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报告文学在强调真实客观地表现对象的时候，更多要求的是整体的、本质的、关键的真实，而不能要求作家对对象的复制真实。在现实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因为对报告文学这种真实性理解的程度不同，就存在着不少很遗憾的现象。有的人生怕违背了真实，结果在真实面前束手束脚，采取了完全机械的照搬、照抄的方式，作品很少作家主观能动的创作痕迹，和文学的表达相距甚远。而有的人却严重的忽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要求，随意改变事实，甚至添油加醋、主观虚构，结果作品失去了最本质的元素而变得不可相信了。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性的要求，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力量。在高明的作家掌握下，这种限制恰恰是他表现才能的地方，是他用自己的才能驾驭真实为自己的创作服务的地方。如果是对于报告文学创作历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就会在夏衍、宋之的、徐迟、黄钢、黄宗英、柯岩、理由、陈祖芬、徐刚、赵瑜、胡平、邓贤、卢跃刚、何建明等人的作品中充分的感受到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真实在受到充分尊重的情形下，作家都拥有很好地呈现真实的手段。在许多时候，事件、人物和矛盾发生演进的时序有了调整，背景和相关的资料也时有进入，作者的认识判断也会相机表达，但是，对象的真实性面貌并没有受到破坏，甚至更加立体和分明了。所以，真实是上帝赋予报告文学的灵性和武器，是上帝交给作家的演义自己身手、演义社会的道具。
强调报告文学的真实性，绝不能变成是忽略文学性的理由。有的人将文学简单地等同于虚构，从而就主观的将恪守真实原则的报告文学轻易地排斥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见解是不科学的。文学是一个大家族，不单是小说一种，此外还有传记文学、史传文学、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仅仅用虚构的元素是不能够覆盖的。认为不能虚构就不能实现文学的观点更是古怪和荒谬，自然经不起事实的推敲。许多的事例说明，真实和文学并不是完全的对立，真实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元素和上等原料。司马迁不朽的着作《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罗曼·罗兰、茨威格的很多精彩的传记着作，已经用事实很好地证明了这样的论断。
但是，由真实变为文学艺术，确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并不是轻松的过程。文学艺术的构成，并不是纯粹由形式和技巧所构成。真实的社会认识对象和独特的思想精神也同样是文学艺术的一部分。这如同美术创作中的情形，变形、抽象是艺术，本真的素描也是艺术，而描绘对象所包容的精气、神态和社会人生内涵也应该是艺术组成的元素一样。在关注报告文学的文学成分的时候，请不要漠视真实的重要性。报告文学在其内在作用方面，其实是和诗歌、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有所区别的。诗歌是用文字的韵律、节奏来表现人的情绪感受和见解，小说是用具体的形象和故事文字来表现社会生活的情形，而报告文学却是通过对事实的直接描述来传递社会人生的信息和作家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诗歌是用诗语说话，小说是用形象和故事传意，报告文学则是用事实和作家的理性的文学表达。这相互间是存在着不少差异的。由于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和诗歌、小说文学正宗思想的左右，很多人在要求和评判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程度时，就不自觉的像要求诗歌、小说一样的要求报告文学，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偏颇和苛求。
报告文学最能体现鲁迅认为文学是“感应社会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的观点。许多被人们认为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作家真实现实地表明自己社会观察感受的思想之灯火，是通过事实的描绘来表明一种精神渴望的旗帜。许多作品，往往是用非常敏锐的发现和独特正确的理解迅速被读者所接受，所欢迎，所记忆。这样的情形，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刘宾雁的作品及其作用和影响；回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盛时期报告文学的辉煌局面和社会作用情形，就会有个正确的理解态度。对这样的现象，希望人们要给予重视，尤其是不少学院派的批评家应当十分注意。然而，即使如此，这种现象也不能成为代替报告文学更加文学化的理由。在以上的文学构成之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应当在语言运用、结构安排、细节把握、情感思想表述、真实形象的描绘等一些方面有艺术的表现。许多人的作品，之所以在文学方面不被认同，就是在这些方面用力过少，很少表现出作者用心的程度和才能水平来。
