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天之后，经各省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中国第一个以选举形式产生的共和政府宣告成立。28日，由各省推举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中国，终于具备了现代民主国家的雏形。
2月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宣布退位。当天，袁世凯便剪掉了拖在脑后的辫子，从北京打电报给孙中山，赞扬“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第二天，孙中山履行承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荐表自代。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全票当选。4月，孙中山暂别政治舞台，着手筹划铁路事业。
1913年3月20日，率领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宋教仁于上海遇刺身亡，刚刚起步的议会民主遭受重创。
满清王朝虽然灭亡了，却留下了一屁股外债和已经形成惯例的外交与经济困境。中华民国以一连串负数为起点，在一团纠缠不清的权力争夺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脚步。
在南京市中心，这个门牌号为长江路292号的地方，有过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1682年，清康熙年间，它叫两江总督府；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它是天朝宫殿，俗称“天王府”；1864年，曾国藩率领清军攻陷天京，经过重建后它又成了两江总督府；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这里便成了总统府。总督府、天王府、总统府，每一个名字都包含了一段变幻难测的时代风云，而它最辉煌的时刻，无疑是孙中山在这里实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的开天辟地的三个月。
1870年，香山人容闳凭借洋务运动巨擘曾国藩的鼎力支持，在这里开启了官派学生留洋，引进西方文明的新纪元。四十二年后，又一个香山人在这里开创历史，尝试着将中国引入全新的、符合世界潮流的前进轨道。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两天之后，经各省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中国第一个以选举形式产生的共和政府宣告成立。28日，由各省推举的代表组成临时参议院。至此，中华民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定。中国，终于具备了现代民主国家的雏形。
南京总统府，因为孙中山而成了中国历史道路的分界点，也成了今天全国各地的中国人热切向往的现代名胜。2008年9月的一天，我被涌动的人流裹挟着，匆忙穿过总统府的大门，去这片建筑群的深处寻找曾经作为孙中山办公室的西花厅。一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各种旅游团队的小旗子不时从身边闪过，各个导游通过小喇叭发出的讲解声不时在耳边响起，使我这次对孙中山建国往事的寻访平添了许多当下的热闹与喧嚣。
去西花厅必经西花园。随着摩肩接踵的游人刚一进入西花园，我便看见了那条在池塘里“停泊”了一百多年的“船”。这条永远不能起航的石舫，竟然使我的思绪超脱身边的嘈杂，浮想联翩。
据说，这座石舫是总统府里最古老的建筑。1746年前后，清两江总督尹继善为迎接乾隆南巡，投其所好，特意在这座江南园林里修造了一个清朝北方风格的石舫。乾隆数下江南，曾多次到石舫品香茗、赏园景，赞誉有加。1757年乾隆再下江南时，应尹继善之请，卖弄风雅，为石舫题写匾额，名曰“不系舟”。取意《庄子，列御寇》中的名句：“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从此，这座根本不具备航行能力的石舫便有了一个张冠李戴，极具讽刺意味的名字：不系舟。
不系舟，本应是不受绳索羁绊的、自由的、肆意纵横江河湖海的远航之舟、遨游之舟、发现之舟，将它作为池中石舫的名字，不仅名不符实，而且显示了满清一代的精神扭曲和文化变态。
太平天国时期。天王洪秀全曾对石舫加以重建，舫身上下描金龙、绘彩凤，遍雕狮、虎、鹿、麒麟，还到处都刻上了“王”字。1864年清军破城，天王府被烧得面目全非，唯一保留下来的，只剩下这条石舫的底座了。石舫的主人几经变更，而它所象征的封闭、保守、扭曲，硬是将一座异常沉重的石头房子想像成“不系舟”的妄想型精神品质却始终不变。曾国藩再建两江总督府时，又恢复了石舫的原貌，仍叫“不系舟”。
水，永远还是那一潭死水；舟，永远还是那一条不会动的石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选择园内唯一的洋式建筑西花厅作为办公场所，可谓别具深意，表达了向西方先进文明靠拢的用心。但是，他仍然离那座石舫太近了。据说，他在工作之余，也常登上石舫休息或与客人促膝长谈。陆军总长黄兴也时常在石舫上会客。那时，这座石舫仿佛是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成就了另一个带有时代特点的隐喻，暗示了民主革命行将搁浅的航程。
1911年12月25日，长年在国外漂泊奔走的孙中山经香港抵达上海，仅在四天后即闪电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成临时政府，这自然显示了他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但也暴露了时局的紧迫与诡谲。事实上，在宣誓就职的同时，他也就陷入了多重困境。与上层社会的分歧，与下层社会的隔阂已经让他举步维艰了，更加致命的是当时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以及欧美各国的冷眼旁观和他那些“日本朋友”的趁火打劫。
