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世界进步潮流的强力冲击下，一向颟顸而霸道的慈禧“老佛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一批开明人士的建议，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开启了中国“百年宪政思潮”。
就在清廷预备“仿行立宪”的同时，孙中山在日本阐释了“五权分立”的宪政学说。一场针锋相对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湖北地区革命党人，成功发动了武昌起义。义声所播，全国响应，一举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支稳步推进社会变革的新兴力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漩涡，实现了艰难的历史亮相。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局势风云激荡，进步潮流势不可挡，而中国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趑趄徘徊。
1900年，狂妄的满清朝廷昧于世界大势，竟然向十一个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结果换来了让全体国民在经济上不堪重负，在情感上义愤难当的《辛丑条约》。从那开始，这个满清统治集团实际上已经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了。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经过惨痛的失败，他们隐约意识到了旧的统治方式不仅为世界潮流所不容，即使在国内也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在庚子之乱期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总督审时度势，实施“东南互保”，联手抵制朝廷诏令，拒绝与各国联军发牛正面冲突。事后，这些抗命不遵的封疆大吏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褒奖，这是满清朝廷在新形势下的无奈与茫然的选择。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得以苟延残喘，一向颟顸而霸道的慈禧“老佛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一批开明人士的建议，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晚清立宪，在今天看来，它是开启中国“百年宪政思潮”的一个遥远起点；而在当时，却是历史留给这个专制王朝实现自我救赎的最后一次机会。
借着庚子之乱，贪婪而狡诈的俄国人除了随同各国联军一起进攻北京之外，还单独派出数十万大军兵分两路进占我国东北。由于清军毫无抵抗能力，北路俄军于当年8月即攻取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9月推进至吉林；南路俄军8月抢占营口，10月南北两军会师，控制东北全境。这种趁火打劫的卑劣行径，让内外交困的满清朝廷焦头烂额，却敢怒而不敢言。
俄国企图独占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与日本夺取东北的既定战略发生了尖锐冲突。于是，两个蛮横的强盗，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了。
日本经过几年精心准备、谋划，1904年2月8日，对驻守在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全面爆发。面对这场以中国国土为战场，使我东北居民饱受祸乱摧残的虎狼之争，满清朝廷又一次表现出了它的无能和无耻，竟然在当月13日就急急忙忙地发布所谓“局外中立”的上谕，甚至还涎着脸讨好地将这两个强盗称为“友邦”现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以争食中国这块肥肉为目的的邪恶战争，在那些关心世界局势和中国命运的中上层人士当中则引起了十分复杂的看法。他们一方面为国家衰败至此、遍地生灵涂炭而深感痛心、悲愤，另一方面又对这场战争的胜负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果及其将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在百日维新后正陷于困境中的改良派，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很有可能是推进中国政治进步的新转折，甚至会成为启动新一轮变革的又一个契机。
所以，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立宪派人士便开始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他们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一改先例，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他们公然宣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一定会战胜实行君主专制的俄国。与此同时，清廷和守旧派也在密切留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的看法则完全相反，都预料并且希望俄国能赢，他们除了认为小日本根本不是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对手之外，还想借此证明其专制统治的合理性、正当性。
结果，正如立宪派所大胆预测的：1905年1月2日，驻旅顺口俄军首先向日军投降。2、3月间，双方陆军会战沈阳，俄军再次败北。为了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集大批舰队全力向远东增援，5月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日俄战争以海战始，也以海战终，历时一年有余，日本大获全胜。
这场战争彻底动摇了东西方两个专制大国的立国之基。在俄国，它埋下了十月革命的火种。早在驻旅顺口俄军率先向日军投降之后，列宁便写出了让俄国人受到强烈震撼的宏文《旅顺口的陷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旅顺口的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专制制度遭到了叮耻的失败。”在中国，它引发了一场空前高涨的立宪热潮。压抑已久的立宪派抓住机会大做文章，宣传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
十年前的甲午战争，就已经使一些先进入土明确认识到，中国能否富强的关键全在于敢不敢大胆维新，但当时认同者毕竟不多，应者寥寥。现在，“小日本”继战胜大清之后，竟然又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眼前的事实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从此，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时间朝野上下，差不多都成了立宪派。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著名绅士不遗余力地鼓动立宪，连朝廷的一些达官贵人，也都开始心有所动，思有所为。
1904年5月，张謇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7月刻印《日本宪法》四处分送，直至北京内廷，游说变法立宪。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就连袁世凯、瞿鸿机这对向来意见相左的政敌也一致认为，应该立宪。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各地方大员、京城重臣要求立宪的奏折，一个接一个地摆在了慈禧的案头。鉴于满族亲贵中的顽固派把立宪说成是汉族臣民耍的阴谋诡计，袁世凯为了解除慈禧心中的疑虑，还专门请庆亲王奕劻出面这样说服她：“实行君主立宪，乃是缓和民主革命危机，保持爱新觉罗王朝万世一系的灵丹妙药。”
据史学家张鸣描述，慈禧下决心立宪之前，曾和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的曹汝霖有过一场耐人寻味的对话：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大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
我们无法判断慈禧是否就此明白了立宪的真义，也不知道她所想要的“团结”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但从此之后，清廷确实加快了立宪的步伐。1905年12月和翌年1月，分派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和戴鸿慈、端方五大臣率团出访日本和欧美诸国专程考察宪政。
