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睡之后，是慵懒的，抬一抬手腕，好像连握管展卷的力气都没有。
便仍想睡去。既然个体的人，在这个广大的世间是那么的无足轻重，又何必醒呢？
然而还是醒来，因为依着人间的惯例，午后的时光“人”应该是醒的，紧闭的门，是抵挡不住敲的。你应该衣冠齐整地为他人预备着，即便你是个“私人”，又居停在私人的空间之中。就如一句俗语所说：做人就应该有人样。
坐在沙发上，随手翻一本萨福的诗，以此等待一个什么来客。那个人并没有来，整本诗集却读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整个思绪都被萨福萦绕着，倒也感到一种意外的充实。
古希腊的萨福是很“私人的”，因为她的生平几乎是个空白。但是，后人却根据她的作品和一鳞半爪的记述，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历史的“全人”，供别人思量与拷问。直让你感到，只要你有了一个名字，旁人就会给你组织起血肉，让你有“人样”，成为公众人物。所以，纯粹的“私人化”，是不存在的。
对萨福的阅读，给我一个印象：少有哪个上古人物，在欧美的文学史中，像她那样被如此经久不息塑造成品像迥异的种种神话。她的声音被篡改、被发明、被模拟、被重构，到了任意的程度。人们根据自己的情趣和欲求，“还原”成自己需要的那样。
和萨福时代相近的希腊立法家棱伦（公元前635一前560年），在酒会上听到自己的侄儿吟唱萨福的诗，极为欢爱，立即请侄儿教他。一个友人问他何以这般急切，他说：“我学会了它，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米格雷（约公元前100年）在他编选的《希腊诗铭集》的绪言里，以花喻诗，他称颂萨福的诗：虽然不多。但朵朵都是蔷薇。历史学家狄奥尼索斯（公元前一世纪）赞誉萨福诗的风格，评论道：“永远选择最豌妙最和谐的字眼，追求悠扬的音节，已达到优美动人的效果。”
以上的几位都是君子，都有端庄的理趣，他们只流连女诗人的诗美，而不兴味于她的身世，这时的萨福便有神圣的状况，便是：婉妙与雅洁。
在中国，第一个介绍萨福的，是周作人。一九一四年，他在《中华小说界》上著文说道：“（萨福的诗）情文井胜……譬如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在中国老派文人眼里，萨福岂止是一个“雅洁”了得，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看来，在以“精神”为着眼点的人那里，东西方的趣味是相近的，至少是相通的。
但是，在另一种趣味“引导”下的“破译”就不同了，萨福不仅“卑微”、“低贱”，而且是“污浊”、“变态”的象征。
一种说法是，萨福名下的作品，其实是口头文学的集成，因为她不仅不通诗艺，甚至是否能够阅读都值得怀疑。所以，“萨福”只是个符号，是和“萨福的诗”没有关系的。
因为萨福组织了一所女子诗歌学校，专门向来婚少女传授诗艺，那种亲热唱和的场景还被陶画描绘下来，又因为她的诗中对女子表现出一种特别盼热情，有人就认定萨福有畸形趣味，是个同性恋的爱好者。安·卡尔森在她的萨福新译本的序言里就写道：“我们只知道，萨福爱女子就和她爱音乐一样深。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行吗？”这是欲擒故纵别有用心的暗示，因其暧昧，就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对萨福“形而下”的好奇，便使女诗人的“蝶衣之美”湮没在一片风尘之中。
到了后来，萨福的“沦陷”味道就更浓了。人们把萨福之死，归结为对一个无足轻重的男子之爱。这个男子居然是个别无长物的渔夫。他名叫法翁（Phaon）无知无识，且放荡成性，唯一的资质，是有一副好皮囊。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约公元前342一前292年）写了一部《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称萨福为了对法翁无望的爱，从卢卡斯的悬崖投海自尽。在奥维德的诗里，更是把萨福这种失去自我的“委身”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爱过上百的人——作草的爱——可是现在，你这冤家，以前为众人所有的现在属了你一人。
