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在纷繁、生动、快速的社会现实面前，过于精致的诗歌难承重担，虚构的小说因与生活与生俱来的距离感而难挽留读者，清风明月、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睡美人’式的散文已合不上前行的节拍，剧本和舞台因延续程序长、制作成本高而大逊风骚，具有批判意味的报告文学俏走文坛已不是神话。”诗人于坚批评转型期诗歌与小说创作的意见尽管不无偏激，但从接受学观点来看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他看来，“90年代在诗歌中冒出来的基本上只是一堆平庸的鹦鹉学舌的水泡”；“我一向对我国的当代小说不以为然，我有过多次因好奇而使智慧自取其辱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之下，更多的人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报告文学。
我们不得不承认，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因生活的速动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快捷性而倍显繁荣。据上海图书馆编《全国报刊索引》的统计，1993年发表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为1259篇，5年后的1998年增至1315篇。报告文学如此，具有报告色彩的纪实性作品也你追我赶，毫不逊色。根据张平的《抉择》改编而成的电影《生死抉择》之所以轰动全国，也是因为它较好地反映了反腐民意。导演于本正说得好，电影选择人民，人民就会选择电影。同理，正因为批判性报告文学更多地应和着人民的心声，人民才更加期待着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当然，表面看来，90年代至今的报告文学相对沉寂。究其原因，虽然不乏国家意识形态的某些潜在影响，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金钱意识的诱导、语言拜物教的作祟以及读者大众对于影视、网络艺术的移情别恋。无论如何，“遵命文学”虽不可取，“明星文学”与“广告文学”尤败胃。难怪范培松批评说，9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改革的浪潮中“进行着一场甜蜜的蜕变：变色变性变味，正在趋向甜蜜化，哪里有金钱哪里有买卖哪里有甜蜜，哪里就有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几乎成了广告成了侍女成了欲望的代名词”。他的判断可能不免绝对，甚至有些尖刻，但对未来时态的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显然不失为善意的醒世明言。希望有志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冲浪者”能够固守人文主义精神和批判现实主义理念，勇于并善于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庸俗趣味，以必需的引领心怀和必要的个人智慧来把住报告文学的“根”。
参与理路：由“边缘”到中心
以“审父”到自审的批判理路为逻辑铺垫，转型期的报告文学在参与生活层面总体上表现出由“边缘”到中心的进取姿态。所以李炳银说，“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崛起于文坛，威风八面，风韵独具。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报告文学创作非常有力地参与了改革生活的现实，并给予现实的改革开放生活以积极的反映与影响。”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参与理路明显受制于作家的即时在场意识。这种在场意识包括两重基本内涵：一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在场身份，二是作家的现场参与或亲历程度。
关于社会生活的真实身份对于文学创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前就作了精辟论述：“人民生活中本身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初、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0对于上述“真实的”社会生活，“要赋予一个艺术的形式，有许多的手段。但最轻便、最直接、最迅速的，要箅报告文学’的方法。”0如此说来，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繁荣及其在读者方面的受宠便有其实践上的必然性与理论上的合理性。
转型期的经济策动及由此而来的财富意识的普遍增强，使公众变得空前务实。这样的时代语境逼迫着越来越多的无法闲适的作家走向“田野”，亲临“现场”，参与“过程”，真实地传达所见所闻与真情实感。我们不妨将这种操作机制下的书写称之为“亲历性报告文学”。这类作品至少可以保证两种真实一一事项真实和情感真实一一亦即体验真实的实现，这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钱钢、贾鲁生、邓贤、赵瑜、梅洁等作家都有很好的亲历性报告文学作品，如《唐山大地震》、《丐帮漂流记》、《流浪金三角》、《马家军调查》、《创世纪情愫》等。仅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0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为例，所选7篇报告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亲历性文本：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凌志军的《追随智慧》、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常扬的《世界第一村》、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和陈歆耕的《战争大趋势》〈相比之下思辨性较强〉。理论界时常谈及报告文学创作的“底线”问题，事实上，亲历事项现场应该是最起码的底线，因为诸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批判性乃至选材的独特性这些每每争论不休的最基本的文体品格都可由此得到解决。