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因时而变
有一人叫刘羽冲，是沧州人，他性情孤僻，好讲过去的章法，实际上都迂腐不能施行。
他偶然弄到一本古代兵书，研读之后，自称能带10万兵。恰好当时有土匪，他自己练兵和土匪较量，结果大败，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活捉了去。
他又弄到一本古代讲水利的书，钻研了有一年时间，自吹可以使千里之地成为沃土，画了图游说州官。州官也好事，就叫他在一个村子里试验。刚挖好了沟渠，洪水来了，顺着沟渠灌进来，一场大水，人几乎变成了鱼。
从此他便抑郁想不开，常常在庭院中独自踱步，摇头自语道：“古人能欺骗我？”每天叨咕千百遍，只有这6个字，不久，他发病死去。后来在风清月白的晚上，常见他的魂在墓前的松柏下，摇头踏步。仔细听去，嘴里念叨的还是这6个宇。有人笑出了声，他的魂突然消失了。第二天，他的魂还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在摇头踏步。
沉溺于古代的人很愚蠢。古人说，满肚子都是书本知识能败事，肚里一点知识也没有同样能败事。下棋高手不放弃旧棋谱，但不照搬旧谱；名医不迷信古方，但不离古方。
古时的妙法不能照搬到当今；此地的高招不能照搬到彼地。后世接受前人的经验，贵在活用上，但是这个活用，又要恰如其分。
夏天，烈日当头，有一人在树阴下铺了席子睡觉。树阴随着太阳移，此人也拖动席子随着树阴移，就这样一直睡到太阳落下去、月亮升起来。于是，树阴又随着月亮移，此人又拖着席子随着树阴移，不知变通，就做此无用功。
俗话说，条条大道通罗马，要办成一件事，也并非只有一种办法。我们应该学学大海中的小舟，随波浪起伏，才能到达要去的地方。
与时俱进，三朝不倒
耶律楚材是元朝的三朝元老，政坛不倒翁，依靠“与时俱进”策略牢牢把握靠山，成千古名臣。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
成吉思汗西征出师的这一天，虽时值夏六月，却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成吉思汗有些疑虑，不知此为何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吉凶。耶律楚材决非是庸俗的阴阳先生，他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他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则，可以测知月蚀之期，可以修订历法。此刻，他没有简单地按大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天象，而是以一位精明的政治谋略家的思维，把这天象的解释添加上政治内容。他巧妙地利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将士对天文、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又非常迷信的心理，以及蒙古军人对花刺子模国的行为义愤填膺、誓死雪耻的军心，毅然断言：“隆冬肃杀之气见于盛夏，这正是我主奉天申讨，克敌制胜的好兆头。”成吉思汗盼的就是这种吉相。于是，发十万大军，离开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花刺子模国杀去。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刺子模和中亚，可谓兵锋西指，所向披靡。
此次西征大胜，成吉思汗认为与耶律楚材的卜吉有关系。从此，凡他出战，总是必须有耶律楚材随侍身旁，预测吉凶成败，参赞军政大事。耶律楚材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利用成吉思汗头脑尚愚昧的这一特点，“胡言乱语”，“俘虏”了成吉思汗这一大靠山。
成吉思汗这个十分勇悍的“一代天骄”，只知武，不懂文，但随着领土的不断扩大，光靠武力是不行的。耶律楚材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个“舞文弄墨”的机会，向君主灌输创治天下，绝不可藐视文士作用的道理不断抓牢靠山。成吉思汗内心折服，此后，他便常对其子窝阔台说：“此人（指楚材）是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他处置。”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这也反映了耶律楚材投其所需、与时俱进的靠山之道。
这一年，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太祖其三子窝阔台，但此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拖雷将移权。作为一个有智谋的良辅，耶律楚材清醒地意识到，汗位虚悬或错置，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在最高权柄面前，古往今来，骨肉之间箕豆相煎之事并非罕见。除拖雷外，窝阔台还有个兄长察合台，此人向来性情慎密，为众人所畏，也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假若三人真的计较起来，彼此不让，结党营私，岂不断送了国运？这时的耶律楚材又面临靠山的问题，但他依然与时俱进，把窝阔台定为自己的靠山。于是，耶律楚材与窝阔台面议，商量尽快召开“库里尔泰会”，决议汗位。窝阔台嗣位，早经成吉思汗亲口布告，为什么还要召开大会，经过公认呢？这是因为，成吉思汗曾有一条特立的法制：凡蒙古大汗，如当新旧交续之时，必须诸王族诸将，及所属各部酋长，召开公会，议定之后，方可继登汗位。
