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废奴主义者，不是林肯，而是一个叫罗伯特·哈代的工人。
哈代是个技艺娴熟的箍桶匠，当时年仅三十岁。他孑然一身，脸色苍白，体形瘦弱，少言寡语，为人拘谨，似乎甘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他耽于幻想，酷爱读书，神情独异，因此不被人接受，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健全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突然有一天，宣布自己是个废奴主义者，而且是毫不掩饰地、公然地宣布了。人们大吃一惊，感到他大逆不道纷纷要求用私刑把他处死。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说丁一番富有情理的话，才使他免遭一劫。牧师说：哈代精神失常了，不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因为主张废奴是一桩滔天大罪，精神健全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人们相信了牧师的话，不仅允许他继续胡言乱语，而且还把他当成一个笑料，开心逗趣。这让哈代难以承受，他恳求众人相信他是个精神健全的人，是诚心诚意主张废奴的。然而他越是认真，人们越是觉得他可笑。他终于忍无可忍，痛切地说：你们如果不体恤黑奴，并采取行动恢复他们被剥夺了的权利，要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杀人事件，就会血流成河！
人们置若罔闻，以更为顽劣的心态忽略他。
一天，有一个黑奴从几英里外的县城帕米勒逃来，在依稀的曙光中欲乘独木舟去更远的地方寻求自由，却不幸被一名村警抓住了。哈代闻讯，毫不犹豫地前去营救。在格斗中，警察被误杀了，情形变得不可逆转。哈代在帮助黑奴渡过密西西比河之后，依然返回，独自前去自首。
人们再也笑不起来了，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了真相——他平日所说，不是胡言乱语，而是他心中真实的信仰。
在审判中，没入出面为晗代杀人作证。人们的虚荣心，使他们不甘于这样做。
哈代终于被判了绞刑。整个审判过程，哈代是唯一的证人——他自己证明自己有罪，自己把自己送上了绞刑架！
新闻界最大程度地报道了哈代事件，使藉藉无名的一个箍桶匠成为南北议论的焦点，甚至在许多人心中，他成了英雄人物。哈代原来的生存环境更起了微妙的变化——跟他一起干活的箍桶匠们发现：他们不是变得更重要起来，就是被人不屑一顾，这全要看他们与刚刚崛起的那位名人关系的程度而定。有两三个确实跟他关系密切的箍桶匠成了众人敬慕的对象，使同事们大为眼红。
一个名扬天下的殉道者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不到一个星期，哈代居住的小镇上就有四名游手好闲资质平庸的青年人也宣布自己是废奴主义者。为了引人注目，他们公开结社，且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包括限制居民活动，暗杀反对派，爆破教堂等。令人发指的暴力事件使他们终于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一个对教堂实施了爆破行为的叫乔伊斯的青年，在绞刑架前也学哈代的样子发表了言辞生动的演说，欢叫一声：“我终于出名了！”
对此，马克·吐温在《一个奇怪的历史片断》中议论道：
往往可以肯定，率先向人们奉为圭臬的制度发难的人是真心诚意的，但他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则可能是一些江湖骗子和抱有个人目的的人。只有他本人是出于至诚——他的整个心曼燃烧着抗议之火。
然而，在民众服里，这种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是看不到的。他们看到的是，无论真诚的信仰，还是作秀的表演，都是可以博得大名的。他们敬慕每一种荣誉，对每一种声名都津津乐道。
其实，拿破仑早就说过：“庄严与滑稽之间，仅有一步之差。”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日，奥地利皇后维多利亚女王在日内瓦被暗杀。
消息传来，人们既震惊又茫然——
皇后是个天大的善人，从没有开罪过人，这样的厄运怎么会落到她的身上呢？
在性格上，皇后集天下女性的温柔于一身，被广泛崇敬和爱恋；在品质上，她趣味高尚，心地善良，怀有崇高理想，悲悯天下众生。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保持着朴实无华的禀性。一位英国渔夫的妻子说：“当得知有人遇到困难时，她不是派人去帮助，而是亲自来帮助——天哪，要知道，她是一国之王啊！”
在国民眼里，皇冠被女王用来装饰抚恤别人，而她自己却使皇冠生色。
这样一位圣母式的完美女性，无论如何是不应该暴死街头的！
而最后的真相，加重了事件的悲剧色彩——
