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第四》孔子说：君子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天下，就是因为天下没有不适合君子的生存环境，没有君子所不能做的事情，君子处世待人接物不是以人为标准，也不是以事为标准，而是以道义为准则。
给老板的启示：老板要想使自己的行业有大发展，必须讲商业道德，以德为本。老板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不为目前的一点小利而动，注重自己信誉的做法，是一种使自己能在市场畅行无阻的很高明的经营之道。
韩国现代企业集团的总经理郑周永，是世界闻名的大财阀。然而，朝鲜战争期间，正当他在南韩的建设行业中崭露头角，事业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打击无情地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是1953年，郑周永的现代土建社承包了一座大桥的修建工程。由于战时物价上涨，开工不到两年，工程费总额竟比签约承包时高出了七倍。在这严峻的时刻，有人好心地劝阻郑周永，赶紧停止施工，以免遭受进一步的损失。但郑周永另有一番想法：金钱损失事小，维护信誉事大。于是鼓起勇气毅然决定：为了保住现代土建社的信誉，宁可赔本甚至破产，也要按时把工程拿下来。结果，现代土建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按时完工，保质保量地按时交付使用。
郑周永虽然吃了这回大亏，以至濒临破产，但也因此树起了恪守信用的形象，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生意一个接一个地找上门来。不久，他投标承包了当时南韩的四大建设项目：韩兴土建、大业、兴和工作所和中央产业，承建了汉江大桥的第一期工程。接着，又继续承建了汉江桥的第二、第三期工程。光是汉江大桥这三项重大工程就前后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它不仅使郑周永的“现代建筑”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压倒了同行对手，一跃成为韩国建筑行业的霸主。
郑周永宁输老本，也不输信誉的做法，使生意越做越兴隆。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之所以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靠的也是信誉与市场同行。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的诚朴、忠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身上。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去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自己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着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天下，被世人所称道想到古代圣人为人的原则，没有比与人为善更为重要的事。以言语教诲人，是以善教人；以道德教育人，是以善培养人。别人有长处，则吸取过来以有益于自己；自己的长处，则施予别人，以有益于别人。人人互相学习，那么善就会无穷无尽；彼此相互施予，所以善的源头就永远也不会枯竭。因此与人为善是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老板的基本谋略。第一章 释义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老板要尊重员工尊重顾客
我欲仁，斯仁至矣
礼之用，和为贵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
与人为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第七》
孔子认为，人心都是肉做的；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你如果与人为善，别人也会以仁义之心待你。一个人是否能达到“心善”的境界，主要在于是否能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也可以说，心善的养生之道，主要讲的是道德修养的养生之道。所谓“养性”者，核心问题也是道德修养。以“善”养“性”，从而达到“心善”而致“行善”。
曾国藩：
“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
给老板的启示：没有比与人为善更为重要的事。以言语教诲人，是以善教人；以道德教育人，是以善培养人，这些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然而如果只向别人施予，那么自己的长处是有限的，所以又贵于能够吸取别人的长处。别人有长处，则吸取过来以有益于自己；自己的长处，则施予别人，以有益于别人。人人互相学习，那么善就会无穷无尽；彼此相互施予，所以善的源头就永远也不会枯竭。
曾国藩强调的是“为善”，既取人，又取之于人，若要“为”，得先“善”，“善”在哪呢?张履祥说：“非善不存于心，非善不出口，非善不付诸行动”，“善”即好品德．好思想，好学风、好语言，好行为。那“善”又怎么达到呢?一是靠教，一是靠养。虽说人的本性中有“善”的一端，但后天若不加以教育、纠正，他也可能会走上歧途；“养善”就是要注重在后天的修养身性。
“善心”并不仅仅是给予钱财，精神上的给予也同样重要。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从街上走过的时候，被一个衰弱不堪的穷苦老人拉住，面对那双无力、颤抖的手，屠格涅夫窘极了，因为他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摸到一分钱。于是屠格涅夫紧紧地握住那双手：“别见怪，兄弟，我身上一无所有呢。”“哪里的话。”老人口齿不清地慢慢说道：“就这也该谢谢进啦，兄弟。”即使是那些身无分文、穷苦不堪的人，你施舍的钱财、食物对于他来讲可能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但有时只要你能用“善心”，即便你不给予他任何东西，他也会感激你，因为你尊重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毫无杂念的同情，也是一种激励。“与人为善”，这是一种美好的道德品质，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不使恶，不做坏事，待人可以同情可以怜悯，但都要符合“中”道，都要有“分寸”。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第十七》。
与人为善是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老板的基本谋略。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200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其东归楚。
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自统率大军追击项羽，另外派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到一个叫固陵的地方，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
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上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你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你将陈地至东海的土地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划归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到乌江自刎。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划归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周文王在渭水的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有点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这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