是年秋天，成吉思汗本支亲王、亲族齐集克鲁伦河畔议事汗位的承继人。会议开了四十天，仍是议而未决。耶律楚材认为此事不可久拖了，便亲自力谏拖雷：“推举大汗，这是宗庙社稷的大计，应该早日确定。”拖雷仍说：“意见不统一，是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听罢，十分坚定地说：“此期不可变，一过此日，再也没有吉祥的日子了。”拖雷不好再敷衍下去，这样，窝阔台就即了汗位。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人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其管理的国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所以，使这位少主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应兴应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这又给了耶律楚材一个稳抓靠山的机会。此时，全靠耶律楚材与时俱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但那些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豪强贵族们，到处散布谗言低毁耶律楚材。有人说：“耶律楚材中书令援用亲旧，必有二心，应奏知大汗，斩杀此人。”耶律楚材听了并不计较，他坚信自己的言行是出以公心的。好在窝阔台自有明察，深责其诬。对于谣言传播最恶者原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太宗命楚材鞫审之。耶律楚材以国事为重，不把个人的恩怨记在心上，宽洪大度地奏请太宗日后再行处置。这种高尚的品德很受太宗的赏识，他私下对侍臣说：“楚材不记私仇，真是宽厚的长者，你们应当效法他的为人。”正是因为耶律楚材精忠为国，处处从大局着眼，时时以社稷为重，殚精竭虑，特别是他那与时俱进的政策深得太宗赏识，所以靠山也得以日益稳固。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蒙古军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间，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依仗弓劲马肥，兵强将勇，开疆拓土，征服了大片的领土。然而，蒙古帝国要治理这么辽阔的国土和多种民族，特别是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和江淮地区，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思想工具是不行的。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和谋略家，耶律楚材敏锐地看到并及时地指出了这一重要的治国课题。经过对古今经验的总结，他认为，儒学虽有其迂腐的一面，但历经沧桑变化，在中国的思想宝库中，只有儒学才融会着各家的思想精华，一直成为华夏历代王朝的国魂，也是封建王朝延年益柞的治世妙方。耶律楚材清醒地认识到，“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与时俱进的思想，又一次成为耶律楚材的靠山法宝。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三十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于国于民有利，他都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的政绩。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毋庸置疑的是，这和耶律楚材把“与时俱进”当靠山法宝，稳抓三朝君王靠山精心辅佐是绝对分不开的。
不战而胜
戈瑟尔斯将军在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所设立的那个著名的“星期日法庭”曾经被称为对“行政界的一大打击”，在那里，在他管理下的3万余人，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发泄他的不满。
萨姆尔·伏克兰在出任鲍德温机车公司总经理的时候，他也以为他主要的任务就是“容忍职工心中的不平”，从而使他自己“对每一名雇员都显得很和蔼可亲”。
纽约保证信托公司董事长萨宾曾经说过：“我办公室的门是向每一名公司员工敞开的。”国家银器公司经理巴林求也曾表示过同样的看法，他说他对于任何一个来访的职员，总会匀出时间来接待，即使要暂时停止一下自己正在处理的重要事务，也在所不惜。 英国的大出版家诺斯克利夫爵士为了使每一个有所申诉的职工能够立刻见到他，不但在他的办公室和他在伦敦的家里规定了一个接待职工的固定时间，而且还宣称所有申诉的信件都会由他自己或他非常信任的秘书拆看，当来信很多的时候，他总是尽量先看他的下属寄来的信。
这些领袖们准备时刻听取下属们的申诉，这一事实的影响往往能平息许多人心中那些敏感、夸大的愤怒，正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比如，诺斯克利夫爵士对于下属信件处理的策略就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功效，事实上，在6个月之内，他收到的不满信件还不到6封。
有才干的人常常能预料到并且事先阻止种种可能的申诉及反对意见，但是，当这些事情已经确实发生了之后，他们首先采取的策略就是耐心地倾听对方的诉说，以此向对方表示他愿意了解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