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意念、民族意识和人类意味
引言
斯诺是地道的美国人，但他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斯诺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从更为客观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他又超越了他所生活、战斗过的时代；斯诺一生写了10余部铿锵有力、响彻寰宇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惟有《红星照耀中国》（中文又译为《西行漫记》〉长久以来在人类进步的苍穹下闪射着灿烂的光华，弥久常新。
《红星照耀中国》不单单是20世纪世界新闻史上的奇迹，而且也是跨时空的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丰碑。作者曾这样回答一位中国朋友的提问：“假如一部作品能为人类知识做出即使很有限的贡献，这作品自身也会受到公正的判断。我相信要做出即使很微小的贡献也离不开为世界穷苦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服务，因为他们是人类的大多数。”
生命意念和人类关怀作为斯诺深入社会、观察人生、思考未来以及处理各种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得到了多层面、全息性展示，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读者接受，产生了显着的阅读效应。人类学思维注重时间上的未来指向和空间上的全球视野，这既是《红星照耀中国》固有的文本品格，也是我们把握斯诺现象本质特征的最髙依据。循此思路，将有利于更为有效地把握斯诺的精神家园或灵魂寓所一一《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质态，并为谋求达致人类和谐的方法与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斯诺的脚步，始终扣合着时代的节律，因而也总是夹杂着人类前行途中的痛苦、希冀以及他个人的忧患与关切。他是第一批报道越南和缅甸农民起义的记者之一，也是第二个进入利雅得的外国记者，他深入苏联前线报道二战实况，战争结束时率先抵达维也纳报道苏军占领下的奥地利，还直接报道了印度独立和1948年甘地被剌事件。然而，最使他魂牵梦绕的还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红星照耀中国》就是他奉献给中国人民最为珍贵的礼物。费正清博士称其发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史沫特莱说此书的出版“就像在国民党统治阶级中插了一根刺”；《新共和》原主编祝贺斯诺因《红星照耀中国》一跃成为“我们这一世纪中做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汉密尔顿则说，“在中国问题成为头条新闻的时代，这本书和赛珍珠的《大地》一样是最佳、最令人神往的作品”。
从艺术形式层面切人作品不失为有待大力开掘甚或颇为时髦的研究视角，但《红星照耀中国》扑面而来的强烈的生命意念、超拔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人类意味，作为其首选价值目标，显然应被重新认识和优先考虑。诚如斯诺本人所言：“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着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
强烈的生命窻念―对个体生命形式的热切关注
对以人为本的个体生命形式的密切关注和热情肯定，是《红星照耀中国》的基本人类学蕴涵。斯诺懂得，“通过生命哲学的导入，可以扫除暴力的意图，同时我们周围的形势也会发生彻底的变化，我们应严肃地接受我们所承担的恢复各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义务。”
一、对鲜活的自然生命情调的讴歜
作者以诚挚、善良的关切之心和富有色彩的亮丽笔调，敏锐地感应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动人的人性光辉，着力表现革命者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珍重和对人间美德的追求，于率真、鲜活的基调中透视出健康的生命倾向和积极的生命味。
斯诺认为，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生平历史是整整一代人“一个丰富的横断面”，其生命情态具有极高的代表性。因此，他异常关注毛泽东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从中捕捉人性的闪光。他注意到，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八个人住一间小屋，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毛泽东翻身，得先同两边的人打招呼。可就在这种窘迫的境况中，毛泽东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情绪和对屋外自由天地的强烈渴望。毛泽东告诉他：“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真可谓虽苦犹乐，诗意人生。到了1936年的保安窑洞，毛泽东这种求真求美的品格更臻成熟，其人格魅力更具张力。一天深夜，毛泽东正接受斯诺的采访，突然一只飞蛾向蜡烛扑去，毛泽东夫妇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此情此景，幽雅生动，意趣盎然，将伟人的豪迈和常人的情致剪影般粘合了起来。斯诺禁不住思忖：“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考虑战争吗？”
年轻的红军战士同样给斯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他亲眼看到，红军一路歌声一路情。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耿，能唱的歌无穷无尽。只要有个人什么时候劲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就都跟着唱。”走过一丛野杏树时，这些红军战士“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袋”，但是，经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到了徐海东的驻地，适遇部队奉命转移参加战斗，斯诺短距离随行。他发现，队伍中跟着30几头甘肃猎狗，“它们高兴地狂吠着，东嗅西闻，蹦蹦跳跳，显然很乐意到战场上去。很多战士带着他们喂养的动物一起走。有的绳子拴着小猴子，有一个战士肩上停着一只蓝灰色的鸽子，有的带着白色的小耗子，有的带着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的年轻和长长的队伍中传来的歌声来看，这倒更像是中学生的假期远足。”
记者出身的斯诺一向惜墨如金，但《红星照耀中国》却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写战士的年轻和歌声，写行军中的猴鸽狗兔，将如火如荼的革命事业渲染得如诗如画。这样做，会不会冲淡作品主题呢？我们认为，上述饱含生活激情、充满生命活力的描述，不仅不会削弱作品的主流倾向，反而从生命哲学的髙度强化了革命运动的正当性和必胜信念，标示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事业因完全符合高尚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而必然拥有的现实希望和光明前景。
二、对民主、平等及个人尊严的礼赞
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中国力倡民主、平等，尊重个人价值与尊严，充分发挥每个革命者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呈现出人格平等，政治开明，民主祥和的新局面。
保安红军剧社的演出给斯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他说：“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注意他们了。”0斯诺由衷地赞叹：“很难想象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
