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这个五十年的报告文学选本中，就反映着报告文学发展转变的这些内容。例如，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杨刚的《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在当时就是很明了的新闻作品。即使像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后来被人们看成报告文学经典性的作品，在最初也是作为新闻速写发表出来的。至于人们已经熟悉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开始，也都是以新闻通讯的形式和读者见面的。这些现象说明，在建国初期，人们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还是不很自觉的。不少的写作，还总是游移在新闻和文学创作之间，还未能清楚地意识自己进行的是新闻工作还是文学活动。有这样的现象是不奇怪的，因为报告文学在不少的时候就曾经和新闻写作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和交叉。有没有较为自觉的报告文学写作行为呢？当然是有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祁连山下》，就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报告文学写作成果。在这三篇作品中，报告文学的特征就比较明显和突出。徐迟的作品《祁连山下》，五十年代写好，却迟至六十年代初期才得以发表，这样，就使得这种自觉的报告文学追求行为无形中受到了妨碍和影响，难以得到广泛的开展。而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更加接近新闻宣传的作品因为适合宣传的需要，就自然地得到了发展。报告文学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其发展并不是十分自觉和健康的。有一些收获，但是成果有限。“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时期，自然也是文学创作的灾难时期。这个时期内，几乎没有可以作为历史记忆的作品出现。因为那些可以说是“瞒和骗的文艺”和“政治阴谋文艺”作品，是非文学的存在。作家对报告文学创作的这种不太自觉的现象，和人们对报告文学的认识理解不很清楚也有关系。在过去，诗歌、小说，被人们认为是文学的正宗产品，而儿童文学、散文等是被看轻的创作对象。而像报告文学这样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写作，更是许多人无心接近和追求的。过去不同的时期内，涌现了许多的诗人、小说家，可报告文学作家一直是很少有人追求的。以往，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诗人、小说家的副业产品，是打草逮兔子式的额外收获。很少有人明确地申明和承认自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在一个对报告文学认识不清，怀有偏见，缺乏热情的环境里，报告文学是如何也发展繁荣不起来的。
四
中国报告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1976年10月，林彪江青政治集团被粉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这两件大事的发生，一个标志着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个标志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之后，因为政治思想领域开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运动的开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为社会造成了一个政治宽松、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祥和生活环境。
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在过去很难成为文学作品主角和正面形象的知识分子陈景润，成为了徐迟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热情赞美和讴歌的形象，并且引发了一个报告文学讴歌知识分子的小高潮；才有了刘宾雁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在揭露批判贪污罪犯王守信犯罪情景的同时反思共产党基层部分党员干部变质，目无党纪国法，贪取钱财，为王守信犯罪提供了便利和保护的现象，重开了报告文学用批判的手段表现社会生活矛盾的大门。这两篇在当时文坛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可以视为报告文学的两面旗帜，在热情的歌颂当代英雄和严厉地揭露批判丑陋罪恶现象两个方面，为报告文学创作作出了成功的范例。这种同时包容着赞美和批判的报告文学创作现象，在过去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是不存在，或者说，是不允许存在的（自然是不允许带有批判作用的作品存在了）。因此，《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同样被包容和肯定的事实，绝不是单纯地说明了这两部作品本身的价值。它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全面发展无疑是有许多启示意义的。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间》的成功创作和巨大反响，报告文学以空前未有的作用使自己走向社会，走近读者，使人们认识到报告文学的特殊作用和力量，从对报告文学的理解到喜欢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很快就有许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聚集到报告文学的旗帜下了。还有一些诗人、小说家，也都积极地加入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行列。今天，报告文学作家的队伍，已经是一支人数众多，声威雄壮的文学方面军了。在报告文学真正以进军的姿态步人中国的社会生活之后，报告文学积极适应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充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和能动作用，以自己特殊的功能在表达人民群众的意志、呼声和愿望，为使社会生活中新的快速增长和旧的加速衰亡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出现了像杨匡满、郭保臣的《命运》、张书绅的《正气歌》、柯岩的《船长》、黄宗英的《大雁情》、理由的《痴情》、王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等许多优秀的作品。