这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内心独白，似乎比女诗人的断简残篇更凄楚迷人，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一种伧夫心理：女人的卑贱，是男人的快乐；女才子的卑贱，更是男人的欢宴！
这迎合着一般人的心理，对杰出者的无奈与嫉恨，使他们愿意看到高雅被庸常蹂躏，那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不禁让人联想到，普希金如果不是被枪弹击中，拜伦若不是死于疟疾，雪莱要不是意外地溺毙，他们便不会那样地被世人尊敬和爱戴。杰出者是不能活得好的，更不能长寿。正如中国八的一句老话：寿则多辱。
到了公元二世纪，在萨福离世将近八百年，有限的记载漫漶得更加模糊不清的时候，人们连起码的顾忌都不顾忌了，索性把她彻底演绎成他们希望的那样——萨福“相貌丑陋，皮肤黝黑，身材矮小”。
至此，人们心中的不平，便彻底平息了。女诗人的丑陋，与凡常人的弱智，扯平了。
从萨福身上，我深刻地体会到，所谓“人样”，特别是公众人物的“人样”，是众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和想象塑造和推演的，与人物的本来面目无关。
依古希腊的历史风情和萨福的个人处境，萨福本真的“人样”，似乎应该是这样的——
萨福的作品是一种叫“歌诗”的东西，它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用来唱和的。荷马史诗之后的古希腊诗歌，是在竖琴（Lyre）伴奏下演唱的——这也是Lyric（抒情诗）一词的起源。演唱通常分合唱与独曲两种，独曲总的特征是体质短小，音节简单，具有个人化的风格。萨福所作，多为独曲，再揉以亲密的音调，便形成了被后人称之为“萨福体”的格律。
由于是“歌诗”，作品的发表，当然是多以“唱”的形式，所以流传，也是得益于爱好者的传唱。其中的一些有心人，为了抵御忘却，便用文字记录下来。所说萨福不通文字，是因为人们难以看到她的手迹。还有一层原因，是书写的困难。那时的书写，是写在一种叫“芦纸”的特殊材料上的。那是一种稀缺纸张，本性节俭的萨福，是舍不得用的。然而——
芦纸卷子，萨福歌诗。
这个意象有多美啊！尚未垂目，心已经就醉了。
芦纸卷子被人从墓穴里挖出之后，由于时间的风蚀，即便是小心翼翼地揭开，也会有一条条、一片片地破碎的，萨福的歌诗就残了。诗句便有断续的空白，就跳跃、就跌宕，像爱的呓语一样，需要用心猜读。这种无意的残缺，竟被庞德“提升”为一种主义，即：意象主义。偶然的历史事故，反而被认为是一种精心策划的现代美学，给萨福蒙上了一种揣摩不尽的神秘。这种神秘，既成就了她也损害了她——人心深处，既有明媚的底色，也有不良趣味。
说到萨福与未婚女子的关系，还是跟歇诗的性质有关。少女是喜歌唱的，那种亲密的旋律与她们的心率是共振在一起的。在歌诗的神圣氛围之中，她们会忘记现实的哀愁（沈从文就说过：美丽是哀愁）。从本质上说，萨福的声音——女儿和女性的声音，“挣脱”了希腊城邦父权体制的钳制，骄傲地宣扬了文字和书写的力量。这是一种“非法的热情”，被体制和传统“催眠”了的群体和个人是很不习惯的，被视为“变态”，而不被“见容”，便是很自然的事。
那个世道，以后的世道，是以女性的“失语”为前提的。便可以说，萨福是因为拥有言说之美而被塑以“恶形”的。
或许，这样的解读，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误读。所幸的是，萨福生前就清醒于这种种的误读，她在一首歌诗里写道——
经常/那些/我以温柔相待的人/伤我最多。
伤害并没有摧垮她对人类的信心，她温柔的内心，反而增加了一种更坚韧的东西，她说：“我对你们，美丽的人啊，永不会变心。”
这样一个愉悦的人，怎么会为一介屑小的渔夫而自贱投崖？“歌诗”的皇后怎会凭空就俗媚了呢？
还是周作人的意象好：譬如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