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这战云密布的半个世纪里，满清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惨败，一次败给了西洋，一次败给了东洋。
甲午之耻，举国悲愤。它不仅标志着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也使中国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应试的举子们“公车上书”，拉开了变法的序幕。
在香山，一位孤独的寻路人出发了。他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是共和政体的缔造者，他是皇权统治的掘墓人，他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他，就是孙中山。
1853年7月8日，也就是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十一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九年之后，在日本江户湾南方的浦贺海面上，突然浮现出四艘通体漆成黑色的巨型战舰。这些黑色战舰的指挥官，便是改写了日本现代史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日本人将这次突发事件，称之为“黑船来航”。
在“黑船来航”的当晚，江户城里陷入一片恐慌，许多人跑到神社里祷告，乞求神风大作摧毁这些可怕的黑船。然而，海上始终风平浪静。到了白天，那四艘总共装备了六十三门大炮的黑船不理会日本官方的警告，一路耀武扬威，径直越过了德川幕府规定“夷船阑人开炮击沉”的警戒线。日本人当然不敢向这些海上庞然大物开炮。正好相反，不打开国门就开火，却成了居高临下的佩里将军向日本人发出的强硬信息。
次年2月，佩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陈兵江户湾。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下，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条约，同意开放口岸。随后，日本又和英、俄、荷等西方列强签订条约，结束了锁国时代。“黑船事件”成了日本打开国门的里程碑。
在美国与日本进行签约谈判期间，有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传教上、汉学家卫三畏作为翻译始终参与其中。由于对中国已经有了长久的观察，初次踏上日本国土的卫三畏不免将这两个东方民族进行了一番比较，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这样写道：“和中国人比起来，日本人给人的感觉是更加理性，精力也更加充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中国人那样舒适。他们的行动很不自由，也没有中国人那样有灵性。不过，与中国人相比，他们有着更强的进取心和好胜心。当这两个民族都认识到与别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以后，很可能日本人会在世界上为自己谋取到更高一些的地位。”
日本人的“理性”，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对待“黑船事件”的态度上。如果按照中国人习惯的历史叙述方式，佩里将军肯定会被描述为一个蛮横无礼的侵略者，美日条约也会被习惯性地称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而，事实仿佛并非如此。作家张承志曾经专程走访过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佩里纪念馆，他写道：“美国黑船扮演的，不像殖民主义侵略者而更像新时代启蒙者的角色。即使不是无比亲切，至少也是令人怀念。”而且，“为佩里纪念碑挥毫题墨的，是主刀宰割中国和朝鲜的日本第一代首相伊滕博文。纪念碑建立时，甚至得到明治天皇的赐金。——佩里有恩于日本的历史进步。他是推在日本陈腐的锁国脊梁—卜的一巴掌。”
在“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迅速进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倒幕运动、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思想指导下，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传统的东方文明，开始全面学习西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匆忙复制出了一种“盗版”的、以邻为壑的现代文明。
因为悄悄爬上黑船，想偷渡到美国考察新文明而被捕的吉田松阴在狱中写下这样的书简：“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缔结条约，当恪守之，勿失信于外国。于其伺滋养国力。至于与其贸易得失之壑，可夺朝鲜满洲支那之土地，以填实之。”日本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他的《脱亚论》中这样写道：“为今日谋，我国不可犹豫于邻邦，待其开明后共图兴亚。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至于支那朝鲜相交之法，无须因邻国之故而顾虑。唯径以西洋人风，予之处理可也。与恶友交亲者难免共有恶名，我应自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
