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理路：由征服到守护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伴随着工业化\都市化时代的强势迈进，尤其是人类社会进人全球化时代以来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见凸显，人类生存的家园话题随之被摆上桌面。可以断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误读的今天，毅然决然地以宇宙或地球意识来观照我们的生存现状，以善待的心情来调解日趋紧张的天人关系，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这为我们的守护行动指明了方向。
其实，恩格斯早就深刻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0可见，人与自然的最佳关系状态在于“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及“人化自然”的命题也包含着极其宝贵的调解思想。
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并未真正认识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一这首先表现为常常自命为自然的征服者。直至进人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人民还天真地习惯于战天斗地，生态观念也远未成为作家们的普遍共识。如此说来，我们确实有必要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并从根本上摈弃过去那种以征服、索取、掠夺为目的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企图，勇敢地承担起守护和调理的责任，切实有效地建立健全生态伦理学、地球社会学和环境保护学的学理与实践机制。
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构成复杂的多面矛盾体，诸如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人膨胀、粮食短缺、疾病蔓延、灾害频仍等。据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联合编制的20世纪末《世界资源报告》显示，世界人巳达到60亿，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将增至80亿~120亿，且增长率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因人增长及分配失调，仍有8亿左右的居民处于营养不良状态，全球性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全球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森林砍伐及火灾有增无减；现代工业经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依然过量，人均年消耗量在45吨85吨之间；全球能源利用自70年代以来增长70，今后15年每年还将以29的速度增长，从而使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较今天增加509，臭氧层被严重破坏；全球将近589的珊瑚礁和349的鱼类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报告指出，“首先，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涉及到整个自然景观。由于森林砍伐、农业用地的扩张以及城镇发展带来的这样大规模的景观变化，在今后几十年内可能会左右陆地生态系统的自然条件和范围”；“第二，这些景观层次变化的规模和工农业活动不断增加的强度正引发全球系统和循环的各种变化，如支持生态系统功能的大气圈和氮循环”；“第三，各个方面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正很快达到一个关键的程度，它可能加速物种数量和分布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广泛变化”。这说明，人类确实生活在索取、享受、丢弃、速生速朽的时尚之中。因此，专家提醒，人类必须对环境破坏付出代价一一健康、舒适、生产率。毫无疑问，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类生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瓶颈”。
就中国而言，生态境况可能是更为沉重的话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深人调査后将我国的生态现状概括为：先天不足，并非优越，人为破坏，后天失调；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的强沙尘暴逐年攀升，泥雨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内陆水质污染日趋严重，沿海赤潮有增无减。资料显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等七大水系均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另据368个近海监测点的综合信息，1999年我国近海以劣四类和二类海水为主，主要污染成分为无机氮与活性磷酸盐，部分海域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超标，局部海域重金属铅超标。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仍）和二氧化硫〈煤烟和汽车尾气〉。噪声污染不容小视，1999年，从212个城市交通噪声监测点传来下述数据一一重度污染占5.2，中度污染占8.5，轻度污染为27.39。当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7.8亿吨〈其中，排放量为3881万吨〉，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015.5万吨。我国每年出生的2000多万新生儿中，约有35万缺陷儿，其中的20与环境污染有关。土地方面，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2万公顷，其中，非农业占地20.5万公顷，灾毁耕地13.5万公顷。总体上看，我国人为性或半人为性自然灾害呈愈演愈烈之势。仅就有目共睹的直接危害人们生活的沙尘暴而言，50年代才5次，60年代8次，80年代14次，90年代猛窜至23次。有关专家根据沙尘暴的质态、频率、强度、分布及生态现状等，划分出四个主源区：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及草原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尽管政府和有关方面号召并支持植树，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群众的造林积极性大为受挫。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我国造林905万亩，到1992年锐减至399万亩，而毁林占地的速度却丝毫不见减缓。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率先转变观念，逐步由征服者的非理性意识形态转向守护者的价值立场，并以文学方式发出“救救环境”、“保护地球”的正义呐喊。这方面，《淮河的警告》、《水患中国》、《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告别伐木时代》、《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别让地球再流泪》、《善待家园》等报告文本已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徐刚长时间深人到长江、黄河源头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文化生态报告文学《长江传》，较好地揭示了长江文明及其所面临的危机。