孙中山掌政之初，由社会上层人士组成的参议院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场以选定国旗为引爆点的冲突，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当时，孙中山主张采用当年陆皓东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但被参议院断然否决。议员们一致决定使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旗共和。孙中山以“取义不合”为由，又将原案咨交复议，参议院态度强硬，再次否决。他们的理由是，青天白日旗为早年兴中会一党所用，不能代表各方面。辛亥革命期间，宋教仁、陈其美领导的上海、江苏革命党首先采用五色旗，业已取代武昌首义时的十八星旗通行各省，不应有所变更。根据议事条例，总统对于议会的决议只能提请复议一次，在议员们的坚持下，五色旗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国旗的争议实质上体现了各省议员对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的轻视，也隐含了他们与孙中山的深层分歧。
而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内部，许多元老和功臣因为“政见”不合，也是纷争不断。章太炎早在南京临时政府酝酿组成阶段，便公开宣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呼吁革命党人功成身退，将国家交由专业人士管理。随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即声明退出同盟会，与张謇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武昌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孙武，则以革命功臣自居，因想当陆军部次长未能如愿，愤然与孙、黄决裂，另组民社，转而拥戴黎元洪为总统。如此等等，一时层出不穷。
刚从国外回来的孙中山与国内上层社会冲突不断，与下层社会隔阂更深。普通民众阶层对这场革命显然是支持的，有些甚至是抱有希望的，然而，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傲慢地将他们置于革命的边缘。于是，辛亥革命便成了一场与下层大众无关的“精英革命”，以及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内部权力、利益再分配的“不明确的革命”。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即是对辛亥革命前后这种民间景象至为深刻、真实、生动的典型化再现。大概就连以“民权”为“主义”的孙中山，也没有彻底意识到这应该是一场“公民革命”，而不仅仅是精英们进行权力分肥的上层变革。
除了这些因政见、权益产生的矛盾冲突之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遇到的最迫切、最棘手的问题是财政危机：内无存储，外无支援，借贷无门。当时南北和议未果，各地战事连连，以致军费不济，军心不稳。史料中说：“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无奈之下，孙中山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
1月8日，孙中山就任总统一周后即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一亿元。新政府刚刚建立，尚无取信于民的丝毫政绩，更谈不上财政信用，却急着向国民巨额举债，结果不仅应者寥寥，而且等于是自毁形象。另外，它还导致了新任实业总长张謇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本身即是著名实业家的张謇认为，政府财政空虚，发行债券实在是扰民而无功。没过多久。这项庞大的募款计划果然因缺乏响应而告失败。
可是，首府大批驻军无饷可发，土兵违纪滋事的事件时有发生，惹得民间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为解燃眉之急，孙中山又下令发行南京军用钞票，总额一百万。长期缺饷的土兵领到军用票后，立刻蜂拥而出，纷纷去挤兑银元、抢购实物，闹得钱业、米业只好以罢市抵制，发行军用票又以失败告终。
为了帮助新政府渡过难关，张謇不惜以大生纱厂做抵押，先后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八十万元。可政府各项开支过于庞大，既不能开源，又无法节流，资金紧缺的状况未见好转。
内政危机必然导致外交困境。1月11、17、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西方列强予以承认，均未得到答复。欧美各国的政界人士原本就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持有怀疑，这时更不肯出手相援，纷纷采取了“金融中立”政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那些“日本朋友”就成了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对中国始终怀有巨大野心的邻国，为了实现对中国的长期控制，日本采取了两面押宝的赌徒手法，一边派遣大批人员混入北军，一边渗入南方革命党，向双方提供军火，设法接近双方的领导人。孙中山初抵上海时，身边竟有六名日本人相随左右，以至于当时就有记者向孙中山提问：“君带如许日本人，岂不惹起旁观之评议乎？”在这六位日本人当中，除宫崎寅藏具有同盟会会员身份外，其他五人均有十分神秘的政治背景。
