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热销，我认为是因为他描摹的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活情景和记录的在物质迫压下人们精神流变的心路历程。这正暗合了国人现存的生存状态，引起了人们在情感上的呼应。
在这种“记录”中，衬上春树最得力的作品，当属他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他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寻羊冒险记》和《象的失踪》等，虽然也有深刻的揭橥，但“意象”之境遮蔽了生活的“现实”，既有形而上的深刻，也有形而上的枯涩，所以让人不能卒读。村上春树自己也说：“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以未经世俗浸染的非现实性来弄清我们周围的现实性。”因而他把后几部作品写成了揭示现世本质的“寓言”。寓言是豆灯蜡盏的静心读物，它的“微光”穿不透霓影红尘在人心上的厚重氤氲，对情感的冲击就弱了，也就很难引起共鸣了。
其实《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亦非什么了不起的大制作：寥落的几个人物，寥落的几爿场景，寥落的几段故事，寥落的几番风情——虽然“寥落”，却是“时尚”中的情、景与波澜，是现代人的生与死、性与爱、灵与肉和虚与实。这正是当下读者所关注的话语焦点，迷惘的人们正可以从中找寻到自我“救赎”的生命消息。
商品社会，人们的情感与生活面临着双重矛盾：物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矛盾。古典哲学对人的阐述有一些基本的命题，比如，“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灵魂生活是人类生命的内在本质”、“人类的上帝就是生活着的自己”等等。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也坦陈，他生活和写作的理由就是他“经常性地而又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深度”。也就是说，人对精神生活有着本能（本质）的要求。因此，人与外在的物化世界的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消费时代的到来，使这种冲突变得更加激烈了，达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
在现实中，人的生活遵循两种规则：一种是尊崇内心，尊崇自我的个人化生活原则；一种是被秩序规束，被时尚约定的社会化生活原则。遵从不同，人生走向和生活方式则不同——前者，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做哪些事；后者，则是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做哪些事。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鲜明个性的人，都想做“我想做”的人，都想过一种独立自由的个人化的生活；然而，“我是个凡人，却遇上了一个非凡的时代”，消费时代强烈的竞争法则，使“我”必须具有“市场”的物化物征，必须适应时尚的潮流，否则，便不能安身立命，更遑论自己的灵魂生活。《舞！舞！舞！》中的“我”，是一个有强烈的个人意志的人，甚至连一朵普通的微笑，也能区分出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甚至与妓女的一次做爱，也能感受到有多少私人成分。他认为，私人属性是内心之真，是真情；公共属性则是一种表演，便于“消费”。他拒绝“公共性”的结局，是他被众人遗弃，成了“边缘人”。他感慨自己的处境时说的一句话令人唏嘘不已——“我的人生简直就像在老核桃树顶端洞穴中的一枚干果，昏昏然等待春天的松鼠”。于是就有了人生幻灭与无奈。为了缓解令人窒息的无奈，他只能寄情于酒、色与流浪，不甘于被物化，却反而要求助于“消费”，这是现代人的生活真相，作品的现实感不容置疑。
读了村上春树的作品，感到现代人的彷徨、颓唐与虚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合理的——这是内心抵抗物化的自然反应。因为不甘心，所以才彷徨；因为要触摸人性，所以才感到痛苦。精神从来没向物质妥协，只是尚未找到内心与外在的沟通的津桥。可以说，村上春树的人物，都是在寻找灵魂引渡的桥梁时或欢歌、或悲哭，或生、或死。其精神所指，均不虚妄。
在《挪威的森林》中，“我”的第一个恋人直子，代表着内心；而另一个女孩绿子则代表着外在。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使“我”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以至面对生活的来路，甚至不知“身在何处”。作品的昭示意义在于，在内心欲求与外在诱惑的两难选择中，决断力的缺乏是痛苦和无奈生成的重要原因。直子的病友玲子给“我”的一封规劝信中的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我们）不可能像用尺子测量长度、量角器测量角度和银行计算存款利息那样毫厘不爽地生活。”
人的决断力总是从生活的磨砺中来，内心的规避不利于决断力的养成。在我们尚无足够的心理定力的时候，我们是否不要太急于把人生纳入自己的轨道？如果我们不想因自己的偏执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被动疗疴，那么，就应该心胸豁达地融人生活的河流，披红尘，历俗雨，强化我们的承受能力，铸就一种健全的精神人格。村上春树的人物，差不多都从乌托邦之境，被迫回到现实中去了，好也受得，孬也受得，自己的日子不会有别人替过。
其实，不仅是消费时代，自有人类以来，人都面临着我“想”做与我“应该”做的两种选择。人类历史证明，只做我“想”做的人是圣人：既做我“想”做，又做我“应该”做的人，是智者；只做我“应该”做的人是凡夫。这是人生境界的三个层面，如果我们不做虚妄的“超越”，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升上去，人生的幻灭感可能会少一些。人的自我“救赎”，或许能成为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