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脚下的土地，过去只识得它是国之所有，生死之托。可如何认识它，利用它，把它在必要时推入商品市场，却是许多人，甚至连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也不明白的。作品写了在利用土地时的缺乏计划，使许多年不该占用的土地被占用了，浪费了，在防治生态失衡方面的工作不力，使许多土地沙化碱化流失了；在不知土地价值的时候，又轻易地把不少土地租让给别人低息使用造成遗憾等等之后，大声地向人们提出，我们的土地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的土地正在迅速地荒废减少，必须在新的观念上来认识使用土地，让祖先留下的基业更好地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后代。这部作品站在土地上看土地，却又超越土地本身，在认识观念上的升华使人感到洞明，会让人在面对别的问题时也引起多一点的思考。
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对湖南娄底市市长借用权力“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的追踪报告，作者不畏权势，为寻求民主、公正而仗义执言及在事件进程中发出的许多感叹，实实有着“事件”以外有关法治、民主的思考。像这样一些在较大生活范围内发现问题、提出和思考问题的作品还有许多，像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傅溪鹏的《沉重的车站钟声》，白描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吴民民的《留日学生心态录》，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东方大爆炸》，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麦天枢的《白夜——性问题采访手记》，柳明的《别有一难在人间》，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胡平的《秋天的变奏》，黄传会的《中国“希望工程”纪实》，乔迈的《失去了，永不再有》，赵瑜的《兵败汉城》，瘦马的《人工大流产》，梅洁的《大血脉之忧思》，丰收的《西部大监狱》，谭旭的《天下第一难》，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解思忠的《盛世危言》，何建明的《本世纪告别愚昧》，吴海民的《金圆新闻》等，这些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各个方面，尽管作者在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作者们关注社会现实，力图通过自己的作用，对问题的认识解决有所助益却是要充分肯定的。简单地从作者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面就认为是只看问题，找毛病，那就是很大的偏颇了。在生活中，一个正确问题的提出就是对生活的一个有益的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也是作家们对生活投入，责任意识的表现。自然，也是他们对报告文学社会功能从认识到实践的一次次十分有效有益的运用，它将十分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
在关注人们直接的生活内容的时候，报告文学作家们还不失时机地把目光转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乃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这是一种新观念的觉醒，也是阔大心胸的表现。它摆脱了短期的功利行为和目的，是对人类的一种长远和终极关怀。沙青在《北京失去平衡》中首先对北京地下水在开采利用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报告和看法。不久又在《皇皇都城》里对北京在处理垃圾问题上遇到困惑、焦虑进行了报告。作者把这些老百姓平常不大关心过问的问题十分突出的提示出来时，人们这才知道吃水、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严重问题和危机的紧迫。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通过对武夷山等地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严重地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悲惨状况，大声地发出警告。岳非丘在《只有一条长江》中对长江流域各地许多只计收益却不管两岸植被破坏、水质污染的行为发出怒吼，希望人们能从大局出发爱惜和保护这唯一的长江不遭受污染，造成灾难。徐刚的《沉沦的土地》，也是从许多土地流失的惊人和流失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提出问题，作品把尖锐的批判和深深的忧思结合在一起，在痛苦的现实面前让人类产生出反省的自觉。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报告文学创作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新途径和新领域，它使创作更加贴近生活，也使作品对社会的参与变得直接明了起来了。从许多作品中，我们看到，作家对于问题的发现和报告都具有积极意义和理性深度，反映了敏锐和深刻的风格。这对于社会现实生活，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会有不小的帮助。这样风格作品的大量出现，也把报告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报告文学创作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使报告文学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独领风骚，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成为社会上万众瞩目的对象。