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社会精英人物的报告
对于社会生活中杰出人物事迹给予热情的颂扬报告，这是我们报告文学的优秀传统。在近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这个传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理由的《中年颂》，报告北京清河毛纺厂中年女工索桂清的事迹。索桂清娘家在天津，三年中她先后为娘家、婆家的两位老人送终，孩子要自己管，自己身体又不好，可她出满勤，出满力，干满活，以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家庭、为国家挑起了重担。理由动情地说：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脊梁，应当给予热烈的称颂。《中年颂》出现在谌容的小说《人到中年》之先，在谌容同样也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内容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柯岩的《船长》，用诗一般的激情和个性化的语言报告了中国远洋货轮“汉川号”船长贝汉廷历经风浪，稳操航船的事迹。作者写了贝汉廷的航海生活，表现了他从一个船长到一个“主人”的人生飞跃。他专业精通，“在海里像一块冲不动的礁石”，在岸上“像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外国人称他是“邓小平式的船长”。他不是外交官却办“外交”，他搞航运，却在世界各地广交朋友。他是一位合格的船长，也是一个社会的精英人物。穆青、陆佛为、廖由滨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非常生动地报告了农民植棉专家吴吉昌为了完成周总理让他设法解决棉花脱蕾落桃问题的嘱托，在“文化大革命”中那十分艰难的日子里，顶着挨斗、批判、被打成残疾、克扣工分口粮等许多压力打击，千难万苦地在家中、田间进行着反复钻研和试验的事迹。可是，待吴吉昌解决了问题，周总理却已逝世，这令他非常的痛苦。作者把文章做在完成的目的和过程上。
目的表现了主人公承诺的庄重和信用，过程表现了主人公矢志不移的决心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性格。在矛盾冲突中写人、写情，用细小的情节叙述表现人的性格，也表现人的智慧。这是作者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的又一篇精彩之作，很为读者欢迎。鲁光的《中国姑娘》是报告中国女排队员突出成绩和动人事迹的群雕式作品。他把女排的活动置于中国体育、排球历史的过程中来认识，既写出过去的希望，又写出排球队在几经苦打苦拼，用心巧练，为民族争气的情景。鲁光的报告并非完全看重结果的那种体育报道，他十分重视对运动员教练员精神、性格乃至心理的挖掘和描写。所以，他作品中的袁伟民、孙晋芳、郎平等人都以真实的人而具备了相当的文学形象，给人留下较明晰的印象。
《中国姑娘》堪称成功报告体育运动的优秀作品。钱钢的《核火》把多少年默默无闻地奉献于祖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却英年早逝的邓稼先的事迹公开报告给读者。邓稼先为了祖国科学事业，从不计个人得失，常年工作生活在有害物质和艰苦的环境中，最后身患疾病不治而亡的事迹非常令人感动。钱钢很好地表现了邓稼先的人品、才学、道德的统一，把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和人生高度用他的经历行为作了生动形象的表现。黄宗英的《小木屋》报告自愿赴西藏从事林学研究的女科学家徐凤翔的事迹，也很为人们称赞。徐凤翔本可以有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她为了填补国家林学研究的空白，更好地掌握西藏的森林资源，她长期与家人分居，自己在西藏高原那充满危险，遍地是困难的地方搞研究。然而，她宗教般的行为却不尽为人所理解，为了一个高原上的小小研究站，她呼吁多时，求助过许多部门和人物却不能解决。黄宗英为徐凤翔的精神行为所感动，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也加入呼号的行列，使她的文学式呼号更见动人和富有力量。
在报告精英人物方面还有魏钢焰的《忆铁人》，李延国的《废墟上站起四个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孟晓云的《胡杨泪》，肖复兴的《生当做人杰》，和谷的《市长张铁民》，李荃的《中华之门》，杨景民的《黎鳌》，长江的《走出古老的寓言》，王宗仁的《青藏高原之脊》、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邢军纪的《雪山之子》，张延隆的《血情》，胡世宗的《最后十九小时》，石言、爱民的《天地人心》，乔迈的《中国之约》等。这些作品或颂扬一种高尚无私的品格，或赞美一种坚定的行为意志，或推崇一种纯洁的情感，本意都在宣传和倡导精神的亮丽和行为的文明进步，为人们树立起效仿的榜样。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报告这些社会精英人物的同时，也把报告文学本身纳入到了促进和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中去了，并使自己的社会形象得到了有力的塑造。
对“社会问题”的审视报告
报告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历来肩负着两方面的责任：这就是赞美文明和进步，揭露愚昧和丑陋。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应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过去，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长期不被认识和运用，或者是在运用时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刘宾雁五十年代就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这方面的作品几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到了1986年后，报告文学创作伴随着拨乱反正，反思历史，倡导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走到此时、面对许多矛盾和困难时，突然发现，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必须首先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对所存在的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状况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于是，许多以观察审视各类社会生活问题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这种创作现象的作品，被人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种概念脱胎于茅盾早年有关报告文学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的观点。