至于健康的现代生命理念的艺术张扬，日本《小鸭子的故事》就很值得我们关注。这部由记者追踪采访达一年之久制作完成的报告电视，真实而富有情趣地再现了东京闹市区某人造池塘来了几只野鸭并奇迹般孵出12只小鸭的故事一当它们大摇大摆地光临皇家护城河时，市民们纷纷让道，像接待贵宾般予以呵护。在此，作者艺术表现的着力点不在野鸭，而是善待野鸭的市民。旨在告诫人们，保持生态平衡的关键在于唤醒人的自觉。所以，从生态哲学意义上说，“生态本来就是网络状关系性存在，是不同因素和物种的一种有利于生命生成的结构状态。如果说生态气象是结果，那么造成生态气象的原因就在于秩序。正是由于生态秩序的合理，生命才能维持，才能进化，才有自然向人的生成，也才有人类生机的深层保障。”
与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及周边生灵和谐共处相关，有效防止人类中心话语权被滥用、盗用可能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因为，“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如果撇开主体而就环境论环境，发现什么问题就去治理什么问题，那就必将陷于捉襟见肘的恶性循环之中。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要不断发展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以保证主体能力的正确发挥而不至于被滥用、无用。”0这种主体提升和“零污染”追求可谓切中要害。转型期的生态报告文学恰恰将“生态秩序”的重建作为了价值目标。这要求首先对人自身进行改造一彻底放弃征服者的身份霸权，将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退一步讲，即使在考虑人类的必要利害时，也不应以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来代替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当然还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集团主义功利欲求。所以又有人说，“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只把人类的利益当作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民族都没有真正把全人类的利益当作其行为的指针。许多人还深陷在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还在奉行着生态帝国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政策，或为维护既得的发展利益而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或直接把第三世界当作垃圾处理场，或只片面强调欠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无视后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看来，任何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书写都必须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集团利己主义，趋归开明的“天人合一”理念，走“绿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文学创作的生态情怀，生态报告文学才有望向纵深拓展。
叙事理路：由聚焦到散点
大众时代促成平民意识的普遍增强和英雄观念的拆解，报告文学也开始由人物报告向事件报告转进。这势必造成由聚焦到散点的叙事策略上的调整。
大时代的广角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散点视线，一改过去聚焦1伟人、英雄、主流的单一维度，充分调用各种必要的艺术表现’手段，立体展现，多向透视，随物陚形，因而更能展现神州大变革的风云图卷。此种叙事选择巳经成为转型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概略说来，报告文学领域里的散点式写作路线追求表现对象的前台性和景深感，拒斥表达上的暧昧性和扁平化，比较尊重平民意愿和公共经验，推崇散点式全景观照，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风范与大度，因此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与80年代比较，90年代报告文学在中央关于在多样化中突出主旋律’的方针指导下，注意调整了歌颂与暴露、报告’与文学’以及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关系和比例，在继承和发展其批判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同时注意了态度的客观、冷静与从容不迫，在继承和发展其宏观综合式的同时注意了向文学是人学’的本体回归，在继承和发展以改革开放为总主题的同时注意了继续向题材的广度与深度进军。”这说明，90年代报告文学在叙事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上较80年代自觉和成熟。与此相左，也有人认为报告文学在转型期的繁荣是病态的繁荣，进而指认90年代的报告文学客观上存在着投机心理和严重的艺术滑坡现象，长此以往，“报告”和“文学”将一同完结。这种看法可能切中前述明星传记、“广告文学”的某些时弊，但从根本上讲是对报告文学文体属性的误认，起码，它忽视了报告文学显着的开放和包容特征。
其实，“报告文学家可以用种种方法去接近他的创作，甚至是极端相反的方法。他可以把外部世界当作并不拟人化的东西，他也可以把较外层的世界当作述说他自己的内心生活的手段，他可以写下一切来到他心头的东西，他可以选择而且结合它们。”可见，报告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拥有十分广阔的伸展空间。生硬地以小说的叙事维度来衡量报告文学，只会掩盖报告文学的“报告”特质，阻碍报告文学的原生性陈述。譬如，以倾向性表现而言，小说艺术强调寓倾向性于文学化的叙述、描写之中，而不要把它特别指点出来。与此相反，报告文学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倾向性表现的明晰性和战斗性，它追求旗帜鲜明地宣播真理，伸张正义，鞭挞时弊，表达对公正、良知、道义、和平、幸福的真诚向往和热烈追求。再如，小说的力量还在于艺术典型的塑造，报告文学虽然不乏“包身工”、张志新、陈景润、孔繁森、吴天祥之类的典型，但要在转型期报告文学中大批量地搜索出如小说艺术那样的典型来，恐怕还比较困难，因为现代形态的报告文学已经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通过典型人物的命运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宿命”。换言之，要在转型期的宏大背景下呈现民族、人类的多样生存与沉重步履，一个主人公或一家人的命运显然不能满足“时代报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文学显然不能轻易地与小说、室内剧、贺岁片同流，而应该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之塔，离开书斋和沙龙，深入到广阔生活的原野，去感知现代社会的复杂变动。这就势必突破狭隘的个人抒情，用快节奏、深色调和流动的叙事风格来展现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社会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