夏衍的《包身工》，对于日本人统治下的包身工生活的具实描绘及对“芦柴棒”这个人物形象的捕捉表现，仿佛真实的油画一样立体和清晰。宋之的在《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中对于真实生活细节的运用，出神入化，以小见大，巧妙非常。真实的事实是不可塑的，如同玉石不可改变一样。但着名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报告文学应当是智慧和神奇的工艺师，在认真深入地审视玉石材料之后，科学的布局取舍，在有限制的过程中用心思打造出完全属于艺术品的物件来。理由自己的作品，在语言的使用和谋篇布局上就很见功夫，语言的生动华美流畅和布局结构的跌宕起伏，使得他的报告文学在生动形象方面毫不逊于拥有虚构权利的小说作品。如果说徐迟、黄宗英等人在短篇报告文学的文学表现方面得心自如的能力很强的话，那么，赵瑜就似乎更长于宏大结构和叙事。“马家军”是个何等纷纭庞杂的对象，但是赵瑜用“天鼎、地鼎、人鼎”来结构，分别表现其天助神佑下的辉煌“神话”、地面上的传奇故事、人间的悲剧真相内容，将一个“世界”性的体育重要现象，有条不乱，客观生动，理性洞明地作出了文学的表述。而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则围绕一个人物的实际经历，将人间现实历史的悲剧故事进行了充分深情的揭示报告。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真实借助文学的翅膀飞得很远的成功例证。这些成功的作品相比于大量只是题材盲目的选择写作、资料堆砌、原貌照搬、新闻语言叙事、空洞的人物经历和事件过程繁琐记录等作品，实在是有玉石之分了。
报告文学是一个成长中的文体，需要总结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很多，其中文学表现的总结更显得急迫和必要。
与新闻强调客观事实传递不同，报告文学是作家对于真实社会信息感受和独立选择与自主表达的产物。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手段表达自己社会见闻、理解和意志的一种途径，是表现社会和表现自我的舞台。那些时常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把握社会矛盾生活的本质，用最文明和先进思想关照现实社会生活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航船前进的了望者和领航人。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表达自己社会见识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报告文学繁荣的可能性。作家选择了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了直接参与和建设现实社会的工作，就应当有一种时代和社会的责任。在文学的人文精神缺乏的时候，报告文学是表达人文精神比较突出的地方。
报告文学对新闻真实性和现实社会状态的接纳，对于报告文学自身立足现实社会，参与现实社会的变革至为重要。但是，在如何运用和处理现实社会的真实信息的时候，报告文学是同新闻有不少区别的。新闻报道强调记者必须持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更多的时候，主要是对于信息和事实的传递。而报告文学就很不同了。报告文学是作家对于真实社会信息感受和独立自主表达的产物，是在对很多信息选择之后作出的回应和自我表达。这种强调客观和坚持主观独立的区别，使新闻和报告文学的操作和作用就有了很多的不同。
新闻是记者对各种社会信息的应对，而报告文学却是知识分子作家在对大量社会信息选择之后的个人表达。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现实社会见闻、理解和作家自己意志的途径，是表现社会和表现自我的舞台。在广大的社会人群中，知识分子是理性突出的一群，知识分子理性的特点就是能够以理性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来观察与对待社会生活现象，有比较清醒的是非评判。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时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知识分子对问题采取了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评判观点而使原有的理论失衡，陈旧的标准失度，使人们长期以来“心造的桎梏”破碎。当然，知识分子也是有分野的，相互会有很大的差异。有的拜权，有的媚俗，有的装伪，有的躲闪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指那些拥有知识的人，而更应该指能够将自己拥有的知识正确、巧妙和实际的运用到社会的文明发展与科学的进步活动中的人。
那些时常能够站在时代精神的前沿，把握社会生活矛盾的本质、用最文明和先进的思想关照现实的知识分子，是社会航船前进的了望者和引航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笔者曾经这样看待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是这样的人，他屈服于事实和真理，而不向权势虚伪谬论妥协；他崇尚正义的激情和鞭笞邪恶的精神力量一样强烈；他追求进步和抨击落后的行为同样坚决。他应当是为了光明而不惧涉险，置身危险而不消沉气馁的人；他应当是精神的先驱，斗争的勇士，是高举着报告文学的大旗为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进步冲锋陷阵的尖兵。”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其内容既包含了是否把握真实事实的危险，也包含着报告文学作家在各种社会势力和思潮中独立地表达自己观点方面存在的危险。列夫·托尔斯泰说：“文学作品中，读者最值得珍贵的，就是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鲁迅说：“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新闻是要求报道客观发生的事实，报告文学要求的是作家在客观发生的事实面前的符合文明规则的态度。报告文学的是非评判就是作家自己理性表达的具体体现。失去了知识分子独立表达社会见识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报告文学繁荣的可能性。“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萨特）大家都不会忘记，在上个世纪那些知识分子被排斥、打压和蹂躏的漫长日子里，因为知识分子的缺位、民主的缺位，也是没有像样的报告文学的。历史的教训，不应当忘记。