报告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刘宾雁是较早的自觉的实践者。他五十年代写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就是这样的作品。1979年，刘宾雁再度获得创作权利之后所写的《人妖之间》直接面对的是王守信贪污案件，但作者的目的却不仅仅是把这个案件的过程如实地告诉给读者就完事。他要寻根问底，他要弄清楚为什么王守信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煤厂女工一步步地上升为宾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并与省里、国务院的部里及少数外地省份的人都联系上，最后大有权倾宾县之势，贪污五十六万元人民币（在当时，五十六万元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沿着案件的踪迹考察之后，作者认为：为数不少的干部思想作风变坏，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使王守信借以结成一个严密的关系、金钱网络，然后谋私谋利，这是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王守信贪污五十六万元本身。作者提出，管理好党的干部，纠正不正之风，这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党的建设和社会问题。《人妖之间》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人们为刘宾雁重新表现出的勇气和深度感到高兴，也为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地面对社会重大矛盾事件和问题感到欣慰。
但是，表现“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在更多的作者读者头脑中清晰起来，是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批视角相近、手法相近的作品之后。这些作品是：赵瑜的《中国的要害》、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麦天枢的《爱河横流》、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等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摆脱了此前那种多就一人一事而展开报告的表现方式，而是把在社会生活中感觉到、发现到的某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为思考的核心点，然后围绕这个点再把观察描写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中去，最后依据众多真实、具体的社会人生现象对问题进行一种比较认真深入的宏观思考表现。这样的作品，看似对象分散，但它内容丰富，问题单一集中，对社会的覆盖面较大，所以，一般都具备相当明显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一经出现，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重视和欢迎。
像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抓住“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情况，而不少家长及社会忽视对他们进行正常严格的教育，不少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采取了放任溺爱的做法这样的社会问题，通过广泛调查后，用大量精彩生动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文学性的报告，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对待独生子女，不只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不利，对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堪忧的。
赵瑜的《中国的要害》，通过对太行山区交通严重不畅，公路时常堵塞，有时一堵就是一个星期、十天的时间，给当地的经济造成的妨碍，人民生活改善存在的困难进而意识到交通“要害”，不只对太行山区，对于整个中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像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更是为人们打开了一道神秘之门。作者亲身混入丐帮，与他们同吃同游荡，看他们偷抢，看他们私下的组织网络，从中了解了许多孩子之所以流入丐帮的原因，了解了丐帮中同样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的内情等，为人们认识了解丐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也为社会有关方面重视和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像麦天枢的《爱河横流》、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就以年轻人的感情生活、爱情生活为对象，把许多为了爱或不爱而去追求幸福、摆脱痛苦的行为报告给读者，让人看到了感情种子在中国新一代人心灵中的萌动，也让人看到这种萌动对于老一辈人，对于传统的社会道德、社会规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自然在想爱和求爱的过程中，因人而异地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些人的行为也许不容于传统，但也不容于文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们对于感情的要求已不再是羞于谈及“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初发阶段，多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为对象，它确实对人们了解自身有着启蒙的作用。它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巧妙切入诱发出读者对它的空前热情。