就在中国的洋务派大员们还在幻想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候，这些精明、清醒而冷酷的日本人早已经看清了他们必然失败的悲剧性命运。在他们看来，以中国（或蔑称为支那）为代表的传统东方文明大势已去，“西洋文明国”的强势崛起更绝不是千疮百孔的满清政府，靠着洋务运动的修修补补就能“制”得了的。这时，在他们眼里，腐朽的满清帝国已经成了未“开明”的、羞于为伍的“恶友”。更加让人瞠目不解的是，这个被中国长期视为“倭奴”的国家，竟然在一夜间就抢占了“文明”的制高点，甚至自得地将日后发生的甲午战争描述为“文野之战”——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在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全面仿效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疯狂的民族主义思潮的综合作用下，满清朝臣们眼里的蕞尔小国，迅速走上了武力扩张之路，演变为一个嗜血的新兴帝国。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他们的确是一个“恶友”，他们制造了比西方列强野蛮无数倍的历史惨剧。这些惨剧制造者，无论是按照东方或者西方的文明标准，都是最令人不齿的衣冠禽兽。
然而，对待西方先进文明两种不同的态度，却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边是在抱残守缺中持续沦落，一边是在洗心革面中迅猛崛起。
就在日本人鼓吹“脱亚入欧”，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中国的许多觉悟者也对本国的种种弊端有了清晰的认识。他们知道，中国若想走出困境、险境、窘境，追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只有学习西方这一条出路。可是，相对于顽固的保守势力，他们力量薄弱，未能扭转乾坤。
梁启超曾经说：“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
中国老百姓的性格始终是温和敦厚的，这个民族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乱，都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之后的极端选择。所以，它总是以暴力的形式出现，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恶性的暴力循环。清朝末年，西学东渐，在西方文明的成功示范下，中国终于有了一次和平进步的机会，可惜，发现这个机会的，却是那些无力左右中国政局的边缘知识分子。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的组成结构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改变。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体系中长期处于末流位置的工商业者异军突起，特别是那些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商买办，逐渐成长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新生力量。对此，许倬云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
……当时最先警觉到世界在改变，中国可能跟不上世界脚步的人，便是这些跟外国人有往来交易的买办，而不是读书人。
例如，郑观应便是一位广东的买办，有着不错的教育水平，他曾在当时便写了《盛世危言》等书，提出时代的警告。这些书也在上海流传开来，等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租界同时印制这些书籍。另外，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之后，颇致力兴学。他们教导中国人，并与这些人合作，告诉他们国外世界的发展，以及英美的制度如何等。因此第一批真正介绍现代思想并提醒中国警觉的人，便是这些身在中外两边的边缘人。这类当时在上海用中文所著的书籍，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了解世界的重要来源。日本于了解西方世界后便开始明治维新，快步赶上世界脚步，而中国反倒得仰赖日本的介绍来了解世界……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在这战云密布的半个世纪里，满清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惨败，一次败给了西洋，一次败给了东洋。如果说，前者还能从对方“船坚炮利”，我方“器”不如人中找到安慰，那么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无法回避的文化失败或文明失败。所以秦晖先生才说，晚清人感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不是因为我们三千年来都没有打过败仗或者败得没有这么惨，而是几千年来人们第一次对我们的道统产生怀疑，是与西方接触后使“传统文化”产生了严重危机。
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改良，来自满清朝廷之外的新生力量一直在试图通过文明启蒙、思想渗透的方式，渐次实现和平的政治变革。1895年，甲午之耻，举国悲愤，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应试的举子们“公车上书”，拉开了变法的序幕，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刚好为这些变法人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纷纷主张效仿。于是，魏源在中英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被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提出的“以强敌为师资”驭而代之，成为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口号。从学西洋，到学东洋，被谁打痛了学谁，这既反映了那个时代急于改变现状、奋发图强的焦虑，也表现了在吸收现代文明过程中的被动和茫然。
事实证明，僵化顽固的满清王朝既不是西洋的好学生，也不是东洋的好学生。它总是半途而废，总是为了维护其必将破败的政权而抗拒历史进步，结果，又将人民逼上了暴力抗争的老路。