但是，也应指出，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被社会、被读者接受和认可之后，许多人都把热情和兴趣投向这个方面，把发现问题的目光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本身也就“出现问题”了。这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以点代面、以小代大的现象有之；在认识和理解问题时，片面性，偏颇的看法也不难发现；更有一些人把搜寻的目光转向生活中那些冷僻的角落，借对象的奇趣吸引读者的注意。还出现了，不管反映什么问题，都要把对象放到全景宏观上去表现，结果是贪大求全，人为地堆砌资料，把作品拉得很长，作品本身已不再是报告文学而近似某个行业领域的资料汇编或调查报告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报告文学的文学品格，也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是不得不记取的失态之处。
历史生活的现实报告
报告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现实性要求。但这并不说明，报告文学创作就完全排斥现实生活题材之外的一切内容。在一些历史的题材对象中，同样蕴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十分有价值的内容，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对它的揭秘报告之后，同样会使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非常有益的作用。在这方面，许多成功的作家作品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是比较早地把目光投向历史生活的作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因为复杂的原因，有近万名志愿军战士成了战俘。在战俘营中，他们艰苦卓绝地斗争，受尽了精神和皮肉之苦，有一部分人动摇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怀着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坚定信念返回祖国。可是，使他们未曾想到的是，回国后，他们这些人从此被打入另册，不被信任，不被任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冲击迫害。这固然与过去那极左思潮有关，但它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不少人对于战俘的认识理解也有关。应当如何认识战争，认识战俘，战俘是否就等于叛徒？等等。作品以不少战俘的悲惨命运让人反省历史，引起人们对人、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和理解。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于劲的《厄运》。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也是一部令人有许多动问和沉思的血泪历史报告。当年西路军远征新疆，在河西走廊与匪军马家军遭遇，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终不敌对手打击，全军覆没。在西路军中，有一支女兵红军团，她们在战败后许多人惨遭杀害，也有不少人流散当地各处（至今仍有人在），受尽苦难。作品在记述了当时生死搏杀之后，通过访问和资料搜集，真实地把女兵团蒙难的过程和不少人的命运报告给人们，让人们对那页心颤的历史和人物的命运发出许多疑惑的慨叹和无奈同情。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正如题目显示的那样。它通过大量资料和当事者的见证，真实地报告了日本侵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作品所提供的大量事实物证，既击溃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当今那些妄图抹去历史罪责的政治家的烂言，也为我们的后代记取这血泪的历史书写下有力的一笔。这部作品绝不仅仅是对历史事迹的再现，它对于现实的日本和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实际作用和意义的。
解放军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撰写并出版的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是两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报告文学丛书。这两部丛书，对中国革命史和抗日战争中的许多大事变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告，可以说是文学式的历史，又是历史性的文学报告。对于认识许多历史大事件颇有帮助，是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工程。