因为凶手并不是女王的政敌，也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起码的是非标准，没有丝毫的个人信仰和政治用心的荒野草民。他曾是一名平凡的士兵、一个蹩脚的石匠和一个无能的跟班，他的动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我想出名。
他说：王位和王室是人们注意和议论的中心，对女王下手，可以爆得大名。
人们唏嘘不止。
但是，当凶手被惩办之后，悲剧马上就转化成了滑稽剧：人们只保留了极短暂的愤怒，之后是不平，是嫉妒，是对杀人犯莫名其妙的敬慕——
市民公然说：“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纯粹是出于偶然；不当国王的人之所以不当国王也纯粹是出于偶然；我们都是用同一种泥土制成的，凭什么就我这抔泥土这么差劲儿？”
司令官：“他在我的军团里，这是不会错的。”
上校：“对，他是我团里的人，一个野汉子，我记得很清楚。”
中士：“你问我认识他吗？嘿，就跟我认识你一样。”
如此等等，说的兴高采烈，听的啧啧称羡。所有的人，不论地位显赫还是卑微，凡是跟那个杀人犯曾经有过接触的人都在暗地里沾沾自喜，且都要急迫地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就像让人分享一种莫大的光荣。
难道皇后不再是人们心中的圣母？不，依然是的。
既然如此，为何赞美小丑？嘿嘿，这有什么关系？
两种情感居然会并行不悖，让人不可思议。
在法国的历史上，有个民族英雄，人称圣女贞德。一四二八年，英军占领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方的要塞奥尔良城。在举国颓丧的危急关头，这个仅有十六岁的农家少女主动请缨，率军六千，迎头反击，重创英军，扭转了战局，谱写了一阙千古神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功臣，却被本国的封建地主出卖了，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被英军俘获。按当时的规则，法国教会支付了一笔赎金之后把她赎回。事情的性质从这一刻起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教会并没有把她树为爱国的楷模，而是诬为女巫，判处火刑。单纯的少女深感震惊，在法庭上她指着那面她曾高举过的战旗激动地说道：“这面旗帜领受过重任，赢得过荣誉。”
这就是她被宣判的原因。
作为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她生活在文明世界边缘的一个破落的小村庄里，她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也没接触过任何大人物；她从没有骑过马，没见过兵器，也不知道士兵的模样；她没读过书，也不识字，一本《教义问答集》所灌输的内容是她全部的学识。就是这样的一名村姑，居然会领兵打仗，在战马上驰骋，且足智多谋，屡建战功！这不符合常理，因此，她没理由不是女巫。
依审判者的逻辑，在国家和历史的舞台上，有资格表演的应该是教会和皇族。她的出现，是个异类，是僭越者和剥夺者。
因此，她陷落于自己的大德，她全部的罪行，就是自己的天才、义举和对民族的至爱。
卑贱的表演赢得荣誉，高贵的义举反而遭到构陷，庄严与滑稽之间，岂止是仅有一步之差？有的时候，几乎就是同一种东西。
圣母维多利亚与圣女贞德，均是“表演”的牺牲品——
恢宏的剧目得不到嘉许，卑劣的杂耍当然要寻隙登场。
经典里的智慧和生活中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么一个事实：
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纯粹而健全的心智，人人都有精神上的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人人都惧怕寂寞、都惧怕被遗忘。都要拼命地去表现，以期得到人们的注意，得到人们的认可。
马克·吐温把这叫做“玉米面包观点”。
他在《玉米面包观点》一文中解释道：生活中的人们，对自己的认同，并不是依据自己的实际观察、独立思考和内在价值，而是依据周围人们对自己的反应，包括人们的评价、认可和关注程度。这是个普遍现象，包括孩子。每个孩子都乐于引起别人的注意，为此，不少任性的孩子，为了吸引家中来客的注意力，往往会弄出令家长难堪的乖戾举动。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的举止即便乖戾，因为没有机心，还来得率性和直接。到了成年人那里，表现就复杂得多了，且辅以种种包装和掩饰，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芥川龙之介的《东京小品》中有一篇名为《镜子》的短制，很耐人寻味——
一个美妇，女儿都五岁了，可她本人还像少女一样漂亮，好像一枝总也开不败的春蕾。但是，眼角上毕竟爬上了不易察觉的纹络，她本人也意识到了。因此她每来拜访，都要刻意地打扮一番，而且还装出随意的样子，紧紧挨在芥川身边，娓娓地与他谈书论画，表现出一种适度的风雅。但是，闻到美妇身上忽浓忽淡的脂粉味，还是对她产生了“轻微的恶意”。
芥川先生是个智者，心地敏感，美妇的表演，即便不露痕迹，也被他察觉到了。
帕斯卡有一个著名的警句：“假如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世界历史或许将是另一个模样。”
