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诺深沉的“中国情结”网络中，他对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博大稍深的文化传统的理解、体认与挚爱，显然是更为本质和永恒的。离开了这一点，他的所谓“情结”将是肤浅和缺乏生命力的，因而也是不完整的。基于这种思考，我们为斯诺梳理出四个层面的“中国文化观”。
山园文化观
斯诺对中国山水田园文化以及深得自然情趣的古迹有着天然的爱慕。这与其诗人气质及旅行嗜好相关。历史和文化视角的选择，使之在透视这些山园古迹时，将它们视为心灵的对话者和意趣横生的审美客体，对象随之附上了迷蒙而诱人的人文色彩，浸“本文是（斯诺“中国情结”系统观》一文“内雄情结”的拓展形式。
润着诚挚而深邃的主体情感。
在斯诺眼中，黄土高坡、云南林莽、江城三镇、广州沙面、太湖上的岛屿和芳草岸、杭州西湖的佛寺和宝塔、扬州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像、“中国威尼斯”苏州、南京的大明城墙和紫金山、神圣的泰山和孔庙……都饱含着独特的东方神韵。旅居北京数年，那阳光闪耀、钟灵毓秀的勃勃生气，深深吸引了他，被他誉之为“可爱的姑娘”。他说，北京是亚洲无与伦比的、最雄伟、最吸引人、具有近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中心，“有几分像巴黎，而有着玫瑰色墙壁的寺庙宫殿却又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站在高高的靼城墙上眺望，你可以看到北海四周槐树夹道的大路，金碧辉煌的琉璃屋顶和园林，长年蔚蓝的天空倒映水面的人工湖；目光掠过油漆的牌楼、高大的石砌城楼，一直可以望到远方苍黄的西山。”因景生情，寄情于景，颇具意境。
1960年，他重访中国，华夏大地满眼新意，飞机穿行于洁白的云彩之间，映人斯诺眼帘的，“热河地区苍翠的山岭就在下面，紧接着我们飞越丁长城。那花园似的，灌溉得宜的田野，就像一幅椹色彩缤纷的织锦，加上那些带有古旧风味的方块田，一直伸展到这个具有历史性的首都。”如诗如画，浓情欲滴，将愉悦的心境与美丽的情思渲染得深广而悠远。
斯诺的这种尚真、怀古、恋自然的诗化情愫，是以对中国审美传统的深切理解为前提的。这就使得他的山园文化观每每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意味。他清楚地指出，“中国的历史始于五千多年前。到目前为止，商朝和周朝的建立和灭亡的确切日期尚有争辩，但是甲骨文和竹简的出土，进一步提供了商朝末期的真实记录。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能够将其独特的文化流传到今天的是周朝，而孔子则是这个时期中最特出的人物。”良好的历史文化素养，使他在观照自然造化时，总是蕴藏着较为浓烈的历史批判意味。1936年的红区之行虽然十分紧张，但他对每一处重要景点都尽可能地做出到位的文化考察。即使在当时还比较荒僻的“红都”保安，他也以特有的历史眼光予以打量：“在唐朝和金朝的时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人侵的边防要塞。至今人们犹可在一条狭仄的隘两旁，看到堡垒的残迹，被下午的阳光染成一片火红色。”到了延安，他了解到这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经过这里人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透过上述不尽完整的例证，不难肯定，斯诺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抱有真诚的同情，对和平与安宁时代的到来怀着殷切的期待。
符号文化观
斯诺十分推崇汉字汉语。汉字及由之而来的汉语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理解的符号和最具魅力的语码。这种语言系统，既让斯诺敬畏，又使他崇拜。他形象地将学习汉语比做“学习倒立”。
来华之初，汉学家阿灵敦便以朋友身份告诉斯诺，“首先要掌握汉语一这件事本身也像倒立一样难。”斯诺自己也很快发现，“如果不掌握一些汉语知识，谁也不能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他们微妙的语言影响有多大。汉语有它本身的生命力，其内涵的传统还在发挥着莫大影响”。0通过艰苦学习，他明白了汉字是多音节字，有象形、表音、表意等构字方式。
在他看来，中国汉字微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全部历史渊源和心理积存。以“姓”为例，它由“女”和“生”组成。之所以用“女”而不以“人”作“姓”的词根〈即偏旁、是因为一“在产生方块字的社会里，子女们是以其母亲的姓作姓的”；“在中国古代，曾实行过一妻多夫制，子女们只知道母系的情况，因而用母亲的姓”。如此说来，汉字的文化学内涵是丰富而深厚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深厚的学问。
