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超负荷的阅读和写作，使他的视力衰退很快。为了能恢复点视力，他这位吸烟成癖的人说戒就戒了烟，可惜对视力帮助并不大。由于要考虑自己的“形象”，在公众场合他尽量不戴眼镜。
写作一开始，将军便和夫人伊冯娜商量，将回忆录所得稿费的大部分用作为残疾儿童所设置的慈善信托基金与其他选定的慈善事业费用。这笔信托基金即“安娜·戴高乐基金”，是1946年戴高乐辞职回到科龙贝教堂村后着手设置的，并在同年内建立、开放了残疾儿童保育院。院址是附近一座占地15公顷的树林地带的城堡，由圣雅居的修女们自告奋勇充当保育人员。虽然两年后安娜不幸死于肺炎，但保育院却一直继续向残疾儿童开放。
建这座保育院几乎使戴高乐倾家荡产！他的全部收入即那笔准将的养老金，开销了家庭的必要费用之外，连来客都只能以白开水款待了。到1951年，戴高乐已到了不得不将房产抵押出去的地步，是乔治·蓬皮杜帮助他摆脱了困境。
乔治·蓬皮杜是后来戴高乐亲自选定的第五共和国的总理，将军之后的法国总统。他是著名的法国师范大学毕业生，1944年进入将军的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将军辞职后，他便成了将军的得力助手，领导了将军的私人秘书处，并充当了他的财政事务代理人。在社会上，他的公开职务是罗特希尔特银行总经理。他利用职权之便为将军弄了笔贷款，使将军安然度过经济难关，安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
这时，有好几家出版商在竞争出版戴高乐回忆录。戴高乐选中了出版过福煦、霞飞、普安加雷、克莱蒙梭、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著作的有名的普隆出版社。戴高乐也切望分享与那些世界级伟人同列的声誉。
1953年秋，蓬皮杜开始进行出版谈判。这时第一卷已快完稿。伊冯娜劝将军改变死后才出书的打算，趁在世时出版全部著作，挣回稿费以敷家用。1954年4月22日，戴高乐夫妇请普隆出版社的业务经理和文学部主任夫妇共进午餐，以庆贺出版合同签订。
写作《战争回忆录》耗时六年。这部近150万字的宏篇巨制是将军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将军最后成为成熟的政治策略家的催化剂。第一卷《召唤》，出版于1954年10月，第二卷《团结》出版于1956年5月；第三卷《拯救》，出版于1959年9月。时间跨度从1940年写到1946年，每卷2年。在对“六一八”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中，由于事过境迁，使他能站在比较客观比较冷静的立场来重新检讨自己的行为，并且能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自己的行动。
对于将军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并没有把辞职看作是卸掉了为法兰西应负的责任。在回忆录中，开头第一句他就写道：“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他阐述了他的旗帜为什么是洛林十字旗，因为几个世纪以前的圣女贞德，就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了法国人拯救了法国。而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法国的重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政就不能再一意孤行，而必须讲究策略，“因为我代表着正统”。
这种变化在1958年他当上总理后就很容易发现了。当时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如果按1946年时的性情，他会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并以辞职相威胁：“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而这时，他则聪明地利用休息时间和议员们套近乎聊天，并恭维他们：“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这话，那些试图竭力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过去，将军是多么藐视甚至敌视他们啊！他们鼓掌喝彩，赞成给将军想要的权力，阻力都变化为动力了。
所以，这套回忆录一出版，便立即成了畅销书。到1963年12月底止，不算外文版，每一卷都印行了插图本3万册。第一卷印行普通本22. 8万册，平装本27. 3万册；第二卷各印16. 9万册和22. 5万册，第三卷则是18. 6万册和 22. 5万册。这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或政治家，都是些值得大庆特庆的数字！这么大的数字所带来的稿费，不仅使将军偿还了贷款，充实了“安娜·戴高乐基金”委员会的钱柜，而且使法国红十字会和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以及科龙贝教堂、教区，都得到了将军慷慨的捐赠。
将军尽管能从写作和妻女的关切中获得慰藉，但是，长期的退隐生活使他的忧郁之情有增无减。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所频繁遇上的危机，每次都证实他对这种制度的抨击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每次都又缓过气来，尽管是奄奄一息，就是不肯断气，徒增将军的意外和失望。
在埋头写作的六年中，将军保持每星期三、四到巴黎去的习惯，以会见一些访客。久而久之，来访的知名人士越来越少了。到1957年底，夏尔·戴高乐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被人忘却的人。人们只是把他作为历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记在心里，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称道几句；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再没有人认真地把他看作是可以拯救法国的人了。
