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丁家桥江苏省咨议局，正式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孙中山顺利当选临时大总统。
上海淮海中路650弄，至今保留着一座古旧的西式民居。据说，这就是孙中山到南京赴任临时大总统前住过的地方。
2008年9月，我经过多方打听、反复寻觅，终于在拥挤的淮海中路上发现了这个狭窄、不起眼的650弄，并在弄堂的深处找到了这座“上海孙中山行馆旧址”。
九十七年前，孙中山正是从这座房子里走出来，昂首阔步地穿过门前那条阴暗的弄堂，在彩旗招展的喜庆氛围里，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去南京缔造一个光明的中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原两江总督府宣誓就职，他的誓词将永远载人中国史册：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终于宣告成立了。然而，她并没有从此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她被来自前后左右的各种力量反复撕扯着、争夺着，她仍然徘徊在十字路口…
辛亥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都截然不同，它不仅在形式上推翻了皇权专制，还标志着资产阶级作为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已经俨然形成。在这股新兴力量的推动下，古老的中国开始尝试着全面向现代化国家的艰难转型。
对于清末民初的社会经济形态，费正清教授等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做了这样的概括：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势力进入到中国，给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引起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变化。在城市中占统治地位的各阶层，都急于想从中获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优势。前者拥有行政管理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领导能力；后者拥有个人财富，而且互相团结，并热心于变革。在两者既不情愿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个界线含混的精英阶层，即所谓“绅商”。
清末状元、翰林院修撰，同时又是立宪运动领袖、维新派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的张謇，就是当时著名的“绅商”。他既“热心于变革”，又希望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894年，张謇在为庆祝慈禧六十寿辰特设的恩科会试上高中状元。可是，满清的腐朽，特别是甲午之耻，对素怀救国之志的张謇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也使他对官场仕途心灰意冷，以为京官疆吏皆不足为谋。他虽然科举成名，却一改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习惯作风，返回老家江苏通州（今南通）走上了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新路。
江苏是我国主要棉产区之一，以“纱花”闻名天下。许多日本商人在中国大量采购棉花运回国内，加工成棉纱之后再以高价返销到中国市场，从中牟取暴利。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到中国内地开设工厂，中国棉纱业面临着更大的冲击。为了在日资涌入前抢占先机，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托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张謇为筹办中的纱厂取名“大生”，取意《易经》中的名句：“天地之大德曰生”。
自1896年9月在通州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投产，张謇历尽曲折，而大生纱厂也几度濒临夭折。他的这段经历，表明了近代民族工业在起步期的艰难。在当时的商业浪潮中，真正如鱼得水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掌握财政权的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一是长期周旋于各大洋行之间，积累了巨额财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张謇和他们都不一样，既无职权，又无资本和西方背景，甚至连家境也不富裕。状元经商，让张謇尝尽艰辛。
为了筹集资金，张謇曾经专程从通州跑到上海招股。结果，有钱人都对书生办厂心怀疑虑，纷纷躲避，直到旅费花完了，也没人愿意出资入股。无奈之下，他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状元身份到位于闹市的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对于这段忍辱负重的坎坷，他在给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里这样写道：“三载以来，謇之所以忍侮蒙讥，伍平生不伍之人，道平生不道之事，舌瘁而笔凋，昼惭而夜棋者，不知凡几。”
张謇这几句话，大概道出了所有文人在经商时的痛苦感受：若不是为了兴办实业，这辈子也不会和某些人为伍，这辈子也不会说某些不屑出口的话。
有理想就有意志，有意志就有成功。尽管举步维艰，四处碰壁，尽管曾经在上海“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电光之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最终，张謇还是开拓性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转型，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绅商”。
1899年大生纱厂最初建成投产时，连购买原棉的资金都成问题，张謇在情急之下不得不向钱庄借高利贷。让人欣慰的是，纱厂投产后的第二年，即得纯利五万两；第三年得纯利十万两。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累计获得纯利约五百四十万两，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唯一取得成功的华资纱厂”。
随着纱厂经营好转，集资招股再也不成问题了。1904年，张謇决定实行产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这时，过去那些对他或者百般刁难，或者冷嘲热讽的官场小人和商场市侩们都态度大变，纷纷趋附，唯恐不及。1907年，大生二厂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市）顺利建成投产。从此，大生分厂越办越多，雄踞商界。
围绕着纱厂的原料来源、产品运输、机器维修和制造等经营生产环节，张謇还先后创办了垦牧公司、轮船公司、炼铁厂等相关企业，建立了自成系统的产业链，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张謇大概是最早把“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联系起来的人。他提出的主张是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以教育成果来改进实业。1902年，张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后来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办了十多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将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此外，由他倡议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复旦学院，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龙门师范，扬州两淮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他在通州所办的实业、文化、教育等事业，是当时地方自治的成功典范。
由于在兴办实业和教育两方面的成就，张謇的社会威望与日俱增，成了各方势力争相延揽的标志性人物。1904年，清廷封他为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全力推进立宪运动，打算凭借政治维新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1903年，张謇赴日本参加商业博览会，同时考察政治、农工商和教育。此次海外之行，使他更加坚定了立宪维新的政治主张。回国后，“奏请立宪之说，喧传于道路”。他除了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刻印《日本宪法》、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之外，还主动与袁世凯重修旧好，形成了“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共同呼吁立宪的格局。然而，让张謇感到极端失望的是，1911年4月，满清朝廷在各省咨议局和各界代表连续三次赴京请愿之后，竟然无耻地推出了所谓“皇族内阁”。那一伙腐朽昏庸到无以复加的满族亲贵，无视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仍然死抓着权力不放，反而还想借立宪加强皇族专制。就此，追求和平变革的立宪运动陷入停滞。
1911年10月，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大维公司）开业，张謇前往武汉出席庆典。10月10日晚8时，他从汉口登上襄阳丸返回上海。轮船启动时，他看见长江对岸的武昌城里火光冲天。12日上午船到安庆，才知道就在他登船离岸的那个晚上，武昌发生了革命起义。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已经在一片火光的映照下进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
作为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张謇从来就不主张暴烈的革命，他一直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理性的变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见“兵祸已开”，而“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立即转而支持共和，并努力劝说北方强人袁世凯顺应共和，希望由此减少社会矛盾，避免新的政治冲突，使国家得以尽快结束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回到和平建设的发展轨道。然而，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有各自的既定主张和打算，张謇一直渴望的和平发展，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没能亲眼看到。
张謇是成功的实业家、教育家，却始终是个失败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一次又一次地怀着满腔热忱，与清政府、孙中山和袁世凯先后尝试合作，为求通过和平手段，脚踏实地地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可最终的结局却都是政见不合、分道扬镳。他的政治悲剧，反映了全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