基于这种虔敬的心态，斯诺很快就掌握了1500多个常用汉字，不仅满足了一般的头交际需要，而且有助于深人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质。因为前述汉字构字的独特性，所以“阅读中文就像要解开神秘故事一样有，魅力”。尤其是访问红区的数月间，他的汉语水平更是大有精进。在一篇日记中，他抑制不住这种兴奋之情：“这次红区之行，大部分时间没有会讲英语的人作伴，我学到的中国话比以前两年不连贯的学习中学到的还要多。”
汉宇与汉语的认真研修，无疑使斯诺更加热爱中国文化，并为他更深层次地触及中国文化的内核准备了一把“金钥匙”。
哲学文化观
斯诺对中国古代哲学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伦理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有着较高层次的体认。
早在1928年初到上海时，以中国为本体的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就让这位年轻的记者痴迷。他坦率地承认：“在鲍威尔的藏书中有大量东方学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越读越迷。”这种痴迷精神，使他有可能抵达中国哲学的最里层。
在《复始之旅》的扉页，斯诺引用庄子的《秋水》以为题解：“知天地之为梯米，知奄末之为秋山也，则差数覩矣……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借此表达其朴素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他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老子提倡一种与儒学对立互补的哲学观点~~道家学说，旨在追求人与自然的调和。“老子的理论包括一条对立和辩证统一的概念，这和柏拉图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和印度教和佛教两种哲学都有共通的地方。《道德经》里表示出的辩证性质，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精华。”
以此为根据，斯诺进一步指出，中国并非以宗教为主导思想的国家，“而是一个由道德、伦理、习俗和哲学来统治的国家”。他注意到，孔子是与老庄不同的哲学及政治、道德形态的建构者，是一个仁爱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孔子本人希望成为圣贤，并说，“若圣不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0由此可知，孔子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区别于老庄，“孔子的社会学和政治学以道德、仁爱、传统、现实主义和服从主义为主”，而这种“儒家思想给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稳定的官僚统治制度”。0该哲学及其制动下的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在其后的漫长岁月中虽屡经改造，但其根本内核长期未变，孔子终被荨为圣人。
直到1919年，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封闭状态才被打破。“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一一改革了根深蒂固的文言文，摒除了孔子学说的残余势力。”0斯诺充分认识到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为中国准备了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中国化且日趋成熟，促使“毛泽东能组织广大的农民力量进行一个新的太平天国’式起义一这次由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0，并最终导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这是人类史上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改变并修缮了中华民族的生命观念与生活模式，进而改写了全人类的生存格局。从此，中国人不再信奉上帝，也不再承认皇帝。正如斯诺评价的那样：“在中国，一种新的自强不息的社会文化使观察家吃惊，并逐步使他们相信，一切扼杀这种文化的努力总归是徒劳的。”
艺术文化观
斯诺终究是以报告文学创作的光辉成就彪炳史册的。对中国山园文化的倾心、符号文化的陶醉以及哲学文化的深刻体认，使之最终将创作的重心放在了中国大地，并由此形成了他那鲜明而独特的中国艺术文化观。