就在洋务派和改良派相继为改变中国反反复复地做着无望的努力，就在他们于争论的喧嚣和镇压的血腥中，等待着注定将要失败的结局的时候，香山，一个孤独的寻路人出发了。他是革命的先驱，他是共和政体的开创者，他是皇权统治的掘墓人，他，就是孙中山。
孙中山，谱名德明，乳名帝象，年纪稍长，取学名文，字载之，初号日新，后改为逸仙，别号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又曾化名中山樵等。
今天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人们参观的那座孙中山故居，是1892年由他哥哥孙眉出资，孙中山参照檀香山、香港等地的西式建筑风格设计修建的，其实，孙中山在这座两层小楼里居住的时间并不多。它的外观或许能够折射出孙中山青年时代中西结合的改良思想，它的内部却与他的童年和少年时的生活际遇毫无关系。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幼年时，全家男女老少七口人居住在村边一间简陋的泥砖房里，靠租种两亩薄田过活。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为了贴补家用，还兼做村里的更夫。由于家里这间破烂的小屋实在挤不下日渐长大的孩子们，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只得时常到邻居家里借宿。由于家境贫寒，他九岁时才入村私塾读书。
翠亨村位于香山县城东南，与香港隔海相望，与澳门紧相毗邻，距村子不远又有外轮经常停泊的金星港，得地利之便，领风气之先，当地民众素有与外国人往来交易或放洋海外谋生的传统。对于自己的家乡，孙中山曾经做过这样的介绍：“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地多砂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
为了摆脱贫困，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十六岁即跟随舅父漂洋过海，到檀香山做工。靠着省吃俭用、勤劳智慧，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创业，一步步发展成当地有名的农场主。1877年，孙眉回家完婚，行前获夏威夷，（檀香山）政府特许，可顺便招募华人以兴垦务。少年孙中山“见乡人由广州、香港、澳门、金门、檀香山而回者，经济丰裕，并谈洋务，故有出洋之志”。今日见此机遇，便非常想跟随哥哥出国，一睹异域风貌。可当时孙中山的父亲却执意要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因而未能成行。两年之后，孙眉的朋友雇了一艘两千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运载中国侨民。这次孙中山终于抓住了机会，和他的母亲一起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搭英轮赴檀香山。
1879年6月的一天，天高云淡，风清气朗，十三岁的孙中山身穿土布衣衫，头戴瓜皮小帽，拖着细长的辫子，跟在母亲的身后从摇摇晃晃的小帆船里下来，转而登上英国的铁壳轮船，驶向浩瀚的太平洋。就在他的同龄人还在“子曰”、“诗云”里埋首低吟，苦读那些远离现实世界的古书时，他已经“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并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的远大志向了。
三个月后，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夏威夷首府）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1882年7月，他以英语文法考试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夏威夷国王卡拉鸠还亲自向他颁发了奖品。当年秋天，孙中山考入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继续求学。这所学院是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校制为美式，孙中山原本打算在这里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却因兄弟失和，中途退学，提前回国了。
孙中山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深受基督思想影响，而且“信道渐笃”，甚至要接受洗礼。孙眉却只想将弟弟培养成谙熟洋务的经纪人，以便帮助自己一起发展农牧商业。现在见他的思想言论与自己的愿望相违，并与中国礼俗相悖逆，一怒之下，便责令孙中山停止学业，决定送他回国。
1883年7月，在海外生活学习了四年的少年孙中山，自夏威夷抵达香港，然后改乘一条中国沙船回香山县金星港。
大约三十年前，容闳自美国学成归来，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目睹了中国官员的残暴与野蛮，并且深深为之震撼。如今，孙中山也为中国官员的无法无天、为非作歹而惊心骇目，义愤填膺。从香港到香山，途中必须经过一个设有海关的无名小岛，沙船靠岸后，一拨又一拨的满清官吏分别以征关税、收厘金、缉鸦片、查火油等借口，轮番对船上乘客进行了四次勒索。最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挺身抗辩，拒绝检查，还声言要向官厅控告。结果，惹得那些骄横惯了的官吏们恼羞成怒，干脆就把船扣下了，一直等到船主奉上一大笔贿礼之后才准许他们离岸起航。
这…遭遇，让刚刚进入国门的孙中山深受刺激。回到家乡之后，他看到乡亲们依然那么愚昧、迷信，官吏差役们依然那么腐败、凶残。总之，由于见识了海外文明，如今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更加痛恨满清政府的邪恶统治，更加痛恨迷信思想对底层百姓的愚弄，进而萌发了强烈的反叛精神。
在令人窒息的家乡十分郁闷地呆了几个月之后，孙中山因为和同村好友陆皓东一起毁坏村庙里的神像“玄天上帝”和“金花娘娘”，引起轩然大波。村民们纷纷找上门来，要对孙中山予以严惩。他父亲孙达成为平息众怒，让他暂时离开了翠亨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