既然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独立表达自己社会见识的手段和方式，那么，报告文学作家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很重要了。报告文学作家应当明白，自己选择了报告文学，就是选择了直接参与和建设现实社会的工作，就有了一种时代和社会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是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用“玩文学”、“玩情感”、“玩感觉”、“玩技巧”的态度来对待的。在近二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在当年推动解放思想的活动中，在正确认识和纠正历史的错误与冤狱过程中，还是在呼吁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中，我们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都很好地表现了他们积极健康的社会人生姿态，用自己真实感人的优秀作品有力地影响了社会，为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痕迹。即使在文学的人文精神普遍缺乏的近些时候，报告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关怀程度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近些年出现的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根本利益》，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赵瑜的《马家军调查》，胡平的《禅机》、《美丽与悲怆》，邢军纪的《第一种危险》，徐刚的《守望家园》、《国难》，卢跃刚的《大国寡民》，梅洁的《西部的倾诉》，一合的《黑脸》，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等作品，自然会有深刻的感受。小说大都是在叙述着别人的悲欢，而报告文学作家所吞吐的多是时代的灵感和煎熬，感受与表达的是自己身边直接的社会生活悲喜。在我看来，要真正的理解和把持报告文学，是同真正的了解报告文学因其特性对作家的这种要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报告文学直面现实社会人生，但如何选择题材更好，其间大有文章。优秀的作家时常发现和选择那些对社会与人生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题材。报告文学要有现实精神，但不必去和新闻抢题材，和新闻较劲，而应当设法发挥自己的优势。反映重大工程事件和英模人物的作品，乏善可陈。历史题材不应当被排除到报告文学以外，在出于现实的意识和感觉需要基础上的历史关照，同样会产生现实的作用。“史志性报告文学”收获喜人。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只能是社会批判的观点是偏颇的。报告文学是否成功不在于赞美还是批判，而在于对象是否值得作家作出这样的选择。小题大做，无法动人；调门再高，也不一定就是美妙的歌唱。
报告文学是直面现实社会人生的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在选择什么题材和如何表达方面就有很多文章。好的报告文学作家，他所着眼的大都是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焦点矛盾、重大事件、特殊人物等对象，时常是抓住关键典型的真实人或事件给予文学报告，借以表明对象的原貌和自己的社会态度。可是，真正要做到这样前沿的信息追踪和典型的文学表达，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过程，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掌握得了的。
许多的报告文学总让人感到和自己的生活或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产生一种割舍不下的感情。这是同报告文学所选择的那些人们渴望知道内情，急于明断是非的社会焦点问题和重大矛盾事件或特殊的人物对象有关的。在许多时候，报告文学应当是伸向社会生活深处的触觉，承当起帮助人们摆脱困惑准确地感知自己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任务，承当起扶正驱邪的社会使命。“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也是一种文学精神和行为的表现。所以，报告文学作家在面对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的时候，并不是全面的接收，无选择的给予表达，更不是如今存在的只要企业家给点钱就去为之张目，权力给点诱惑就去赞美的现象，而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俯瞰现实，从而发现和选择那些足以对现实社会和人生产生积极影响的对象进行报告。这种选择的过程，是对作家社会敏感程度、思想水平和性格勇气的实际检验，也是对作家人格的检验，是写作从一开始就打下成功基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