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5月13日。“5·13”这个日期，后来人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救国的象征，也有人说是西班牙式暴动的象征。这天下午3点，在巴黎，倒霉的弗林姆兰召开国民议会，投他的信任票；3个小时之后，在阿尔及尔，上万群众聚集在总督府大楼前的广场。看起来好像是一次暴民的自发事件似的，一个身材高大满嘴胡须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竟下令袭击总督府大楼！在赤道带灼热的阳光下，激动的群众涌进大楼，把办公桌、公文柜里的东西全部抛出窗外。军队和保安人员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直到马絮将军出面宣布成立一个负责行政和军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主席，骚乱才逐渐平静下来。
晚上11点，沙邦·戴尔马驻阿尔及尔的亲信莱昂·德尔贝克在总督府大楼找到了萨朗将军，并帮他起草了一份致科蒂总统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
在巴黎，直拖延到凌晨3点30分，弗林姆兰才以274票赞成，120票反对和137票弃权而当选为第四共和国倒数第二届内阁总理。半个小时后，在阿尔及尔，马絮将军出现在阳台上，告诉仍然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由于共产党人参与策划，新总理已被批准就职。他首次公开呼吁，请求戴高乐将军打破沉默，出来号召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惟有这样的政府，才能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但戴高乐仍没答复。
14日，在巴黎，弗林姆兰正儿八经地发表任职演说，同时，在爱丽舍宫广场，右翼分子的示威队伍边游行边高呼“让马絮掌权！”左翼分子则聚集在共和国广场，高呼“绞死马絮！”新政府派警察逮捕了50名左翼组织人员和6名军官。
15日，在阿尔及尔，一个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早晨，萨朗将军登上总督府大楼阳台，向骚动不已的庞大人群喊出了他们爱听的词句：“法国万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最后是“戴高乐万岁！”
而在科龙贝教堂村，这几天，戴高乐直到深更半夜还在听广播、接电话。大家都迫切希望他能讲点什么，15日这天，有300多名记者挤在本不宽敞的戴高乐总部。下午5时，戴高乐将军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很简短，但内涵却很丰富，全文如下：
国家的衰微不可避免地为已经联合起来的民族造成隔阂，为正在作战的部队造成不安，并已带来全国混乱、独立沦丧等等后果。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之中。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我以重托，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她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这个声明公开发表，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开花，局势更加混乱，有人叫好，有人抗议；而那些好斗的极端分子，更不惜冒内战的危险来摧毁第四共和国。于是，戴派人物开始活动，把形势朝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引导。沙邦·戴尔马向副总理居伊·摩勒建议，他应向戴高乐挑战，要他保证尊重共和国的法制。摩勒真的告诉议会，要去访问戴高乐以便澄清三点：承认弗林姆兰政府是惟一合法的政府；阿尔及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不合法；如果他应邀组阁，则须尊重第四共和国宪法的程序。
这便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玩弄政治权术的机会。他对摩勒在演讲中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做正面答复，反而宣布说，将在19日下午举行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张绝妙的王牌。它将危机自然而然地延长了三天以上，以便它进一步成熟。而且这三天的时局变化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戏剧性场面，使新政府惶惶不可终日，内政部不得不宣布紧急状态3个月，以戒备一触即发的内战。
好容易到了19日，所有通向戴高乐租住的道尔塞宫旅馆的通道都被封锁，只有具有特别许可证的人才能通过警戒线。当将军下午3点露面时，大约1200名文字记者、 30多名摄影师和100多名新闻图片记者把旅馆门前的草坪挤了个水泄不通。
这是将军近三年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他退隐的日子里，人胖了，也老了，引起了人们许多感喟。而且，他的性情也比盛年时期祥和多了。招待会开始时，他就很谦虚地说，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用，因为政党制度已经失灵了，因为他是孑然一身，不属于任何一人，然而也属于所有的人。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共和国的权力是指什么？”他模棱两可地答道：这些权力只能是共和国授予的权力。接着他追忆了自己曾经拯救过共和国，并列举了1946年他曾建议的种种改革。
