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这座始建于1903年的老房子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新鲜的油漆味，当地政府正在组织人员对其进行重新整修，据说日后将作为当地的一处历史文物加以重点保护，供人参观。它占地面积不大，看上去也就两百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前后两进，中间有个小天井。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个未获功名的教书先生，这里实际上也是他开帐授徒的塾馆，故居的门额上镶嵌着一块两米多长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个字。郑文瑞，自号秀峰。
由于这座“故居”是郑观应在功成名就之后专为父亲修建的，我们自然也就很难从中找到郑观应本人在此留下的生活痕迹，只能据此想像这个书香之家的生活氛围。
郑观应（1842—1922），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署杞忧生、罗浮待鹤山人、慕雍山人、铁城慕雍山人等。最初随父亲习帖括之学，十六岁应童子试未中，旋即奉父命赴上海学习经商。先在他叔父供职的上海新德洋行做杂务，后经同乡徐润介绍进入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时进入英国人办的英华书院，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并由此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西方列国富强之道。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与英国商人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此后还担任过英商太古洋行买办、太古轮船公司经理。
1878年，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布局总办，随后又委以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正式脱离太古，投身洋务运动，先后任轮船招商总局帮办、总办，开平煤矿粤局、汉阳铁厂总办，粤汉铁路总董等职。
他是洋务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谙熟西学，所以才能看清当时那一派繁荣表象下的种种矛盾和危机，才能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具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以及大胆提出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他以“平生经验铸为不朽名句：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洋务派人士发现的第一条“捷径”。然而，以购买西洋轮船、火炮和引进西方工业技术为手段的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拉近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距离。他们渐渐发现，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启蒙！思想、政治、文化的全面启蒙才是第一要务。郑观应就是他们当中最早的觉悟者。他于1873年出版《救时揭要》，1880年编订刊行《易言》，后来二十年间，又在此基础上陆续增订，最终成为《盛世危言》，明确提出了“欲张国势”，就必须改变专制政体，实行议院制，广办学校，培养人才。他还谴责洋务派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舍本逐末。在《盛世危言》初刊本《自序》里，他这样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然我？
1894年春，正值甲午战争前后，煌煌三十万言的《盛世危言》出版面世了，揭橥改良主义大旗。一时间洛阳纸贵，朝野上下纷纷为之震撼。清帝光绪看到这部振聋发聩的力作之后，立命总理衙门印制两干部，分发给大臣们阅读。它不仅成为五年后康粱变法的理论先导，也对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事实上，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所提出的四项“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已经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透彻论及。而且，他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其思想深度与郑观应也还尚存相当距离。不过，郑观应出于同乡之谊，极力提拔后进，还是在他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
郑观应不仅给盛宣怀写了一封引荐信，而且还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另一位维新派重量级人物王韬。
郑观应与盛宣怀同办洋务，交情深厚，他在替孙中山写的引荐信中这样写道：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近切，而非若狂士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理衙门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交部发给游学护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继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香山同乡郑观应之后，第三个给孙中山写引荐信的便是当时的风云人物王韬。
在陈少白等人的回忆里都喜欢把王韬称为“太平天国的状元”，这显然是个误会。对于这个人，当代学者傅国涌的评价大概更为中肯：“王韬是中国近代通过办报表达自己思想的第一人。”
王韬，本名利宾，又名瀚，字兰卿，苏州人，长于诗书人家，有扎实的旧学功底，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一岁，受聘到英国人开的上海墨海印书局做编辑，一干就是十三年，这使他得以接触西方传教士和学者，深受西方思想熏陶，醉心西方文明。当时正值社会变革、文明转型之际，他多次上书江苏巡抚徐君青等，主张与英法修好、仿效西方，实行全面改革。建议虽然被部分采纳，“然用其言不用其人”，他深感怀才不遇。1862年2月，他化名王畹给太平天国上呈条陈，结果不但未被那些率领农民起义的“山大干”采纳，反而还落到了清军之手。他本人，则因此成了清廷极力缉拿的要犯。同年10月，在英国领事庇护下，他潜逃香港，从此改名王韬。
到香港之后，王韬曾帮助英国牧师翻译四书五经，后来又到西欧诸国游历。1874年他返回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传播改革理想，鼓吹变法图强，成为中国报纸“文人论政”之滥觞。又经十多年，他才经李鸿章默许，举家迁回上海，结束流亡生涯。晚年他担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那是由唐廷枢等人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王韬这个名字，由此声名愈盛。
孙中山是在郑观应家里偶然遇上王韬的，久慕其名，终得一见，他自然要把自己的《上李鸿章书》拿出来向这位笔力超绝的前辈先生请教。王韬也是肖仁不让，欣然提笔替他重新修正润色了一遍。当时，王韬的知交罗丰禄刚好在李鸿章幕下做文案，于是子‘韬又写了封信，介绍他到天津后去找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王韬对他说，通过这“老夫子”牵线，或许能直接面见李鸿章。孙中山听了十分高兴。