对于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评价：这几位先生，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这五大臣可能的确不是考察宪政的恰当人选，1906年夏秋之际，他们回国后提交复命的“考察宪政报告”实际上还是由梁启超捉刀代笔的。即便如此，他们毕竟还是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让满清朝廷看到了“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的结论。
五大臣回国复命后，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仿行立宪”的上谕终于从天而降，引来民间一片欢腾，各种宪政团体也应运而生，学界、商界、报界……身处漫漫长夜的精英阶层总算在依然幽暗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清廷甫一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张謇就兴高采烈地和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领袖汤寿潜、郑孝胥等人组织预备立宪公会，进行开通绅民政治知识的宣传。
1908年8月，清廷在一片迫不及待的请愿声中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给出了以九年为预备期的立宪时间表。这部《钦定宪法大纲》虽然未能突破1906年9月1日颁发的“仿行立宪”诏令中所制定的基本原则：“庶政公诸舆论，大权统于朝廷”，与货真价实的宪政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它总算部分承认了法律的重要性，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显然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的进步。在此后的一年间，带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也在各地纷纷出现，开创了地方选举的先河。
1909年10月，新当选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四处奔走呼号，率先发起各省咨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廷在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由此，立宪运动被推向高潮。
晚清的立宪，是满清贵族统治集团被全国七下精英人士不断施以压力的结果，推一步走一步，具有极强的惰性。而且由于它取法日本，就更显保守，无非是在最大限度地保留皇家特权的基础上，再拿出手中的部分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而这种十分保守的权力分享意识，还是慈禧这个满清权贵里的“明白人”，到了晚年才略微有点想通的道理。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一帮比慈禧更加冥顽不灵的纨绔上台掌权。结果，镇压请愿团、推出皇族内阁以及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政策，使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失所望，就连张謇这样极富修养的温和人士都不得不严辞指责他们“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满清顽固派如此不识时务，把许多立宪派人士纷纷逼入了反清的革命阵营，等于自我引爆了革命的火药桶。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的希望，最终化做泡影。
有人以为，慈禧的死是满清立宪运动的一个挫折。其实，以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的素质和能力，以她惯于玩弄权术的恶劣习性，以她只看重“利害切身”的狭隘视野。即使活着也未必能领导得了这场现代政治改革。而且，方案归方案，实施归实施，“九年预备”之后的立宪前景究竟如何，恐怕也还是个未知数。
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都让腐朽至极的满清王朝稀里糊涂地错过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剩下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命运了。
就在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预备“仿行立宪”的同时，孙中山也在日本向世人阐释了“五权分立”的宪政学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清楚表明了这种针对性：
“宪法”二字，近时人人乐道，便是满洲政府也晓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预备立宪的上谕，自惊自扰。那中华民国的宪法，更是要讲求的，不用说了。兄弟历观各国的宪法，有文宪法是美国最好，无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各不相统，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法国孟德斯鸠将英国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氏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是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也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已经是不适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孙中山创立的这个叫做“五权分立”的“新主义”，就是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再加上“考选权”和“纠察权”。
关于考选权，孙中山这样解释：
……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国向来铨选，最重资格，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专制国中，黜陟人才悉凭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更讲资格，也是虚文。至于社会共和的政体，这资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国民的公仆，必须十分称职，方可任用。但是这考选权如果属于行政部，那权限未免太广，流弊反多，所以必须成了独立机关才得妥当。关于纠察权，孙中山说：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机关是无论何国皆必有的，其理为人所易晓。但是中华民国宪法，这机关定要独立。况且照正理上说，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过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
孙中山对自己“发明”的“五权分立”说甚为欣赏，信心满怀，在演讲的最后，他这样总结道：
合上四权，共成为五权分立。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兄弟如今发明这基础，至于那详细的条理，完全的结构，要望大众同志尽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这便是民族的国家，国民的国家，社会的国家皆得完全无缺的治理。这是我汉族四万万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诸君必肯担任，共成此举，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1906年12月2日，是一个国民革命历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这天，孙中山利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这个契机，把“三民主义”、“五权分立”这些思想精华做了一次集中论述。
在跌跌撞撞地进入二十世纪五个年头之后，中国又站到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两大政治阵营已经隐然形成。他们都在积蓄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