少兴趣。而当我们潜心写一部“发乎内心”的作品时，我们总是在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细节上认真打磨，孜孜不倦，我们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享受着最纯真的幸福，便担心完成得太快，断送了自己的快乐，便不地断提醒自己：慢些，再慢些。
歌德的灵魂在晦冥中朝我们微笑，他说：
我的孩子，你们的感觉是对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总是在工作中感到快乐。
他言犹未尽，接着说：
才能较低的人则对艺术本身不感到乐趣。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只是想到一件完成了的作品能给他们带来多少报酬。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