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人来函来电，要我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一写。
这对我来说，是个两难的选择。一是自己寡淡的人生，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二是家乡人的盛约又不好违背。思之再三，就作个自我介绍吧！
我现在的名字叫李炳银，可到我的家乡陕西省临潼县铁炉镇，你要是打听这个人，恐怕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的。这个名字是我在1969年2月入伍报名时才取的名号。没有人知道，当时甚至家里人也非常陌生，犯疑惑。可是，若要是提起我的小名或者叫曾用名李三江的话，相信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有不少人或许还有些记忆和印象的。不因别的，就因为铁炉塬是个小地方，亲戚关系相互交叉多样，再加我在家时极爱打篮球，而且水平不错，在当地有点“小明星”的味道，所以知道的人就多。
1950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我出生在临潼县铁炉镇厨李村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那是个农历虎年，据母亲说，我是正午时出生的，可以算是个六月虎。说我后来的性子焦、总是干柴烈火的性格也许和这出生的时候有关。
在铁炉塬上，这厨李村至今还都是个小村子。可是，在当地这却是个比较有历史的村落。据清·乾隆年间的《临潼县志》记录，铁炉镇只有：贾家村、睢家村、厨李村、平泉堡和崖张村这几个村子。据说，这些村子在大明朝时就已经存在了。我小的时候，常听父亲和村上的老人讲：东城门、西城门，还记得在南城墙边玩耍的情景。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城墙护围，可见不一般了。然而，古老却不意味着富裕，在这个小小的山间小平原上，人们世代靠农业劳动生活发展，生活是很寂寞和苦焦的。我的爷爷是个木匠，据说除日常木工活外，还会打木车（家乡人称大车）。在农活之外还算个有手艺的人，可家里的日子依然艰难。爷爷养育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及两间上房、两间厦房，这或许就是他一生的创造成果了。到了我父亲的手上，尽管他经历了转乡的货郎、出门打工、田间劳作的曲折、艰难和带有心酸的人生坎坷，养育成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可家里的生活依然是贫穷和艰难的。父母亲的善良、勤劳、宽厚、正直品性，对我们这些儿女有很多影响。在我们这些儿女的心里，父母是非常无私伟大的，是我们永远记忆和感念的人。
我的童年和中、小学是在家乡和贾村初级小学、铁炉高级小学和马额初级中学度过的。在这期间，经历了儿时的欢乐，也经过了上学时期的艰苦和努力。特别是在家庭生活艰难和1959-1962年间遭受饥饿灾难的时候，吃草根、树叶、树皮，甚至还吃过观音土的痛苦情形，至今难忘。这是一些非常痛苦的记忆，也许还是一种励志的过程。
1968年，在经历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的初中学习之后，算是毕业后回乡劳动了。还算有幸，回乡后不久，竟然当上了大队的会计。更算有幸，在家半年多，就在1969年2月服役离开了父母和家乡的亲人，远赴先辽宁、后北京的个人生命之旅了。
过去我们家乡青年人当兵，多是西北的青海、新疆和西藏方向的陆军步兵部队，可我们这一年却来了个大调转，当的是空军地勤兵，部队所在地也是像辽宁的本溪、辽阳这样的城市。没有想到的是，在入伍半年后竟然又调防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还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上层政治和军事的矛盾斗争交错需要，我们放着很好的城市营房不能住，据说是当时林彪想试试他的指挥灵不灵，借着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了个“一号命令”，就使我们部队放弃营房非得住进过去和现在都是北京重要旅游地的，修建早于北京城五百多年的古刹寺庙潭柘寺里（西山的潭柘寺、戒台寺、西峰寺，全让我部占住）。空军地勤通讯预备部队的日常军务本就不很紧张，我又被分配在团直机关。所以，当了三年兵，真正军队的紧张、艰苦、正规训练是很少的。在潭柘寺做了“两年半的和尚”之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又在1972年的4月，被部队推荐、经当时的国家出版局选招并送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评论专业学习深造。这是我在入伍之后人生的转机，也是我如今文学人生和事业的开始。
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大学学习生活所受的干扰可想而知，有什么：“上大学，改造大学”的口号；有什么“开门办学”的措施等等，闹嚷嚷，乱糟糟。好在文学有可以自修的特性，好在我们“根正苗红”，不怕戴“只专不红”的帽子，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尽可能的多读书，多学习。三年多的学习生活是很艰辛的。每月所有的生活费用是政府补贴的十九块五。说真的，在上海的三年多，除过集体的活动之外，我是极少到市里边去的，更不要说玩耍消费了。在上海三年，我穿的全部是离开部队时带来的衣服，几乎没有新的添加。在东北没有受冻，到南方的上海我的手竟然冻伤了。其间回老家探望父母一趟，还是哥哥帮助解决的路费。那时，学习生活虽然艰辛，但内心的感觉和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我有了读书增长知识的机会，我有了文学的追求和梦想。