明显的写实特征，使得报告文学在现实生活中除了作家依靠主观的生活感受选择表现社会生活之外，还负有一定的记录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责任。这种责任，在报告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报告文学作家所看重的。例如，1917年10月，在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此后，美国作家约翰·里德就用《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对这个重大事件作了很好的写实记录。1926年3月18日，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北京残酷地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后又企图歪曲掩盖事实真相。为了揭露和记录下反动政府的罪行，着名教授、作家朱自清，就以一个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这样记录事件真相的报告文学。还有前面已经提到的记录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作品《命运》等。报告文学记录重大事件真相，既是它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同时是报告文学社会功能作用的一个部分。报告文学因为其真实性，存在着一定的记史成分就是题内应有之意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在这个选本中，我们选进了《吴晗和（海瑞罢官）》、《一桩惊心动魄的文字狱》、《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这三篇真实记述“文化大革命”在酝酿发动时有关内情的文章。
这些作品，其文学性自然是缺乏一些，但它的记史价值却是很强的。还有像《火·冰山·鸽子的壮歌》、《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历史的审判》、《“牛棚”小品》、《干校六记》、《唐山大地震》、《百万大裁军》、《庐山会议实录》、《牛棚杂忆》、《文化大革命拾零》、《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挽狂澜》等这样一些更多接近写实的作品，所记录的事件内容，在中国五十年的历史生活中，同样有着特殊的含义和影响。它在内容方面的作用比它的文学性更加富有价值。如果说，这些历史事件在历史记载中只是干巴巴的几行文字的话，它们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就是十分具体形象的真实再现了。另外，像《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傅雷之死》、《储安平》、《我的老伴——吴文藻》、《玉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九死一生》、《美丽与悲怆》这样通过一个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的描写，反映不同社会历史生活真实内容的作品，因为震惊人心的真实性和丰富内容，也是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学价值的。这样一些作品，是一些凝聚着当事人血泪感情和苦难经历的作品。它记述了历史的某些污点，独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是那些即时的应景之作无法比拟的。选进这些作品，是对报告文学和历史的共同丰富。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生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生最深刻变化的时期。对于这样的生活现实，报告文学曾经是热情的鼓与呼的号手，给予了非常及时充分的关注。像《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三门李轶闻》、《中国农民大趋势》、《昆山之路》、《理论狂人》、《澳星风险发射》等作品，就是对改革开放生活的直接报告。改革开放，既然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进行过程就必然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存在着许多需要人们给予新的分析理解和认定的问题。因此，伴随着改革开放生活的深入进行，许多及时关注现实生活新问题，新矛盾和表现新的观察理解的，被人们称之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出现了。像《自由备忘录》、《西部在移民》、《强国梦》、《丐帮漂流记》、《中国的小“皇帝”》、《中国知青梦》、《国民素质忧思录》、《伐木者，醒来！》、《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等许多作品，就是这种作品的代表。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社会生活角度，对于一些人们关注的生活现象作了现实的、理性的报告。因为，这些作品大多是用一种超常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和表现生活现象，提出了很多使人得到启发和引发人思考的问题，具有超前感知社会生活的作用，所以，在出现之后，立即在文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不少的时候，报告文学的话题，一时间竟成为一种社会的共同话题。作家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把报告文学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拉得很近，很近。这些作品，是对于改革开放生活的深层审视，是在更加理性的关照下对于现实的接近，比那些现象地报告社会生活的作品更加丰富和有韵味。这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是报告文学的一次大的跨越，它在形式和内容表现方面，和此前的报告文学有了许多不同。这些作品，一般不局限在对一人一事的描写，它往往选择一个带有社会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围绕这个问题广泛地收集材料，最后给予宏观全景式的综合分析报告。所以，这样的作品，对于问题的提出和解释总是着眼于全局性。虽然说有一些作品存在着以偏概全，有偏颇理解，但有不少作品对于人们认识理解社会问题还是有所帮助的。