3 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
历史演变中的逻辑力量就是这么可怕！18年前，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不相信戴高乐关于外敌的无情的预言，结果几乎使民族陷于毁灭；12年前，第四共和国的诸公也不相信戴高乐那关于内政的几乎是讨厌的预言，结果，法兰西民族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危险的内乱！而且，这两次大危机，都说明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多党政体，确是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但不到大祸临头，它又决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仿佛它本身就是专为戴高乐而生，不如此就烘托不出戴高乐的高大伟岸似的。
现在，第四共和国终于走到它的尽头了。
据历史学家们分析，当时想推翻第四共和国者并非都是希望戴高乐东山再起的人。他们按一般分法可以分为四大类：戴高乐分子，极右分子，将军们和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通常称“黑脚”）。他们的动机各种各样，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个大的共同点：都反对政党制度。其中最明智的当然是戴派人物，他们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了将军上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主张。
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米歇尔·德勃雷、雅克·苏斯戴尔和沙邦—戴尔马。参议员德勃雷不同于后两人，他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里曾担任过共和国的委员。他从没向第四共和国低过头让过步。他是个犹太后裔，一个拥护宪法的能干律师。他在历次内阁危机中（第四共和国共更换过24届内阁），都大声疾呼要求戴高乐出来执政。在越来越少的戴高乐的忠实的追随者中，最坚定的就数他了。他曾写过一些辛辣有力的小册子。这次，他写了一本名叫《统治我们的王子王孙》的书，对政客们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又创办了一份火气十足的期刊叫《愤怒的来鸿》，大肆宣传只有戴高乐上台才能克服危机捍卫法国。后来，他在将军开创的第五共和国担任第一任内阁总理。
雅克·苏斯戴尔与德勃雷不同，他曾向旧体制做过妥协，曾使戴高乐因而与“法兰西人民联盟”断绝关系。但是在最后阶段推翻旧政府又是他出力最多。当时他担任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1958年4月15日，他一篇用词严峻又充满激情的讲演竟促使费利克斯·加亚尔内阁倒台，从而造成了第四共和国的倒数第二次内阁危机。
沙邦·戴尔马此时正在加亚尔内阁担任国防部长。他有名亲信叫莱昂·德尔贝克，驻在阿尔及尔。德尔贝克参加过抗战运动的战斗，参加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目前的正式职务是国防部联络局的“技术顾问”。他是一个北方工业家的儿子，天生就是个有组织才干的人。他很快就建立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情报网，并开展了为戴高乐上台做准备的宣传工作。驻阿尔及尔的法军总司令萨朗将军就是大受其影响的人之一。
极右分子虽然不如戴派人物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在使巴黎的政客们精神惶恐不安、行动日益不灵方面却起了重大作用。他们的四个领袖人物中，有两个文官和两个将军。他们最爱搞阴谋但又不切实际，认为推翻第四共和国而实现自己当政的目的是十拿九稳的事，所以行动也很得力。
军人派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但他们的动机倒不是想自己执政，而是出于对政客们的积怨。二战结束以后，他们几乎立即就被卷入了长达7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由于政客们的拆台，他们遭到了越南奠边府战役的惨败；而半年之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又把军人们拖入了另一场又长又臭的战争的泥淖，并且因镇压革命者而使法国军人名声狼藉。他们认为政客们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军人荣誉的出卖，现在他们感到另一次出卖就要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们在经过几乎连续作战12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现在已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儒奥将军，他本人也是个黑脚。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精锐伞兵师顽强的司令官马絮将军。
还有所谓黑脚，即白人移民。他们除了在主张阿尔及利亚必须仍属法国这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以外，也是捏不到一块儿的，什么看法都有。当时他们在议会里的发言人有四个，通称为“四枪手”，即苏斯戴尔、皮杜尔、安德烈·莫里斯和罗歇·迪歇。这四个人之中只有苏斯戴尔一人是戴派，其余三个都各有自己的政治关系。
