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消息传出，举国欢腾。翌年7月，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党、政、军一切职务。中国，迎来了解冻的春天。
1978年5月，胡耀邦力排众议，安排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全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经过十年政治教条的桎梏之后，一次针对历史的全面反思，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大潮来临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她成立将近三十年之后，终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开始走上了追求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
在那首著名的颂歌《春天的故事》里，曾这样形象而诗意地概括深圳乃至整个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位于“南海边”的广东再次站到了历史潮头，再次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然而，客观而科学地审视这场改革的发端以及此后的进程，我们显然还要回到邓小平同志曾经总结出的两句经典名言：一是“杀出一条血路”，一是“摸着石头过河”。
“杀出一条血路”，显示了走出困境，寻求新生的勇气和决心；“摸着石头过河”，则形象地概括了曾经的迷茫、阻碍，以及不断寻找新出路、解决新问题的艰难探索过程。
历史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如果不把改革开放这个拨乱反正的壮举嵌入历史链条，就会忽视了它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最癫狂的时期，是充满了红色暴力与血腥的噩梦，是让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经历了空前浩劫的非常十年。那时，“革命”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直被视为革命异己的资产阶级，而是每一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民。因为，在一种充满仇恨的病态的，把谁都想像为阶级敌人的思维方式中，似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可能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于是，阶级斗争便是无处不在的，也是人人不能逃避的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在突出政治的畸形社会背景下，从“文革”初期的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全民无偿利用铁路干线进行所谓南北革命大串联，再到一个接一个互相斗争的政治运动，整整十年折腾下来之后，国民经济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种由于政治领域的空前混乱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了今天的人们不愿回想的痛苦记忆。在当时，它却不仅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恐惧、绝望、贫困与窘迫之中，就连那些受到特殊照顾的在华外国人也有着不堪回首的切身感受：
……一位嫁给中国人的美国妇女描绘了下面的画面：
在漫长的革命的混乱年代里，可以得到的原材料的供应越来越少了。愈来愈多的时候，我们的饭食只有米饭和一种蔬菜，炒菜时要放最少量的花生油。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总在想着食物。计划如何最大效益地使用定量肉票往往是数小时的家庭谈话主题。
一位1975年——1977年间生活在北京的澳大利亚学生说，在买东西时常听到的四句话是：“没货”、“卖完了”、“明天来”以及“这个不卖”。
“文革”十年，对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全面的。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还是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消息传出，举国欢腾。北京、上海、广州……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大中城市，边远乡村，人们一起自发地走上街头，一遍又一遍庆祝、欢呼、声讨。这一年的10月，后来被人们誉为“金秋十月”。在那段时间里，一个被政治斗争的梦魇折磨已久的苦难民族，终于迎来了一次全民觉醒。
然而，噩梦醒来之后，人们最初所能见到的不一定就是阳光灿烂的早晨。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于是，围绕着是否应该坚持极端教条化的“两个凡是”方针，一场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
胡德平在《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这样披露了当时的内情：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潮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叶选基的《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一文里也这样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路线，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走上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力排众议，安排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全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理论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也将此文向全国发了通稿。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经历十年政治教条的桎梏之后，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大潮来临了。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或许，这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最初版本。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于光远在他的近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里对这次会议的特点做了这样的概括：强调科学思想的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倡导改革的会议、推进建设的会议、宽厚团结的会议。正是在这样的新鲜氛围里，经过畅所欲言的讨论，大会在22日晚一致通过全会公报。公报宣布：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个“工作的重点”的转移，成了为中华民族开启未来之门的历史性举措。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与意义做了明确定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所有历史性的转折都具有双重意义，既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抛弃了“两个凡是”之后，在回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认知常识之后，终于开始走上了追求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终于“闯”出了一片新世界。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右派摘掉了沉重的政治帽子，资本家、地主、富农不再受到非人的歧视……所有人都卸下了背负已久的精神包袱，渐渐挺起了腰杆。中国人，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解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宽容，如此具有创造力，如此让人信心怀满、憧憬无限的时代。思想的闸门打开了，人类的灵性解放了，一切“不能”都成为“可能”，一切禁区都有待突破。全社会终于丢掉了整齐划一的面具，变得五彩斑斓了。
伤痕文学、朦胧诗、新潮美术、轻音乐，以及披肩发、蛤蟆镜、喇叭裤、高跟鞋，从文艺到生活，新思想、新潮流全面涤荡着陈腐僵化的一切。
人的主体意识最初觉醒的标志，就是要求摆脱权威的控制，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只有那些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才是健康的、具有人格力量的、能够寻获希望的。
穷则恩变，变则通。在农村，这种求变的大胆行动首先从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开始。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二十名饥饿的农民代表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勇气，秘密立下了一纸契约：分田到户。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政策的两个重要文件虽然允许包产到组，但仍然维持着毛泽东定下的铁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直到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署名“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
正因如此，那份由农民自主签订的契约才具有了惊天动地的突破性意义，现在，它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已经被国家博物馆所收藏。而这二十位农民以身家性命为代价，大胆改变农村经济体制的壮举，也成了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进程时无法忽视的一页。
在城市，首先对旧的经济体系发起群体性冲击的是一千七百万返城知青。自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以后，绝大多数城镇中学毕业生只有一条出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8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批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开始躁动不安了，并且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最具爆炸力的冲击波。知青问题不仅和无数个城镇家庭的正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涉及到了一代中国青年人的集体命运。
……1979年2月5日，一大批从新疆等地回到上海过春节的知识青年走上街头，高呼“返沪”、“回上海参加现代化建设”等口号，要求市委领导人接见。因要求未得到满足，部分青年当日下午聚集到上海火车站共和新路道口，卧轨拦截火车，使铁路中止运行12个小时……
……1979年1月，1000多名知识青年在中央派到云南解决知青问题的代表面前长跪不起，高喊：“我们要回家！”最后的结果，在云南的7万多名知识青年先后大返城。
全国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多少？大约1700万人。这个人数，大体上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回城市，第一压力就是就业问题。
“待业青年”就是在那时候诞生的一个新词汇，比“失业”好听一点。
他们是曾经满怀革命理想的一代，现在却沦落成了城市的新游民。他们的理想与沦落，豪迈与悲情，激进与反恩曾经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一个早期分支，孕育了抒写一代人命运的“知青文学”。同时，这批数量众多的新游民，又在计划经济体制坚硬而陈腐的躯体上撕开了第一个口子。
为解决城镇中这十分之一人口的就业问题，政府只好允许他们“自谋职业”。“自谋职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国营体制之外的个体劳动者，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个体经济或者私营经济。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阶级斗争，经历了对资产阶级的赶尽杀绝，经历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民批判，私营经济就这样渐渐复活了，它迅速焕发出了远远超乎人们想像的生命力。
1979年是以个体户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初步觉醒的一年，到当年年底，全国个体户即发展到三十一万人，比上年的十四万人增长了一倍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私营企业家恰恰是曾经担任过北京市街道干部的尹盛喜。
作为一名街道干部，他最了解待业知青的困境，也最了解当时在城里找一份正式工作的难度。求人不如求己，他不顾社会的嘲讽与亲朋的不解，毅然放弃国家干部的官方身份和让人羡慕的“铁饭碗”，领着几个待业知青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