他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借机赞扬了军队，说军队在防止暴乱方面干得不错。有人再问他对居伊·摩勒在议会提出的问题有何看法？他精明地回答说自己非常尊重这位社会党领袖。至于提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戴高乐在非常时期被授予非常的权力，以执行一项非常任务，那么显然不能按照老一套规矩办事，那一套现在大家都受够了。”
有的记者提出了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到，就在你发出呼吁的时刻，阿尔及利亚的暴乱正面临失败；你一直在给煽动分子打气。你的记者招待会使他们增添了力量。”
戴高乐故意含糊其词地答道：“责任问题可以到以后再追究。眼下有这么一个事实：对于被称为‘煽动分子’的一些领导人，政府当局并没有进行任何制裁——反而授予他们全权。而我，目前并不是政府当局，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我称他们为煽动分子呢？”
记者又问：“如果你重新上台的话，你是否会侵犯公众的自由？”
“我做过这样的事吗？”老人惊讶地反问道。“恰恰相反，当公众丧失了自由时，我使他们恢复了自由。我今年67岁了，到了这样年纪才开始独裁者的生涯，这话可信吗？”
这话当然不可信。其实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前，戴派人物已经制止了一次老战士行动委员会一些极端分子策划的暴力行动。这已经让人相信，惟有戴高乐才能防止暴乱，才能防止合法政府被暴力推翻。
无数的法国妇女也在为埋葬多党政治出力。法国解放战役中她们曾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送进戴高乐的部队，这次轮到她们自己上阵了。她们收集了部长们的私人电话号码，时常打警告电话给他们；另一些妇女则从全国各地寄发了成千上万张明信片，要求政客们滚蛋，把权力交给戴高乐！吵得部长们都不敢住在家里，只好跑到朋友家去过夜。弗林姆兰的假日别墅早被塑料炸弹炸坏，他只能呆在办公室，靠服用大量的兴奋剂使自己不至于躺倒。
记者招待会之后又是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的一个星期。谣言四处流传，人们更加不安。
5月24日，一个名叫阿里吉的科西嘉人带着萨朗将军签署的执行任务命令，领导科西嘉岛的地方伞兵部队代表公共安全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巴黎的内务部从尼斯派遣了160名治安警察去平叛，结果一到目的地，平叛警察就和叛乱者合二为一了。
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密切注视着时局。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局势已发展到内战的边缘了，那些政客竟仍不甘心地抓住权力不放。如果再固执下去，请求戴高乐出来防止流血事件的机会就要永远失去了！因此戴高乐打算迫使他们摊牌。
接下来的两天，戴高乐要萨朗将军就阿尔及尔局势向他个人打一个报告，然后在一个晚上约见了弗林姆兰。两人反复争论了2个半小时，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分了手。
但动乱的局势仍在发展。5月26日，内务部向内阁提出报告：科西嘉岛的叛乱行动将于27～28日夜间在法国本土重演，首先是在各省，然后在巴黎举行暴动！内阁对这个消息束手无策，又仍不甘心自动下台。戴高乐得到消息时，真的急了，因为一场无谓的流血已然迫在眉睫！而将军们对戴高乐本人，则一直是怀有敬畏之心，不敢不听他的话的。他当机立断地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狡诈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手高招。他以含糊的语气，在27日中午12点半及时公布了一项声明：
我已于昨天开始采取必要的正常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
我相信今后将会继续采取这种步骤，并相信国家将以她的平静和尊严来表示她希望这种步骤得到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出自哪一方面的危及公共秩序的行动，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即使我理解人们采取这种行动时的处境，我也不能表示赞同。
我希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三军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听从他们的司令官萨朗将军、奥布瓦诺海军上将和儒奥将军的指挥。我向这些领导人表明，我信任他们，并愿与他们立即取得联系。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戴高乐的声明及时制止了将军们的用伞兵部队夺取巴黎的“复活作战计划”，也可以说是制止了一场浩劫，但不知死活的腐朽透顶的政客们，却仍于当天下午在议会以112票对3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支持戴高乐当候选人。”而那位尚在职的总理弗林姆兰看到声明全文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冒三丈地要去揭穿戴高乐耍的“花招”！幸而科蒂总统拦住了他。科蒂总统这时已完全看清了，而且事实也已经证明，现在就只有戴高乐能挽救这场危机了。所以，当精疲力竭的弗林姆兰不得不交出辞呈时，他当即命人去见戴高乐，要求他就组织新政府一事与国民议会和共和国议会的两位主席协商。