上述四大派别的黏合剂，或者不如说是轰垮第四共和国的导火索是阿尔及利亚的命运。1954年11月一些“穆斯林恐怖分子”在阿尔及尔发生叛乱，被法军镇压下去；农村的革命军也被法军一步步赶到了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在军事上，法军是胜方。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革命战争，不论在法国人民之中，还是在联合国，革命者都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而第四共和国的政客们，则正在起劲地玩他们的换届游戏，把法军晾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接着发生了萨基埃特事件。1958年1月11日，来自突尼斯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在一场伏击中打死了16名法军士兵。法军司令官没与政府商量，便径直决定给突尼斯人一顿“教训”。2月8日，法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猛烈地轰炸了位于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交界处的萨基埃特西迪优素福村庄，炸死69名突尼斯老百姓，其中包括21名儿童。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就此向法国总理加亚尔抗议，但加亚尔却拒绝谴责这种行为。布尔吉巴总统一怒之下，把这事提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
2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委托英美两国调查处理此事。在接下来的55天中，英美两国外交官频繁往返于巴黎与突尼斯之间进行旨在调解的“斡旋”，据说颇著成效。
但这些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们却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由于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都属于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兰西帝国的成员，她们与法国的纠纷是法国的内政问题。现在加亚尔政府竟然接受外国对法国主权事务的干涉，当然是辱国丧权，腐败无能！4月15日，加亚尔政府因而被迫下台。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便怀念起维护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戴高乐将军来。要是他在位，时局绝不会混乱到这个地步！看来也只有请他再出山才能力挽狂澜，收拾这岌岌可危的政局。一年前，政客和人民大众对于戴高乐的销声匿迹并不关切，现在人们则渴望他说点什么，说他并无政治野心或者是宣布准备接管政权什么的。还有些性急的人，又开始络绎不绝地拜访戴高乐将军。
然而，现在的将军再不是12年前的那位一触即发的将军了。在野12年，并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年龄又老了12岁，它还将显示它成就了一个更为精明机诈的政客。通过对时局的综合分析，戴高乐深信自己表态还为时过早。他认为，第四共和国的现任总统科蒂不具备一个总统应有的权威，第四共和国实际已经管不了事了。科蒂手下已只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过去属于戴派的勒内·普利文，一个是人民共和党的领导，阿尔萨斯人皮埃尔·弗林姆兰。戴高乐打算静观其变。
这次内阁危机把科蒂总统拖得焦头烂额。加亚尔政府垮台，议会四分五裂，将军们怨声不绝，政客们畏缩不前，国民人心浮动，骚动不已！他先后邀请“四枪手”之一的皮杜尔、原戴派的普利文出面组阁，都是转瞬即败。5月5日，他极秘密地派了他的卫队长去找戴高乐的亲信探讨戴高乐出来组阁的可能性，但据说戴高乐的条件是不出席议会，但又得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投他的信任票，授予他处置问题的全权！这使科蒂总统既吃惊又灰心；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召见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盯着他说：“你是我最后的一张牌了。要是你也搞不成，那么惟一的出路是：请戴高乐将军出来。”
弗林姆兰信心自然也不足，但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便也愿意一试。他却不知道，他在4月23日的《阿尔萨斯消息》发表的一篇探讨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的可能性的文章，正戳到了法国军队的痛处。因为法军深深地陷入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她时刻都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与阿尔及利亚同被法国本土抛弃。法军将军们是决不肯与这么个“逃兵”合作共事的。
5月9日，当弗林姆兰坐在巴黎马蒂尼翁大厦准备他的在受权典礼上的讲演稿时，法军驻阿尔及尔武装力量的最高代表们——萨朗将军、儒奥将军、阿拉尔将军、马絮将军和奥布瓦诺海军上将，也正聚集一堂向第四共和国总统起草一份对时局表示担忧的电报。电报说：“全体法国军队对于任何抛弃这份民族遗产（阿尔及利亚——作者注）的行为都会感到是一种污辱。”“提请共和国总统重视我们的极度不安，只有政府下定决心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我们的旗帜，我们才能消除忧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