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兴盛，是近些年来文坛上十分令人瞩目的现象。即使在目前，当不少的人认为小说、诗歌创作正在走向低谷，走向冷清的时候，报告文学创作依然生机勃勃，屡屡在读者中产生轰动影响。因为许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出现和存在，因为报告文学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在，报告文学再也不像有些人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亚文学”、“边缘文学”，它已经跳出过去人们常将其视为散文之一种形式的框约，而完全以自己特殊分明的性格品质独立于现实的文坛，成为与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形式相并列的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形式了。
自三十年代初报告文学这种文学形式被介绍到我国之后，报告文学在其发展进程中，虽然也有过几个小的高潮出现，如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但是，截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以前，人们对报告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形式的认识、理解、把握显然并不是完全充分和适当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报告文学创作无论从题材、内容、形式哪个方面看，都比较狭窄和单一。五十年代中期，刘宾雁和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严厉批判的情形，正是导致这种狭窄和单一现象的重要证明。在一个创作处处受到约束的年月，报告文学的发展自然会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角落，自己的个性特征及其作用当然也是无法去实现，这对报告文学来说无疑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和历史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们的民族一下子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思想理论战线的“解冻”和经济战线的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使国家的各个领域一改过去多年保持和存在的那种僵化、呆滞、封闭局面，焕发出强烈的生命般的活力。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也正是伴随着这次民族思维的觉醒和跃进而渐渐地找到了自己，走向一个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形式多姿的开阔领域中来的。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报告文学的新崛起中，无疑是领衔之作。作家在这篇作品中把陈景润这位多年一直被他人视为“白专典型”、“痴顽怪异”的知识分子作为报告对象，热情地给予赞美，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创作环境中，都具有一种公正精神和开拓的勇气。它让读者看到了科学的神圣和为科学献身的知识分子的崇高，从而使过去轻视知识，忽视或打击知识分子的行为变得丑陋。作品在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官方评价的时候，自己对于曾经的混乱局面的讥讽嘲笑，表现了一种本真的感觉和批判的勇敢。随之而来，报告文学创作配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在瞬间将视点集中到了知识分子活动和科学的领域，出现了报告文学的一个小高潮。理由报告数学家华罗庚的《高山与平原》、报告着名妇产科教授林巧稚的《她有多少孩子》、黄宗英报告中年科学工作者秦官属的《大雁情》、柯岩报告年轻科学工作者的《奇异的书简》、陈祖芬报告归国科学家王运丰命运坎坷的《祖国高于一切》等等作品，就是这个阶段报告文学表现知识分子，反映科学领域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其影响非常广泛。报告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空前热情，是对此前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视为“臭老九”情形的反叛，是对于公正和正义精神的一种声援，也是报告文学在努力寻找自己独立性格和自由表达方式的一种明显表现。在其文学艺术的表现方面，这些作品也摆脱了过去那种简单概念化、枯燥无味的表现，十分重视思想、情感的准确和表达的文学艺术性特点。
刘宾雁复出文坛之后，呈献给读者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着名的《人妖之间》，这篇作品，依然延续了他过去作品的创作风格，也是报告文学思辨色彩和批判功能被接受和延长再生的表现。这篇作品的成功，除过刘宾雁自身的影响力之外，还在于它打开了过去报告文学不能够参与社会审视和批判的大门，破了一种文学创作的禁区。作品通过东北一个平庸的妇女王守信在权力之间的运行而获益成为巨贪的现象，对于执政党的管理提出的积极警告和改变的思考非常有历史现实的价值。在这篇作品之后，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在当时那种复杂的矛盾社会生活面前观察和思考，向着真理前进，向着丑恶出击，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出现了理由的《痴情》，祖慰的《啊！父老兄弟》，张书绅的《正气歌》，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韩少华的《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乔迈的《三门李轶闻》，孟晓云的《胡杨泪》，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等等带有追责和讨逆性的作品。报告文学批判性成分的增强，是社会政治环境宽容的表现，是报告文学对现实社会生活深入参与和更加直接表现的反映；还因为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的落实，在弥补和填充新闻空缺方面也表现突出。报告文学这种带有明显个性的文学表达，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非常空前和正常，创造了报告文学新的历史局面。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民族的一场大灾难。在这灾难结束之后，又有一次民族思维、思想和行为转变大门的开启。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建设百业复苏的局面逐渐出现。这是人们多年来所期望的，是国家希望的表现。所以，在改革出现了新的局势和事件人物的时候，报告文学作家就敏锐地在现实的生活面前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报告文学自觉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既为了改革的进程，也为了自己的发展。对于改革的关注，又成为报告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像柯岩的《船长》，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李士非的《热血男儿》，王兆军的《原野在呼唤》，钱钢、江永红的《奔涌的潮头》，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等等报告文学，成为了那个时候社会的强音。