随着读者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趣的增强和作者视点、思维的扩展，更加贴近社会运行发展机制的不少问题被作家们捕捉住，并更多付诸理性色彩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阶段，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首先以大影响于社会各方。《神圣忧思录》，涉及对国家民族有现实和长远影响的教育问题。以大量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历述了教师因为其收入微薄，经济困窘，社会地位低下，而使他们多年形成的教育神圣观念产生动摇，许多人不再对参与教育活动发生兴趣的状况后，作者感到了比教师经济困难、教育经费紧张更为严重的问题，当教育神圣的旗帜倒下之后，那么国家兴盛、教育为本这样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将如何在中国得到落实？神圣的不再神圣，这是作者对当时教育危机最严重的“忧思”。这篇作品发表之后，正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两会会场立即就掀起了一个谈论教育、关注教育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体育界，历来是个热衷于讲名次、争金牌的地方。可是，赵瑜的《强国梦》却跳出常规，认真地对多年来人们对体育理解、参与的观念行动进行审视。赵瑜并不简单地反对争名次，夺金牌。但是，他认为体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们身心健康，使人们的生命在锻炼中得到强化。
而我们的体育活动中，从指导思想和训练体制，恰恰丢掉了这个最为重要的东西。一切为名次，千方百计夺金牌。在名次和金牌上附挂了太多、太重的政治功利性因素。在许多时候，竟然不惜以牺牲全民健身利益保尖子，甚至不惜牺牲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求名次、求金牌。在对运动员的培养上，也是只重运动，不考虑其文化心理乃至生存的技能培养，使得不少运动员在年轻轻时结束了运动生涯之后，竟然成了个绝少生活技能的“半残废者”，成为社会的负担。我们的一些人，总讲要“体育强国”，这自然有某种象征性，但体育到底还是体育，金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弱水平。赵瑜的《强国梦》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其本意就在于吁请人们正确适当地认识体育活动，给体育运动以恰当的地位和评价。可以说，这样的提请和作者表现出的不少理解是发人深醒的，他对于人们在参与和接触体育活动时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体会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是十分有益的。与赵瑜的《强国梦》同一题材的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则从技术训练的角度对体育运动作了全景式的观察与报告。
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也是瞩目于愈来愈热的出国潮流而发出的思考之作。改革开放后，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而出国。或商贸、或科技交流、或相互进修，出国是正常的。于是乎，在这各式各样的出国行为中，就演示了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悲喜剧。然而，这些喜悲剧的出现又不纯粹是个人的行为所致，在不小的成分上，它同我们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社会未能给知识分子提供合理正常流动的条件，也未能给知识分子应有的重视和酬劳，对于知识分子试图有所发挥的积极性也未能给予重视或尽可能多地提供条件。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许多人把改善境遇的希望寄托到了出国上。在大量行色匆匆的出国者身上发现并提出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问题供人思考，这是《世界大串联》最为引人重视的地方。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写一项旨在改变一部分群众的生存困难，国家拨出巨款迁移甘肃、宁夏的整七十万人到河西走廊定居的工程，却因为环境的、历史文化的、政策的原因以及愚昧落后的习惯、干部粗糙的工作作风等，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到头来让人真不知道此举“究竟是悲是喜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希望还是绝望了”。如因为贫穷，农民铲草皮做燃料，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更不利于发展生产；穷得一无所有，可每家都在迅速地繁殖后代，人口增长极快；为了脱穷，国家移民，可竟有不少人宁愿守着穷死也不愿离开等。这部作品在较多的层面上对国家的穷困面貌及传统的负面现象有所表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的两难境地，直让人感到生活每发展一步都是多么的沉重。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是第一部认真地对土地问题进行报告思考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