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一月十日，因《死魂灵》而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给友人瓦·安·茹科夫斯基的信中说：
对不起，亲爱的！每天我都准备写——但都被不可思议的不愿意写制止住了。
真是不可思议，一个被视为文字天才的大作家，居然“不愿意写”！
为此，我对“不愿意”三个字做了变体处理并加了下划线，为的是引起阅读者的特别注意。
好像是二00三年的九月，在北京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上，我对止庵先生的创作多产表示敬意，我说：只要打开读书类的报刊，包括著名的《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刊》和《中国图书商报·图书评论周刊》，几乎准有你止庵先生的文章，你的创造力何等地强劲啊！
止庵摇摇头，面色阴郁地说：你这样说，我一点也不会得意，因为文章背后所经受的煎熬，时时让我想到放弃——跟你说实话，我居室里的床，离电脑仅有一米多的距离，但是，要想从床上爬起来坐到电脑跟前去，开始一天的写作，要跟自己的惰性较很长时间的劲儿——我真的不情愿写，甚至时时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而情愿摊散在床上，慵懒地阅读，或者在影碟机里放一张盘轻松地观赏——所以，咫尺之间，要花费万里长征的心力——写作的勾当，真不是人干的活儿。
从果戈理联想到止庵，不禁想到，作家笔下的文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像泉水一般喷涌的，而是心血缓慢聚结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对灵感的耐心等待，对生活的痛苦思考，对思想的痛苦提炼，也包括对准确字词的艰难捕捉。所以，一个严肃的写作者，从床头走到案头——从生物状态步人灵魂境界——不仅仅是个才智的调动和运用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有没有足够的毅力支撑的问题。正如从黑暗和苦难中走出的人，反而有恬淡的心态和灿烂的笑容一样，作家的那些浪漫和雅驯的文字，其实是经受了精神的苦役之后才有的一种书面状态。
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联想，缘于我本身就是一个在文字之途上已跋涉了二十年的写作者。
我常常经历这样的情况：一个新颖的观点突然出现在脑海里，使我兴奋不已。我急切地走到书桌前，想把它生动或完整地表达出来。但写下几行文字之后，却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要想把那抽象而又缥缈的思绪固定住，需要准确的叙述（词句）和与之相对应的意象，但是这个意象我总是捕捉不到，写下的字句总是似是而非、词不达意。心情便被败坏了，头脑变得混乱，甚至出现空白。这次的写作，便宣告失败。
搁置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便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然而，期待中的意象和字句还是没有如约而至，思绪再次陷入困顿，不禁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莫非你本来就不具有写作之才？
于是，即便心存不甘，也不敢再贸然动笔了：对失败的担心，使我望而却步。
所以，对果戈理和止庵所说的“不愿意”或“不情愿”，我是能够理解的。
还有一重理解，就在于他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与一般的写作者不同，他们是“成熟的写作者”。
旷日持久的写作生活，使他们对文字质量有了自觉的追求：他们加高了写作的标杆——既不想重复自己，更不想重复他人——写作的出发点，不再是能不能写出文章，能不能发表文章，而是能不能写出独特和“原创”性的东西，包括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意象、独特的情感、独特的人物和独特的文体、独特的语言，等等。这种书写状态，便是文坛里常说的——难度写作。
所谓难度写作，就是写作者不安于已有的成就，不安于驾轻就熟，不向已有的情感向度、思想深度和写作规则妥协，而是不断地向卓越的境地冲刺，试图创作精品、成就经典，因而进入不朽的写作追求。
这岂止是不降格以求！实际上是个向自我局限不断挑战的过程，颇有些唐吉诃德的味道。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系写作者的自我局限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
局促的生命空间，有限的生活阅历，狭窄的情感体验……从根本上制约着写作者的思维方式、心灵境界（眼界）、思想深度……
生得局限，身陷凡常，却要追索超越和独特，那个境界，真是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这就注定了“成熟的写作者”的痛苦生涯——
杰出的诗人海于，虽然有着“在最远处，我最虔诚”的豪迈，但他的神经最后还是崩溃了，到死亡的黑甜之乡，去寻求解脱了。
果戈理为什么发出“不愿意”写的哀叹？因为他太追求不朽了，所以，《死魂灵》的伟大对他来说，既是光环，也是阴彰，他日后的写作便成了一种艰难的跋涉。他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苦心经营地写完了《死魂灵》的第二部，但是因为不满意，竞一把火把它烧掉了。从此以后，他心灰意懒，一蹶不振，不久就病死了。
为了超拔文字，他们承担了过重的生命压力。
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借人物萨克斯特的嘴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的人带着感激知足的心情接受了自己的天赋；有的人却对自己的天赋不领情不满意，所想到的只是自身的缺陷（局限）甚至放大了这种缺陷，变得难以忍受——因此，为了心安，他们只对克服缺陷挑战局限感兴趣。
这段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认知角度：像海子和果戈理这样的写作者，是有着极高的天赋的；凭着这种天赋，他们就完全能够写出非常出色的作品，也就完全可以坐享到中常资质的作家所享受不到的写作快乐。然而，他们放弃了，而是朝着天赋之外的精神苦旅进发。于是，这种执意于卓越的写作者，就具有了苦行者的成色——他们不仅远离了物质上的享受，也远离了世俗意义上的精神享受。
而在东西方的生命哲学中，都有这样一种思想：适当的享受，是才智的食物。
这一点，我相信，他们是明白的；之所以决绝地放弃，是他们更明白，享受往往还会引发愈惰。
这不禁让我想到日前看的一张影碟——《耶稣受难记》。
《耶稣受难记》虽然是一部好莱坞版的传记片，但是却给人一种“颠覆性”的震撼，因为它对耶稣的受难过程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在影片里，犹大对耶稣的出卖，并不是在危急关头的变节，而是他接受了耶稣本人的秘密指令，指使他在关键的时刻履行一个对上帝的使命——把耶稣的形迹主动供给罗马人。因为这时的耶稣，人间的快乐、现世的温情，使他为上帝献身的意志不像原来那样坚定了，产生了一种“不情愿”的情绪，多次自问：那个救赎人类罪恶的人为什么必须是我？上帝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
于是，为了最终履行“人之子”的使命，他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力，切断自己最后的退路。
这是一个被还原了人性面目的耶稣，使他更加伟大，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更强化了芸芸众生对“信仰”的敬畏！
由此看来，果戈理们的“不愿意”，与耶稣的“不情愿”具有相同的性质，是信仰者和圣徒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远离“享受”，就是为了远离“动摇”，毫不怠情地步入精神的“耶路撒冷”。
所以，从床头移位于案头，小小的一个空间距离，却是人类从肉体状态进入灵魂状态的一个转化界面。这是一个神圣的精神指标——完成这最后。一步的跨越，灵魂便从肉体的羁绊中涅盘而出！那么，写作者所经受的咫尺之艰，便具有了极为庄严的生命意义——
他们痛苦的写作生涯所承受的苦难，便不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人生苦难，而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苦难——有了他们，人类的精神才有了那样的深度和那样的高度；他们为整个人类，赢得了生存的尊严和价值。
这就是人类敬惜字纸、敬畏精神的理由。
另，咫尺之艰，恰恰是一个人性的证明：杰出者，不是没有弱点，而是他们有战胜弱点的意志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