斯诺十分迷恋中国明清章回小说，叹服这个古老国度的建筑艺术、园林艺术、京剧、木刻、书法、音乐，特别軎爱“白话大师”鲁迅的人格及作品。他阅读过《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着的英译本，盛赞《水浒传》是“史诗”之作。“这种虚心学习、吸收悠久的东方文化的热情，使他不仅深人地认识了中国的社会、文明和民族心理，而且是他日后从事写作的丰富营养。所以他的《西行漫记》里有着西方新闻的简洁和条理性，充满着马克吐温的朴实和幽默，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章法和描写技巧，有着明快流畅的散文’风格，还明显地带着鲁迅的深邃和严峻。”
在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中，斯诺既崇拜其博大的人格力量，也为其伟大的作品所倾倒。他十分敏锐地判断出，“在刚刚拉开序幕的现代中国，非凡的天才迄今极为罕见，惟有鲁迅作为当代文学上最重要的人物屹立着。”鲁迅之所以伟大，根本之点在于：一是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创造了用白话，写作的文学价值”；二是这位“卓然成为公认的新文学的领袖”创作了堪与辛亥革命相媲美的《阿(？正传》等“在中国文学上是非凡的”作品；三是“鲁迅是无产阶级出类拔萃的战士”；四是“他领导了提倡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运动，从而使中国文化思想获得新的活力”；五是鲁迅是教他懂得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斯诺相信，“鲁迅赋予白话’一种引人人胜的技巧和富有活力的风格，在处理生活中最关键的主题时，把讥诮、讽剌和微妙的幽默结合起来。”他对《阿(？正传》的精到分析与深刻把握，甚至成为了我国专门学者研究鲁迅的光辉范例。
斯诺认为，鲁迅所创造的“具有完美技巧及形式的范本”，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经典着作”。阿(？这个堂’吉诃德式逗人发笑的人物，对于中外读者都有特殊的意义。对中国读者来说，阿(？“是活生生的中国人心理，读者如同透过巨大的透镜观察这一民族，可在阿(？身上看到这个农业国的精神”在国外，“罗曼罗兰是鲁迅作品的伟大赞赏者，他曾说这书使他感动得落了泪”。鲁迅的作品何以具有如此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关键还在于鲁迅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文学革新精神。所以，斯诺指出：“在描写阿卩对付贫困和不幸时用的自卫方法’方面，在描写中国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自利的家族观念方面，在描写官方法律的威力、中国农村的极端隔绝状态、辛亥革命的虎头蛇尾，到最后描写民众对痛苦无所谓的麻木状态等方面，鲁迅是中国的革新家。”
本着上述认识，斯诺特意与姚莘农合作，将《阿甘正传》翻译成英文，并在鲁迅本人的热情鼓励下翻译、出版中国现代白话小说集一《活的中国》。斯诺解释说，除该书的巨大文学价值外，它还是“中国文学中现代反抗精神和同情心的最初证据，也是要求最广泛的社会公平的证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认平民百姓’的重要性”。亦即说，因为鲁迅及其作品的存在，现代中国可能更有希望。
斯诺就是这样，以满腔热忱从容不迫地走进中国文化的“心灵”。当他驻足于中国文化的宽阔殿堂时，我们发现他是如此地心向神往，至死无悔。他的作品处处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他的血管里分明渗进了中国文化的因子，他本人也差不多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在行将结束本文时，我愿意借用他自己早年的一段文字为其亮丽的中国文化情结喝彩：
我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中国的黄土岗上，留在碧绿的梯田中间，留在晨雾中隐约可见的孤岛似的庙宇里，留给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爱护过我的中华儿女，留给那些曾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始终自得的文明的农民，留给那些衣衫楼楼、皮肤鳓黑却有着一双亮晶晶的眼晴的孩子们，留给那些与我地位相等的熟人和恋人们，特别是留给那些满身虱子、领不到军饷、忍饥受辱的农民士兵们，他们难以思议的自我牺牲使一切生活具有价值，并赋予这个伟大民族为争取生存和进步而进行的斗争以崇高的含义。
【附】
斯诺：《复始之旅》，新华出钣社1984年钜，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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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栽《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