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之后，被消灭的私营经济虽然浴火重生了，然而，它却是在最传统、最简单、最原始的基点上重新起步的。正如尹盛喜在他的自述中说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叶，两分钱的大碗茶几乎成了改革开放和艰苦创业的代名词。”这句话，既含有率先冲向禁区的自豪，也折射出了中国当时私营企业发展的荒唐与悲哀。
贫穷和落后是一对孪生子，中国的积贫积弱，始终是和落后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经济体制、落后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现代化建设”，方向确定了，目标明晰了，但是，具体到这个“工作重点”如何实现成功“转移”，当时却没有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要彻底解放生产力，要瞠过旧体制这条横亘在面前的滔滔浊流，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迫切需要一块触手可及、能够探测到水深及流向的石头，有了它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农村的包产到户、城市的个体经济，虽然先后对旧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客观地说，它们都还处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充其量也不过是由于国家硬性管制的松懈，向正常经济规律的原始回归而已，并不具备将改革引向深入的开拓性与创新性。
改革，要在更高的层面上突破，中国，要寻找更新、更快的发展模式，还必须勇闯激流险滩，必须杀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迅速腾飞的“血路”。
1977年11月，叶剑英在接见广东省委和梅县地区负责同志时讲话强调：“既要埋头工作，又要抬头看看世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影响全世界。现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几乎与世隔绝了三十年之后，在紧闭国门搞了十年对内的“阶级斗争”之后，中国人终于想要睁开眼睛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终于要走出自我营造的虚假幻境，进入这个真实、精彩而又异常陌生的世界了。
当我们再次敞开国门窥望世界的时候，竟是那样失落与茫然。因为，它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这个政治概念，超越了夜郎自大的传统认识，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想像能力。原来，我们，这群盲目而骄傲的中国人，早就被世界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过去，我们是那样孤陋寡闻；现在，又是这样不知所措，难以适应，就是想急起直追都找不到起跑点。
广东，这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有着悠久开放传统的南方省份再开风气之先。叶剑英、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等一批先后在广东工作过的领导干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成了“先走一步”、大胆进行改革实验的开拓者。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实验田、排头兵，就在他们的探索中诞生了。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在2008年接受一位作家采访时回忆了参与创办经济特区的难忘经历，详细披露了这个历史性决策的诞生过程：
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后，按照省委的分工，我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
我内心非常焦虑，感到我国搞了那么多年穷社会主义，将国家搞到这么穷，这么绝对化，觉得非改革开放不可。这几年，我较多地见到叶剑英元帅，他多次焦虑地对我说：“南生啊，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
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用什么办法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呢？我征求过许多老同志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也和从海外、从港澳回来的朋友交谈，寻找改革开放的方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了。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
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就到我家中，两人交谈了很久。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摘试验。我义无返顾地说，如果办不成，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他说，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但对深圳、珠海和汕头“先走一步”的三个地方怎样“正名”，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些，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啊！最后只好勉强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先上报中央。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我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先走一步”的设想，叶帅非常高兴，很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广东虽然想“先走一步”，但却没有想到要办“特区”。邓小平想到了。“特区”是以上所有建议和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它显示了邓小平过人的智慧与胆略。邓小平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这个特殊而具有历史意义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江泽民同志就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便来到广东汕头，对汕头经济特区的筹建、规划进行考察和指导。同年8月上旬，他在大雨中来到深圳，随后又去了珠海，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筹建进行全面考察和指导，并为特区条例说明做充分的准备。8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受国务院委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常委会上，做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即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由一个小渔村，迅速崛起为现代化的新城。经济特区，为我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发挥了特殊作用。它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时的那块必不可少的探路石。
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广东考察。在深圳，他留下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国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中山，他留下的话语是：“不走回头路！”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结合特区开发建设情况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98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原隶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正式改制为省，同时通过了《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划定海南省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办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4月18日，我国政府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同年6月正式批准成立浦东新区。
邓小平同志对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指示，不但让特区坚定了前进的信心，而且使整个中国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轨道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
正是因为广东的敢闯敢试，一场举世瞩目的经济变革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展开，愈发蓬勃。中国，从此“闯”出了一个新世界。
特区的成功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要想与世界取得同步发展，就必须全面接受并且努力融人这个世界。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屡受挫折与阻碍，而制造这些挫折、设置种种阻碍的，往往又是中国人自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步入正常轨道，国民经济刚刚看到振兴的活力和希望，杂音又起，一股极“左”思潮开始强势回流。
1990年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颇有来头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告诉读者：私营企业和个体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进而，文章又语气严厉地提出这样的质问：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这篇文章，以及它所提出的问题，又将中国引向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漩涡。
1991年6月5日，北京某报发表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大块文章。该文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文章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至此，中国人民记忆深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又呼之欲出了。
在这股思潮影响下，改革受阻，经济建设陷入徘徊与停滞，而受到冲击最严重的，首先是那些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户减少到1234.3万户，从业人员减少到1943.6万人，分别比1988年底下降了15%和15.7%。到1989年下半年，私营企业从1988年的20万家减少了一半，剩下大约9.06方家。1990年，几乎没有增加。”
正当“左”倾言论甚嚣尘上，全社会在迷茫中彷徨的关键时刻，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同志又一次风尘仆仆地来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上海，发表重要讲话，冲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怪圈，毅然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重新启动，继续前行。
又是一个东风送暖的季节。在深圳期间，邓小平边观光市容，边同广东、深圳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在之后的考察中，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著名论述。
在邓小平视察南方及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全国迅速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全国对外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怎么办？应该以什么姿态投入到新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去？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94年6月19日至21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希望经济特区的广大干部群众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方向，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民主法制、搞好精神文明，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1995年12月，江泽民再度到深圳视察。他在考察中指出，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的确起了探路和示范作用，为推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考察期间，江泽民总书记还为特区亲笔题写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十个大字。
2000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再次视察广东深圳等地，发表了“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等一系列治党治国的重要讲话。视察中，他专程到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与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党员代表就基层党的建设进行座谈，发出把党建工作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的号召。
每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总是有预兆的。这预兆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波澜不惊的偶发事件，也可能是一场举世震惊的灾难。但无论如何，它的结果必然是引起一次社会的变轨，开启一次继往开来的革新，塑造一座影响深远的里程碑。而这种历史的发展脉络，往往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或者是事隔多年之后，才会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3年4月10日至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非典”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刻视察广东。从湛江到深圳，从东莞到广州，总书记一路走来一路思索，他在鼓励广东人民要万众一心战胜“非典”的同时，要求广东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恰恰是在“非典”肆虐的特殊时期，胡锦涛同志创造性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抗击“非典”总结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次日，这个全新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报端，并风行全国。一年之后，当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巾全会上讲话时，科学发展观已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一种发展方式的改变，也是社会观念的改变、人文精神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成了今天这个新的时代交响曲中最响亮的两个主旋律。
三十年来，广东、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在“先走一步”的过程中，既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也率先发现着、面临着、克服着在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既不断经受着考险，也浓缩了改革开放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