自1986年前后，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开始出现了又一次较大的变易和接近整体的推移。这就是一些从宏观全景角度来观察、审视、报告社会生活重要现象和重大社会存在问题的作品集中出现带来的新变化。这种后来被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作品，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了新姿态、新面貌、新格局、新影响，使报告文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了大的迈进。
1985年时，山西作家赵瑜的一篇报告晋东南交通运输困难局势的报告文学以《中国的要害》为名发表。作家不仅仅着眼山西晋东南运输困难局面而以此为例对中国许多地方类似现象的观察、思考，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在意识到作品可以依据或跳出一人一事的叙述，得到更大的自由和实现更全面深入的思考，并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情形之后，这样的表现方法迅速得到很多作家的采纳。像后来出现的沙青报告北京水资源危机问题的《北京失去平衡》，也属先声之作。但真正使这样情形的作品众多起来，还是因为涵逸的着名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等作品出现并得到社会读者看重之后。
在社会变革的步伐迈出之后，在人们的期望被唤醒之后，过去那种一成不变、静悄悄的社会生活局面就会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各样的主张和纷纭的要求，社会问题现象凸现。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生活现实的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们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表现，也实现了自身的一次重要变革。这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与此前报告文学作品的不同和区别，主要是视野开阔放大了，它的根基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局限在个体单一的对象上，而是在全局的视点观察，理性归结之后再通过更多真实具体的事实加以多方立体论证，是对某种社会问题的综合归纳报告，具有很大的社会覆盖和全局性。像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就在多方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很多中小学教育的现状报告，很生动深入地反映了中国中小学在资金、师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总体体制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自由备忘录》中反映了对法律健全和落实情形的遗憾和积极期待情形。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世界大串联》中对当年红卫兵串联和现实的出国潮情形的反思报告，贾鲁生深入“丐帮”调查之后写出的《丐帮漂流记》，麦天枢报告因为观念和文化道德问题而使许多人陷入性问题困惑局面的《白夜》，徐刚呼吁人们重视生态保护大声呼吁《伐木者，醒来！》，赵瑜用很多事实报告中国体育步入误区，体制急需变革的《强国梦》，岳非丘报告长江遭受污染情景的《只有一条长江》等很多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个新的观察方式和表现平台上实现了很好的目标的。另外，还出现了一些在历史的题材中，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作品，重要的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都很招人眼目，使人产生兴趣。
报告文学创作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丰富多彩，没有过像这样的使人产生阅读兴趣。这类作品，在浓缩报告社会现实问题的时候，也把自己思想认识的智慧锋芒和忧患使命精神，自己的社会价值作用呈现到读者的面前，使人们在对报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互动联系中，充分地感受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为自己赢得了空前的好声誉，使读者对它有了更多的期待。
茅盾先生在谈到报告文学时曾说：“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个匆忙而多变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样式。”（茅盾：《关于“报告文学”》）是的，“匆忙而多变的时代”不光催生着报告文学的发生，而且还在不断培育和推进着报告文学的持久发展与更新。
这些年来，报告文学之所以使众多的作家倾心，使他们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情欢迎，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在我们民族处于转折的时间和关头，报告文学及时地适应了社会发展和读者阅读的期望，为民族的进步和革新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报告文学从原来的狭窄、轻浅，单纯的地方起步并持续不断地走向广阔、厚重、强盛、成熟的必然。但是，不能够将这样的改变看成一种纯粹的报告文学现象，而是有着很深刻和强烈的社会历史原因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是存在一种相互选择和适应的关系的，只有双方的努力，才可以实现良好的结果。在存在着繁复纷纭的社会矛盾生活中，社会需要解决问题，文学也渴望在对这些矛盾问题的观察、理解和表现中实现自己文学的表达。文学是社会公众接触和理解社会矛盾问题的渠道，而报告文学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及时直接和形象生动。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报告文学在许多时候比以虚构、节奏为基础的小说、诗歌等更有吸引力和力量的原因。虚构的文学和人们的感受出现间隔，新闻因为匆忙、简洁和局限而在人们渴望了解认识感受社会生活时得不到满足，这时人们自然地选择了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