他认为，不仅观众平等，演员们也具有可贵的奉献精神，他们的工作能够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这种满足感是他们最高的报酬和最大的快乐。
通过广泛考察，斯诺确认，民主、平等作为人际关系形态和基本道德规范普遍存在于苏区各个生活侧面。苏区实行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工人工资髙于红军指挥员和政府人员，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以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子女设立了简陋的托儿所。政府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209的款项用作文娱费用，基金由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8小时。斯诺指出，“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尤其是工人们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精神令斯诺感佩之至一“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红军官爱兵，兵爱官，官兵平等，斯诺对此体触良深。在战场上，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在斯诺眼中，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士兵，吃穿都一样。“他们自由地往来，不拘形式”。斯诺尤以崇敬之情谈及彭德怀的住所：“司令部一一当时指挥3万多军队一不过是一间简单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在长征途中击下敌机后用降落伞做的背心。”0在解释革命动力时，彭总告诉斯诺，他是在读了《共产党宣言》后，“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的。斯诺认为，这种怀有明确而执着的信念并且官兵同心同德的军队是无法打败的，他们坚韧卓绝，任劳任怨，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
红军真正的基础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是斯诺得出的又一结论。与国民党军队不同，红军以亲切和爱护的态度对待劳苦大众，包括农村妇女，因而，农民封红军有着很好的道德评价。这是红军的优良传统，也是革命战无不胜的法宝。
作者还以尊重的心态理解中国革命者的求美意识和神圣的尊严感。在百家坪，他用“喂”称呼少先队员，结果遭到冷遇，直到称那孩子为“同志”才得到接待。在保安，李克农的通讯员向季邦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在斯诺看来，向季邦“无疑是全城最漂亮整齐的士兵。毛泽东在他旁边也显得像一个江湖流浪汉”。但别人戏称他向“鸡巴”，这使他颇感羞辱。有一天，他找到斯诺，带着一贯的庄重神色，说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邦”，并当场写下自己的姓名，严肃地告诉斯诺：“你替外国报纸写到我时，可不能写错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以为有一个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由此看出，中国革命者的价值观已由个人尊严升华为国家、民族、集体感情。
三、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仰的推崇
《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意念不独体现在对自然生命情调和民主、平等及个人尊严的讴歌上，还表现为超越小“我”之后对于大“我”的价值认同一对更髙层次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信仰的推崇。
斯诺调查后认为，共产党没有髙薪和贪污的官员、将军；苏区没有人比发财、比阔气、比享受，大家比艰苦、比革命、比奉献。共产党和红军已深入人心，就连十几岁的孩子特别是“红小鬼”们对党和红军普遍抱有简单却又坚定、清晰的看法，诸如“共产党抗日”、“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等等。一位15岁的“共青团头头”回答：“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01这话很有代表性。“红小鬼”们是革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只要他们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就可以创造新世界。斯诺看清了这一点，进而指出，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看到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
斯诺认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0他“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一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
因此，在夜复一夜地采访毛泽东的过程中，斯诺越来越感到，“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0这充分表明，共产党已经开始抛弃个人主义、帝王思想等封建糟粕，使个体心理、性格与由之而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融为一体。这种纯洁而高尚的生命意念，最终缩短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度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理解，培育了信任，广交了朋友，促进了革命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斯诺就获得了这种故乡、同胞、亲人般的认同感。告别红色中国时，他恋恋不舍，觉得不是“回家”，而是“离家”。这种深层生命体验，在他于1958年出版的《复始之旅》中得到了更趋理性的廓定：“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和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
超拔的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大“我”生命意念生发而来，便自然凝聚、升华为以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怀为弹射点的超拔的民族意识。爱泼斯坦说得好，斯诺的“步伐是跟随着中国人民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一同前进的”。
一、双重压迫一中华民族的严峻现实
“斯诺感到他和中国的特殊接触带给他特殊的责任。”这种责任促使他深人思考中华民族巨大现实苦难的根源。
他认为，中国的苦难乃是双重压迫所致。一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也是变革现实最深刻的出发点。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尽快实现两项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势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
(一）国内以国民党为祸首的反动暴政截止到1936年，斯诺已在中国生活了8年。耳濡目染，“苛捐杂税，腐败的谷物交租制度以及像魏特夫博士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弄得无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粮食储备，完全无力应付旱灾、饥饿、洪水这样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