因为题材的拓展和报告对象的转移，这样一来，作品的内容是比较丰富了。内容的丰富带来了篇幅的增大，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就开始出现了所谓长、中、短篇的形式区别。同时，也因为这些变化，报告文学承担重大社会题材的能力明显增强，出现了不少厚重深刻的优秀作品。这又大大地提升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使报告文学在八九十年代里一度成为文坛的主角，备受人们关注。报告文学的使命意识。感觉才能、独立品格、思想力度、忧患精神、赞颂热情、批判勇气等，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张扬表现。这是报告文学成熟的表现，是报告文学走向群星灿烂的必然。
五
报告文学是一种在不断满足和适应时代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的环境下产生的文学形式。所以，它同社会生活的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过去，在新闻传递还不很快捷畅通，充分丰富的环境里，报告文学创作在许多时候，是新闻的一种补充和强化。这时，报告文学的新闻价值是十分突出的。所以，茅盾先生在1937年谈到报告文学时，就非常强调它的新闻性。他说：“‘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式样。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产生而且风靡的根因。”先生对报告文学的这些看法和主张，如今看来，依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社会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新闻传媒的传递的方式和手段，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新闻和报告文学运作的方式区别是很大的。如今新闻在逼近真实社会生活事件方面的能力非常强，有不少时候几乎是和重大事件同步进行的。这时，报告文学如果要反映“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生活矛盾和事件人物，跟新闻争时间、抢速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报告文学在这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在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时候，既要密切地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最新动向，给那些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矛盾和重大事件以及时的报告，同时，还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自觉地加强在全面、充分、深刻的理性内容方面下工夫，在充分利用自己不必像新闻报道那样赶时间，抢速度的特性，争取在真实的报告中体现出更多更强的新思维和理性精神。这是报告文学在今天社会生活环境中建立和发挥自己优势的地方，是谋求新的发展的基地所在。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成功，已经在这些地方给我们提供了明显的启示。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更加明确和强化了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再一次证明了这种认识和选择的重要性。“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指那些带有历史事件和地方志内容特点的作品。这种作品，在其外观上有比较明显的非现实状态，如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胡平的《千年沉重》等许多作品，就有这样的情况。这些内容看起来同现实生活有着不小间距的作品，其实，在其内在思想和观念等不少方面，恰恰是受到现实的强烈启示之后，对于历史的新发现；是在历史生活的表现中对于现实生活的思考和探索，核心的问题还在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拷问。因为作家是在新的现实的视角上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报告，是在适应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对历史的逼近，所以，它们具有很分明的现实感和现实作用。有人看不到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内容，就简单地说这些反映历史题材生活的作品，不符合报告文学的体裁要求，人为地将其排除在报告文学之外，这是对于报告文学存在简单片面理解的表现。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不能只看成是一个题材对象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思想观念内容的问题。如果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仅仅理解为是对新发生的事件人物的现炒现卖，是一种完全的现场行为的话，那么，报告文学就只能总跟着新闻的屁股跑，既赶不上趟，也失去了自己的独立作为。几十年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说明，缺少自己的独立选择和主张，过分简单地应对生活，是报告文学总也摆脱不了依附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不考虑新闻发展的强大现实能力，一味坚持缩小报告文学和新闻的距离，这也是缺乏现实态度的盲目认识。这样坚持的结果，不仅折损了报告文学的手脚，还妨害了报告文学多渠道，多侧面、多方式地审视现实生活的可能和作用，失去的也许更多。“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出现，是报告文学新的探索和可喜收获，尽管它也会存在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使报告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并且是很有作为的形态。对此，人们应当珍惜。
报告文学是对于真实社会生活内容的文学记录，它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时又具备分明的历史价值。中国五十年的报告文学，对于中国五十年的历史，是一种文学式的记忆，它对于人们感受中国的历史生活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这样的书，我们以为，它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和文学历史的人，都是有重要帮助的。
1998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