5月28日晚上，戴高乐如约在圣云街会见了国民议会主席安德烈·勒特罗克埃和共和国议会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勒特罗克埃对戴高乐怀有强烈的敌意，莫内维尔则支持戴高乐，并向他说明他合法上台的一些必备条件。戴高乐要求：给他两年包括立宪的全权，这期间议会应当休会。此外，他希望免掉对两院主席的传统性拜访，也省去与各党派领导人的照例协商，甚至不参加在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克埃一听就火了：“你说的这些全都不符合宪法的。从阿尔及尔事件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你太热衷于个人专权了！”
戴高乐冷笑了一下，以他惯用的方式回答道：“恢复共和国的是我，勒特罗克埃先生。”
接着是一场爆炸性的争论。戴高乐对这些议会政治把戏简直愤怒已极，最后他含着眼泪对勒特罗克埃说：“好，如果议会听你的，我能做的，是让你去和伞兵打交道，我则恢复隐居生活，独自忧伤好了。”说罢三人不欢而散。
呆在爱丽舍宫的科蒂总统一直等到凌晨，才等到两院主席回宫汇报争论激烈的结果。然后他等到早晨8点钟，感到如果再拖下去，局势就无法挽回了。因为那些不知死活的议员们已经在讨论用常规办法组建新政府了，其结果必然是伞兵部队从天而降！于是他马上起草了一份国情咨文，并于下午3点钟向两院宣读。在咨文中他再三强调存在的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了呼吁。
全场默默地倾听着。
于是，第四共和国的命运成了定局。当天晚上7点，戴高乐进入爱丽舍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并发布了一项由他起草的公报。30日，前总统樊尚·奥里约、前副总理居伊·摩勒和社会党人莫里斯·戴克松纳到科龙贝教堂村拜会了戴高乐，改变了观点之后，还说服了他们党的大多数议员支持戴高乐复出。31日，戴高乐按蓬皮杜的建议在拉彼鲁兹饭店宴请了代表除共产党外所有政党的26名议员。6月1日，他又接受莫内维尔的劝告登上国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议会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使戴高乐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24届政府、也是最后一届政府的总理。
他胜利了。
4 让戴高乐履行职责吧
他胜利了，但并不等于他的地位稳固了。12年在野生涯使他深刻地体会到：再伟大崇高的政治抱负，再伟大崇高的责任心，都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政治地位做基础，否则全是空话。戴高乐的政治抱负是非常明了的，他要恢复法国的伟大形象，使法国在当代历史上起主导作用，领导欧洲，并且打破美国在西方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前提，是必须由他尽可能长时间地执政。要想长时期执政，一要制服反对派，二要尽力解决第四共和国对付不了的并最终导致它倒台的可怕的殖民地问题。
在殖民地问题中，最主要的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本土和北非，实际上它在全世界，都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军队和所谓黑脚们只能看到他们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情感和血缘关系，戴高乐却必须看到，而且他也已经清醒地看到：非殖民化是个世界潮流问题。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自由，国家要解放，戴高乐本身就因此而成为伟人。
如果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法国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同时，在现实中，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已经妨碍了法国经济和外交的恢复以及军事技术的现代化。他决心使法国从这条死胡同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个意图决不能过早暴露。他知道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赞成他重新上台只是想以此搞垮第四共和国；同样，如果戴高乐使他们对阿尔及利亚的永远占有希望落空，他们也将设法搞掉他，戴高乐希望能用建立新的共和机构的办法来先发制人。制人之前，当然得先站稳。他首先任命忠实可靠的德勃雷为司法部长，主要任务是起草一部以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讲话精神为依据的新宪法。精明能干的雅克·苏斯戴尔则担任了新闻部长，以掌握新问世的强大的宣传工具：广播电视。
6月4日，也即戴高乐正式从国民议会获得权力的第二天，他立即飞往阿尔及尔，出现在总督府大楼阳台上。他举起双臂做成法国光复时期常用的V字，向下面无数的白人和穆斯林朗诵诗一样说了这么五个字：“我了解你们！”立即博得了广场上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接下来，他安抚性地视察了瓦赫兰、博纳、君士坦丁和莫斯塔加内姆等地，所到之处，他都赞扬了军队，也都紧扣住阿尔及利亚各民族居民之间一律平等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