为向日本借款，孙中山曾经试图将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新式钢铁联合生产企业，汉冶萍公司（全称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交与日本合办。这个合办与普通的抵押借款不同，它直接涉及到了企业和矿物资源的产权。所以，整个借款过程均在秘密中进行，除孙中山、黄兴等少数人知情外，财政部、实业部、参议院一概不知。直至2月初，这项暗中操作的借款计划才被《民立报》记者探知，公开披露。消息传出之后顿时舆论大哗，引起多方非议，张謇因此又一次与孙中山发生直接冲突，怒而辞职。他以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身份与孙中山合作了四十天之后，便彻底分手了。而向日本借款一事，孙中山、黄兴虽然一再向社会解释，仍难平息滔滔舆情，不得不对日宣布废约。
孙中山的困境自然成就了北方的袁世凯。在这两个时代强人的角力过程中，舆论的天平开始急速向实力雄厚的袁世凯倾斜。
在有着悠久皇权专制传统的中国，民主共和是个完全陌生的新生事物，无论是共和国体的缔造者孙中山，还是当时社会的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都必然要经过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不管它的结局如何，也不管它在当时出现了怎样的困难与问题，在孙中山和一代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终究完成了一次伟大实践。他们筚路蓝缕，正在努力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新天地！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对北方的袁世凯无疑是个强烈的刺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利害权衡之后，这个素谙权谋的老狐狸终于出手了。
1912年1月1日，也就是孙中山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指使段祺瑞、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将领四十八人发出联名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宪，坚决反对共和”，以此向南京临时政府示威。1月3日，袁世凯又策动驻俄公使陆徵祥等全体驻外使臣发出联名通电，劝告清帝退位，“以安皇室而定人心”。袁世凯利用这一内一外两份通电，分别向南京临时政府和满清王室施压，翻云覆雨之间，整个中国，仿佛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11日，袁世凯授意北洋全体将领又联名发出一份通电，继续向清廷内部的主战派施压：“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对于那些爱财如命、贪腐成性的满清贵族来说，这无异于逼着他们割肉放血。同时，袁世凯还命人四处散布消息，说革命党已经遍布京城，一旦发生武装暴动，遭殃的首先是那些主战派。
14日，唐绍仪奉命致电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再次询问以清室退位，换取孙中山让位的事“有何把握”。孙中山得知后立即复电：“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有孙中山公开保证，有张謇、章太炎等人力挺，有国际列强支持，袁世凯认为时机已到，干脆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16日，袁世凯与诸大臣联衔上奏，请隆裕太后、宣统小皇帝“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赞同共和。他还连哄带吓唬地对隆裕太后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费尽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也算尽了臣子的苦心。”隆裕太后本采就是个缺乏主见的人，被他这么连哄带吓地一忽悠，更是六神无主了。
事有凑巧，当天上午袁世凯从宫里出来，险些被北方的革命党刺杀身亡。这个意外事件却让袁世凯变得更加主动了，首先，洗脱了主战派说他是革命党奸细的骂名，还因此被隆裕太后加封一等侯爵；其次，也证实了革命党将在京城起事的传言，至少不是捕风捉影，大言欺世。袁世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从此便称病不朝，干脆把一伙满族亲贵给晾起来了。
袁世凯原以为清室会就此屈服，主动提出退位。可是他在家里等了几天之后，见清室仍然死不开窍，恋栈不退，而且那些主战派还组织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所谓宗社党，就有些不耐烦了。1月19日，他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打算在天津成立第三方政府，撇开清室单独与南方交涉，但这个想法被南方拒绝。南方的态度非常坚定，清帝先行退位，是孙中山让出总统职位的前提。
清室不打不倒，南方要求兑现承诺，袁世凯本人又不想出面逼宫，最后，他只好再次动用自己的北洋系将领。
在袁世凯的策划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四十八名将领又一次发表联名通电，毫不客气地“吁恳”清帝退位：
……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实难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许。祖宗有知，能不恫乎！盖国体一日不决，则百姓之因兵燹冻馁死于非命者日何啻数万？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