在报告历史生活的题材中，像陈立人的《中日缅甸大角逐》、邓贤的《大国之魂》、王戈的《通向世界屋脊之路》、陈立人的《孤独八百士》、陈凯歌的《我们经历过的日子》、邓贤的《日落东方》、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等，都是内容丰富，有较大反响的作品。还应特别提到的作品还有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胡平的《中国的眸子》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黄济人的作品如实地记述了一批当年的国民党战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精神上所进行的一次次新的决战。写了他们思想、情感、行为的转变过程，既有信息性，又有一定的人生经历感悟深度。胡平的《中国的眸子》，较为充分地对影响江西省许多人的一件冤案进行了报告。一位有见识并占有正义和真理的女青年被活活地杀害并被掏去肾脏移植他人，可到了天晴气朗的日子却因为不少当事人的阻拦冤案迟迟不能昭雪。作者写的是旧案，但画出的却是不少人丑陋的灵魂。思考的是更加深入和沉重的社会问题。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反映的是“文革”后期插队云南边远地区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城风潮的内容。作品报告了知识青年在那里生活的苦闷不适及不同人的相异命运，并在返城与阻力的冲突中描绘出不少感人的场面和不同性格的人物。知青梦的生成和梦的破灭过程，是一个阶段社会生活的侧影。作者在作品中有反省、有批判，也有思考。在报告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中，是最为厚重的一篇。
在历史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带有相近特点的作品正在迅速发展并引人注意，这就是被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作品。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报告文学。这种报告文学，仍然着重报告文学的现实性。但是，它不完全或绝对地从题材对象上对作品作现实性的要求。它在现实性的核心点固定之后，把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更加阔大的领域。凡是那些通过文学的报告对于现实生活的进程会发生影响促进的题材内容，都可以拿来报告与表现。“史志”性的表现使它在纵横两个方面具有特点，使它的整体性和个性特点更加明显。“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概念由李炳银提出，并对其作了初步的论述。
最早具有“史志性报告文学”特点的作品有范长江写作并出版于三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部作品虽然带有明显的旅行记特点，但其中许多内容是有史志性价值的。再接着体现这种“史志性”的作品除上文已提到的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外，就要数到钱钢的《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了。但使人对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概念明确起来，却是到1995年内出现了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韩作荣的《城市和人》、倪振良的《深圳传奇》、张建伟的《温故戊戌年》、何建明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等一批作品之后。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外在特点，自然是带有史志的色彩了。像《海葬》它直接面对的是大清国北洋水师从兴军到毁灭的进程，主要写了李鸿章在办北洋水师过程中的困惑及失败的非偶然性。这题材的表现看来是纯粹的历史了。但是，当你深入地感受作者在对李鸿章变革生活环境及行为所进行报告时的复杂心态时，你就会明晰地意识到作者对于现实改革生活的思考。《海葬》不能不面对北洋水师的覆灭命运，可它却把历史和现实沟通，希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相互接近类同的地方，从而使现实不致再走历史的弯路。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是通过对鸦片战争的文学报告，对历史提出一种认识，对现实提供一种参考。它除了着重那些正史中涉及的事件人物资料外，也十分注意并用心搜集那些足以影响决策人物心态、情绪、行为的生活细节，而这些细节的背后又是有着影响强烈，积淀深厚的文化基础的。作者从大量看似琐碎的生活流程中审视历史，但它逼近的目的却是历史事迹的本源。它看到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无常。
与其他一些有关鸦片战争史书区别的是，在《昨天》里，作者不是单纯地从结果上下结论，一般地指斥英帝国主义的恶行和大清王朝的无能与惨败。它把一种反思、自省的自觉置于自己的思考之中，在对历史作批判的时候，很有洞悉力地把不少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冲突指示出来。而所述的一些因为文化传统、行为方式、生活习惯、思维特点的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冲突现象历史的发生了，但它对于今人仍然是有启示和参考作用的。两位作者从历史的细微处入手，在历史的本质处落脚。严肃的历史因为其文学性的报告而生动形象便于了解了。历史内容因其文化分析而有了更多一些的现实性价值。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和《温故戊戌年》从不同的视角报告了大清王朝变革失败的历史事件。前者报告清王朝主政者在深感国势衰败时自发改革动念，可后来因为权臣们相互的权力、利益争斗而使改革流产；后者写戊戌年的变法维新运动。可是，良好的动机却因为十分幼稚、鲁莽的操作导致失败。在这两部作品中，人们几乎看不到一点关联现实的文字。但是你会感到，作者所报告的所有的历史生活，似乎都与现实正在运作着的改革生活密不可分。其实，作者正是把历史作为宝鉴置于现实之前，为今天的民众，为今天的改革者提供一种真实形象的参照。历史在这些作品中，自然仍不失史志的品格，但作者们的用意却不全在于机械地再现历史的本原，他们更多地欲望在于把历史作为对象，从中发现总结出对现实有用的内容。在这里，作家们直面的是历史，可思考的却是现实。历史与现实中间并不隔着万水千山，有时它们之间的距离可以很近很密切，不作分析地把历史报告从报告文学中拨离出去，是失之妥当的偏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