1894年6月，孙中山怀里揣着分别由盛宙怀、郑观应和王韬写的三封推荐信，也怀着十足的信心意气风发地赶到了天津。王韬介绍的那位“老夫子”也是不负所托，果真把孙中山的上书呈给了李鸿章。可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内政外务、军事部署全凭李鸿章一人独力支撑，可谓日理万机，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他留下一句话：“等仗打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觉得十分失望，便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天津，辗转回到了上海。郑观应听说孙中山上书未果，又见他有出国的想法，就托人替他办了一张护照。不久之后，孙中山由上海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这次失败的上书，使孙中山断然放弃了改良路线，立刻将革命当成了他的唯一选择，而檀香山则成了他漫长革命道路的起点。
从改良到革命，这无疑是个战略性的，甚至是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对此，王韬和李敖分别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于孙中山的“改良”，王韬曾经这样写道：
随着对改良主义的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孙中山开始显示出他能够立即熟练地抓住各种互相冲突的目标的才能，以及策略上的灵活性，这成了他一生经历的特点。虽然他私底下培育着反满的情绪，但他热烈地盼望由权贵倡导的温和的改良，这种改良既带有权贵的威望，又有着合法的标记。（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第77页）关于孙中山由“改良转为革命”，李敖这样说：
…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1894年6月，刚刚结束行医生涯，刚刚开始全身心参与政事，孙中山就由一个热切希望得到政府认可的上书者、献策者，瞬间变成了一个反叛者、革命者。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人改变自我命运的尝试，肯定不会受到如此关注，更不会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可是，风云际会，在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时期，在那至关重要的关节点上，一个人的转折却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转折……
天津，一座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城市。除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袁世凯等晚清大员们先后在这里留下过历史的足迹之外，容闳、孙中山，这两位从外国回来的香山人也曾经以此为转折点，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们的另一位香山同乡、“中国第一位现代买办”唐廷枢却是在这里走完了自己平实而辉煌的人生旅途。
如今，天津的中山路上有一座高高跃起的立交桥，桥的一端连接着老城区，另一端则通向尚在开发建设的新市区。中山路，贯通了天津的过去与未来。
2008年夏天，我从中山路的北端出发，经过那座立交桥，专程去老城区寻访三处著名的历史遗迹：望海楼天主教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行署旧址和孙中山来天津上书时曾经下榻的佛照楼旅馆。
望海楼天主教堂，本名圣母得胜堂，1869年由法国神父谢福音主持兴建，是天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也是天津具有代表性的哥特式建筑。教堂落成一年后，即发生“天津教案”，被民众焚毁，这也就是所谓的“火烧望海楼”。期间，除法国领事丰大业和秘书西蒙被打死外，还有数十名修女、神父、中国教民和外国侨民被杀。结果，满清政府赔偿四十万两白银，处死十六名相关人员后事件方始平息。1897年，望海楼教堂在原址上重建，没过多久，义和团在天津兴起，又将其烧毁。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座矗立在海河岸边的望海楼教堂，是1904年天主教会利用庚子赔款再次重建的。
三次建造，两次焚毁，望海楼教堂作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不仅见证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隔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乱与狂躁，而且还曾经直接影响了容闳的人生道路。1870年，他正是借着与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位钦差大臣奉旨处理天津教案的机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开创了中国政府官派留学、近距离学习西方文明的新纪元。
如今的望海楼教堂是宁静的，在历史的烟云散尽之后，它依然是天津天主教会的主要教堂。
告别了望海楼教堂，告别了曾国藩、丁日昌、容闳这些洋务运动的先驱，我打车去寻找洋务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鸿章。
根据事先掌握的历史资料，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行署就位于现在红桥区大胡同东风影剧院附近。可是，在那里我只看到了一个人声嘻杂的自由市场，询问在市场里做买卖的商贩和附近的居民，没人听说过那个曾经确实存在过的直隶总督行署，更没人知道它在哪儿，自然也就没人知道孙中山曾经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李鸿章上书。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仿佛彻底被商人们的喧嚣淹没了。历史，仿佛真的与今天无关……
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如同一百一十四年前孙中山那次失败的上书。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之后，我总算找到了孙中山当年在天津下榻的佛照楼旅馆。
位于和平区哈尔滨道，始建于1880年左右的佛照楼旅馆早已辉煌不在，面目全非。它的左右两侧都是拆迁后尚未开始施工的空地，遍地瓦砾，只有它孤零零地立在街道边上。门口有一个杂货摊，听摊主说，自解放后这里就改成了安置无房居民的大杂院，原来院子里的木质回廊，还有二楼顶上的玻璃罩棚，现在都不见了。最近旧城改造，旁边的房子都拆完了，就这里还没动。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都先后在这里住过，是区里的文物保护单位。不过，它最后到底能不能因此被保留下来，这些住户也说不准…，望着那残破的建筑，想像当年孙中山上书失败后残破的心情。或许，当年他就是在这座叫做佛照楼的旅馆里下定了与满清政府彻底决裂、对抗到底的决心。从此，成立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在“伦敦被难”、萌发三民主义……真是轰轰烈烈。然而，当时的他却肯定是异常孤独的。在《孙文学说》里他曾经这样写道：“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那时，他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一个孤独的寻路人。
孙中山的革命是随着满清政府的顽固不化、腐败无能和无可挽回的没落一步步走向成功的，归根结底，是满清王朝造就了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