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方圆性格，方圆人生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人。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冲出，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共有湘军1万，水、陆军各5千，连其他人等共15000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幸亏被手下士兵所救，才自杀未遂。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3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失败之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统帅，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敌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自己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为了收拢人心而已。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的12年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失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委他兵部尚书头衔，有了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国藩激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取得了大权，在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很多太平军的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退出财物，也不能退出财物，在进京之后，忙做了四件事：
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
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4万湘军；
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
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反而显示出了他的恭谨态度，更加取得了清廷的信任，清廷又赏以太子太保头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俟爵，于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性格中的“方圆”，也可理解为“刚柔”，“刚”让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曾国藩刚练水勇时，水陆两军约有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抗衡，无异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曾四次抗旨朝廷。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并不决定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劝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信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倚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可见，曾国藩在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刚硬的性格让他保存了湘军的力量，为湘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大清江山积蓄了后备力量。且不说他的作法是否正确，但是四次抗旨的勇气和强硬，是无法不让人敬佩的。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是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然而，性格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人们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一位勤奋读书的人来说，书里的真知灼见的确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持之以恒，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如果说“方”即是“刚”，那“圆”必是“柔”。曾国藩性格中的“柔”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谓“方圆人生，刚柔兼济”。
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要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曾国藩年轻时性格的确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但他却时时在改变这一性格，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理想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