王宗仁自1958年人伍踏上“世界屋脊”至今，痴心不改，壮志凌云，默默无闻地创作了数百万字的作品。他的长篇报告文学《苍茫青藏》日前获第四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32万字的中篇系列报告文学“青藏风景线”分别在《当代》、《十月》、《昆仑》、《长城》等大型杂志上发表，反响良好。他坚定地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只有处于激情澎湃的状态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而激情源于生活激流，远离生活的作家是难以栽培出激情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类扎根生活、认真观察、仔细谛听、埋头写作的普通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人在，他们才是真正的超功利主义者。正是从他们身上及其作品中，我们才真正领悟了“美是生活”的经典命题。
长时间的阅读实践表明，报告文学作家确实应该拥有较其他文体作家更强烈的读者观念和效果意识。这也是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题中应有之义。“报告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参与功能，使得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躲开对生活的介入。当作家处于这种不可回避的境地的时候，中庸的选择即已消失，他势必要不断地对事件、人物、矛盾和斗争做出自己的认识和评判。”0约翰里德写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态度值得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学习借鉴一一“在本书的取材方面，我务必限定我自己只使用那些我所亲身观察到的、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实录，以及那些有可靠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为真实的记载”。由此出发，我们也很有必要重新检讨“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种厉身份，以免混淆历史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界限。
与此同时，报告文学的在场性还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感同身受的接受意愿和审美认同。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转型期，广大受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从诗歌、小说、剧本中去寻求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甚至很难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诸如《西游记》、《聊斋志异》中高度理想化的浪漫故事。当此之时，以真实性、亲历性、体验性见长的报告文学更容易满足读者大众的审美期待。诚如李炳银所说，“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中，报告文学无疑是最直接、最深人、最具体地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的创作了。在其他文学创作日益和社会人生的现实状态有所间隔和疏离的时候，报告文学可能是人们通过文学作品认识和感受社会生活的惟一渠道了。”0据刘宾雁回忆，《人妖之间》发表以后，“我受到除西藏以外全国所有省区读者的大量来信，几乎一致反映，这篇东西在那里引起了震动。”报告文学显着的社会绩效由此可见一斑。
不难断定，21世纪的读者将更为关注现实生活和周边环境，自然也希望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艺术方式中更多地看到自己和周围人的身影，了解刚刚发生的事项及其深度剖析，获取对于普遍性社会问题或重大社会事件的全息性呈现和到位的解释，以促发生存主体对于生活现状、生存质量及其根源的既具理性又富诗意的文化欲念。因此，未来的读者将不再满足于脱离或远离现实生活十万八千里的虚构型写作路径，希望作家更多地展示绚烂多姿、且喜且悲、或优美或壮丽的真实生活图景，希望作品在现实生活的背景中摄取多样化的鲜活人物的丰赡镜头，希望作品中的形象像你像他也像我，是你中有我、他中有我的血肉丰满、可触可摸的性格，以求完整、全面、立体地察知现实风景。因此，“真正的8)0118，即使从现场的这一点讲，也是应该以我们现在住着的社会环境为材料，而叙述与我们自身有关系的生活和社会机构的。”京九铁路、港澳回归、三峡工程、西部开发、申奥成功、人盟胃、伊拉克战争及正在进行的大规模“防典”等具有全球影响的重大事项，都已经或必将在我们的报告文学中得到反映。
放眼全球，辇始于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新新闻主义”写作路线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新闻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是人本位及个性珍重，以此对抗高度工业化时代的非人格化、平庸化、依附性和伦理上的自私性。由文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人的现实生存得到极大关注，创作者的个性意识得到应有的张扬。这一点，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有别于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主义，它以亲临现场和深度参与为艺术建构的最高起点，以表现对象的关人关己属性为最髙价值追求，以求给周边人的生存图式提供有用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同意称报告文学为“非虚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