1975年7月大学毕业后，又从上海回到了北京。也许是因为影响还不错，本来应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我，却被“发配”到它的上级部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工作了（如今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前身）。在这里参与全国出版行政事业的管理工作。后来，有一年多的时间，还在着名诗人、文学理论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本名张光年）先生的身边做过事。正是这个关系，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张先生重回文学战线，积极从事恢复中国文学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时，我因为对文学的热爱，经谢永旺先生向他提出要求，于1978年底转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文艺报》工作。
我的文学之梦自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时开始，但真正将梦想转化为实践的是进入《文艺报》之后。在当时，《文艺报》在全国有着很大的影响，曾被一些人称为“文艺《红旗》”，对于有关文艺政策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对于全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作家利益的关照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到这里来工作，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因为领导、同事中的冯牧、罗荪、唐因、唐达成、谢永旺、陈丹晨、阎纲、刘锡诚、吴泰昌等不少人已经是文学批评研究方面的着名专家，是一些难得的好老师。在这里，文学是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话题，在谈话和采访、编辑中就有许多的文学知识和水平培养提高，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和过程。虽然在上海已经写作并发表了几篇应景文章，但真正的文学批评活动和写作活动是在这里开始的。学习和写作共生，文学的审美判断和文字表达水平在渐渐的接近成熟。我如今在文学研究方面获取的一点点成绩，和有《文艺报》的这段经历关系很大。
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为了及时把握和研究文学创作现实的需要，决定成立创作研究室（现在改名为创作研究部），我又被新任的研究室主任谢永旺先生调到了这里，开始了带有半专业性的当代文学创作研究批评活动。
这期间除1985年7月-1986年7月带领中国作协和《红旗》杂志社的七人赴安徽淮北支援教育外，就再没有离开过这里。研究部是个当代文学创作研究、咨询和批评的中心，曾经非常活跃和被文学界领导与作家看重，身在其中（曾任学术秘书，谢永旺主任因为参与中国作协党组工作，研究室的日常工作事务就由我维持），自然获益匪浅。但后来一度因为领导人的变动，我自感不快。在经过1989年6月的大事变之后，我就自觉的放弃仕途追求而一心奔向专业了。事实证明这样的选择是同我的人生独立、自由、进取、专业的精神行动与性格相吻合的，至今无怨无悔。因为，作为人的一生来看，我虽然可能有不少的失去，可收获的也很多。屈指三十多年的人生和努力过程，自感没有辜负时光和人生，总算有了一点事业成果。当然也有了自己的妻儿家庭。但唯有不安的是，身在遥远外，很少为父母尽孝，对不起我1982年病逝的父亲和依然健在的母亲。这常使我愧疚！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2002年6月-2004年6月任《报告文学》主编。
自1985年始基本是历届中国作家协会所办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选委员、副主任；担任中央部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及各地文学评奖的评委有五十次之多。
主要着作有：
《文学感知集》（198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艺术论》（1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国学宗师——胡适》（199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生活、文学与思考》（199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研究成果曾经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其他奖项多次。
主要编着有：
《中国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大系》（共十本）；
《史志性报告文学》（共一本）；
《历史的痕迹》（共两本）；
《中国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共十一本）等；
1995-2007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选（共十四本）等。
临潼是个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地方。在家乡，我实在算不上什么。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家乡盛情的一个交代。我永远怀念我的故乡，为家乡而自豪，期望家乡有美好的发展和未来！
200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