克里奥帕特拉不是一般人，而是埃及的最后的一个、且极具影响的女王。这个警句便有了这样的含义：位居权力中心的人，或者是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利的人，他（她）身上的一点一滴变化，都会左右社会的状况，影响历史的走向。换言之，拥有了绝对实力的人，自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无需再进行额外的表演。
正是这种效应，使普通人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如果你既没有高贵的出身，又没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嘉言懿行，再没有圣女贞德的天智奇才，甚至连芥川家的女客的那种最起码的美貌都没有，而且不幸地你又不安于寂寞、不甘于被“边缘化”，那么，你就只有走上表演之途了。
更不幸的是，在一般的“表演者”那里，往往是既没有罗伯特·哈代那样真诚的信仰，也没有刺客那种铤而走险的勇气，因此他们不会上演激烈的剧目，比如正剧、壮剧，甚至悲剧，只能上演一些闹剧、荒诞尉、滑稽剧，甚至是一些叫不上名目的荒郊野剧。
但是，普通人一般都好面子，都特别注重名节和礼数，所以，明明是低级表演，却也要有堂皇的理由，庄严的阵势，优雅的面容。高明一些的，会迎风拉一面先锋的大旗，逆势发一篇另类的宣言，或暗箱操作，迂回取胜；质素中常的，则巧立名目，卖弄乖巧粉饰包装，自我标榜；智力平庸的，因拙于心计，不工运作，便像孩子一样使气弄性、发飙弄狠，制造出一些突兀的怪音，拨弄出一些烦人的惊悚——一旦被问责，会立刻露出委屈和无辜的表情：我本事性之人，何错之有？
总之一句话，既想出名，又要名誉——表演的光荣，就在于欺世盗名。
然而，事情远没有这般简单——自以为是的我们，因为并不具备芥川龙之介的那份智慧和敏感，所以，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表演者最忠实的看客，迷醉地欣赏，真诚地鼓掌。
更多的时候，是善良的人们，加重了表演者的砝码。
有一个人群是最懂得表演之道的，那便是文人阶层。
偏颇离奇的思想，疯狂怪异的举止，阴郁暖昧的容颜，种种表现，无不与表演有关。
马克·吐温说，疯狂是文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
雪莱说，疯，即是与众不同。
文人知道常态的写作容易被人忽视——即便常态写作往往是健康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要反其道而行之，做非常态的文本表演。
他们往往置人类朴素、真实而健全的生活与情感而不顾，极力呈现变态，无限放大私秘，竭力表现虚拟，且美其名日“难度写作”。
他们贡献的文本，文字泥沙俱下，情感荒诞不经，思维混乱不堪，但是，你不能说不——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传达了上帝的声音，文质高贵奇绝，美轮美奂。
你也可以兀自说不但是，你要有勇气背上不懂文学，不会写作，水准低下的恶名。
你承受了这样的恶名之后，事情并没有完。他们会对你穷追不舍，以文坛指导者的身份给你传经布道，逼迫你接受他们的所谓标准。也就是说，你耍甘于当他们的提线木偶，与他们同台表演。否则，你的文章就不能在他们把持的刊物上发表，你就不会得到公平的评价，你就不能安静地在文坛上立身——他们不仅要诋毁，还要铲除。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了贞德的命运——
在火刑柱上，当火焰从贞德的脚下燃起，而她恳求让即将死去的嘴唇再亲吻一下她视为神圣的十字架时，答应她这可怜的请求的人并不是朋友而是敌人，是一个监视法国教会法庭的英国士兵。这个英国士兵，感于她法国同胞的冷酷无情，把一根棍子在膝盖上折断，扎成她如此热爱的那个象征递给她。
我们对文学的尊重和真诚，给我们招致了仇恨——你不参与表演，你就是敌人，你就得下课；而且，你没有资格得到应有的理解和体恤。
这种莫名其妙的屈辱毁灭了多少文学的赤子！
我们之所以还顽强地写作着，即便悲愤，即便绝望，也摇摆着不肯倒下，还是缘于对文学的信念。我们还有最起码的理性，知道那些表演者最终的归指不过是为了出名而已。我们遥望着维多利亚女王的余影——皇冠被女王用来装饰抚恤别人，而她自己却使皇冠生色——文学被我们用来悲悯众生、涵养人性，而我们自己耍使文学生色、赢得荣誉！
还有一点，我们毕竟不是那些表演者认为的那种白痴，不多不少的生活阅历，不多不少的思考能力，使我们还具有着最基本的判断——他们的所谓标准，不是什么公理，更不是能让人圭臬行之的绝对真理，而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畸形嗜好，私人趣味。
马克·吐温从时间深处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他说——
以我几十年的吸烟史来看，我喜欢吸的烟，并不是真的好烟，之所以认为它最好，是因为我喜欢。所以，不存在任何品评的标准——至少是没有真正的标准。每个人自己的偏好就是他惟一能接受并服从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