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怔住了。
“去年10月份，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医学会会议上，中华医学会和世界医学会在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反对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器官移植。”老易的语速很慢，慢得足以让我听懂每一个字！
多年来，中国医疗及科研机构获得的人体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死刑犯，这已是医学界不成文的公开秘密了，连我们这样级别的医院都具相当规模，更不用说各个实力雄厚背景强硬的大医院，遍地开花的现象使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几乎都能够开展。
据统计，2000年至2004年间，中国大陆累积完成器官移植34726例次，其中肝移植增长18.26倍，这还只是官方数字。
虽然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属于国家机密，国外某些专业组织还是估计出了相对准确的数字：2000，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他们批评说：“中国执行死刑的程序是完全不公开的，毫无透明度可言。因此，在移植和处置死刑犯器官的问题上根本就缺乏透明度，而现在我们知道了，死刑犯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器官捐赠来源，超过器官捐献的65 ％。”
通过上面的数字，不难算出，即使将全部的死刑犯全部用来器官移植，也无法满足受体的需求。
所以真实的数字肯定还要庞大。
但是移植总量在世界上靠前，并不意味着手术成功率很高，除了主要的几个中心，国内移植的总体水平还不高，不少医院尚处在人体试验水平。
更重要的是器官移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还涉及伦理、法律、管理等多个方面。器官移植在我国快速发展并迅速普及的同时，由于管理规范滞后，加之各地医疗水平参差不齐，暴露出了一系列严重影响我国器官移植健康发展的问题。
比如众所周之死刑犯的人生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只有在他们行刑前签名同意捐器官的情况下才能摘取器官，但谁也无法确切证明死囚犯是否确实知情并同意捐赠，这是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更为突出，目前大陆急需移植器官的病人数量大概是2000万，这部分人群多是没有经济实力，处于社会底层者，不少人在“等死”，而现实的另一面，却是非常活跃的“器官交易”，有钱有地位的人并不愁找不到移植器官的来源。
“器官质量好，来源广。”这是国际上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群之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加之手术费用低，不少境外病员选择到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旅游”，中国卫生部就曾发现有非法器官中介伪造文件协助器官买卖的案件。
一些医院为牟取高利润而无视法规，罔顾器官捐赠所需法律手续摘取死囚器官，医院跟司法系统等政府部门打交道，期间就会可能出现腐败问题。
相对于移植技术的欠成熟，中国大陆器官来源问题一直饱受国际质疑。
几年前，一美籍华裔学者调查了18名大陆死囚器官被采摘的情况，该书在美国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要求大陆说明移植器官的来源，甚至有学者在国际伦理研讨会上，当面指责中国大陆使用死囚器官。
因为无法说明器官的来源，中国许多领先世界水平的学术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国际认可。
于是2006年上半年以来，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规范以加强管理。去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则标志着我国器官移植事业正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关键时期。
可是“条例”并不是“法”，缺乏权威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在中国，最终的执行往往和决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于是现实中，条例的出台反而让器官交易有了更多的空间！
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
鉴于有政策倾向让死刑在我国的逐渐取消，这条规定似乎扩大了另一方面的器官供体来源，本来应该是促进良性发展的好事，但实际操作中，却使“合法化”的非法器官交易更加容易得逞。
比如为了规则法律达到器官移植目的的“婚姻器官”，钱可以买到一切，自然容易结成夫妻的婚姻状态，相比之下，台湾香港的条例就规范得多：要求配偶婚姻持续3年以上或者生儿育女，而中国大陆则没有此规定。
还有就是像“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这样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根本就是概念不清，容易导致混乱，诱发刑事犯罪，影响社会稳定，使问题更为复杂。
卫生部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弊端，但鉴于特殊的国情，民众的意识，不足的财力，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存在着难题。
“推进脑死亡立法，规范来源，拓展供源。”从来都是学术界公认的移植行业面临的三大难题，国际上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亲属间捐赠和社会捐赠，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除制定相关强制性法律外，“生前预嘱”已被广泛开展，并辅以配套的器官采集网络，预嘱人一旦意外死亡，医生可在最短时间内采摘器官使用，为器官移植开辟了广大的合法供源。
而在中国，自从2003年以来，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只有130人签署了死后捐献器官的证明。
“目前人体器官移植医院间的竞争是一个相当混乱和无序的状态，造成许多国际人权、伦理争议，不利于我国移植事业的发展，所以卫生部决定对全国各家移植医院进行资质评估，准备砍掉一大半。”易庄谐接着说。
“我们医院难道会被淘汰？”我吃惊地问。
“评估条件要求移植医院必须是三甲综合医院，光这一条我们就不符合。”
“可是不符合硬性规定的医院又不止我们一家，许多没有移植执照的医院也在堂而皇之地放卫星。”
“正是如此，监督部门缺乏手术登记和备案制度，就会致使真实的年手术数量、存活率、并发症并不得而知，极大的浪费了珍贵的医学资源。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肝移植的有200多家。而在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有资格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在经济和医疗水平超过内地的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脏移植的医院仅各一家而已。”
我说不出话了。
现状并非不知，如此争辩的理由只有一个私心。
我想让楚楚到自己医院行肝移植手术。
天时地利人和。
但是我似乎之前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些死囚的想法。
难道他们就真的该死？他们的器官真的是自愿捐献？他们因此获得的报酬真的能如实到达他们家人的手中？
我又何曾想过死囚家属的想法，他们难道会同意自己亲人的尸体遭受支离破碎？哪怕死者是个十恶不悛的凶徒。
万一这是个冤死的苦主呢？
我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想让楚楚活下去，让可可笑起来。
但生命都是平等的，我深知这一点，如果没有合法的约束，势必造成变相的谋害，同类的屠杀。
如果是这样，我情愿失去天时地利人和，让楚楚在亚洲移植中心施行手术。
“大型的移植中心，更不能使用死囚的器官，因为此刻它们代表了中国医院的洁净形象，监督部门倍加重视，对器官来源十分苛刻，一定要证明其合法行，目前他们都是在鼓励亲属间的活体捐肝。”易庄谐说。
这句话就像一道巨大的裂缝，将我所有的希望无情吞噬！
活体捐肝！亲属间！
不行！绝不行！
我绝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甚至不能让可可有这个念头！
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将她召回，否则那边的医生肯定会跟她做思想工作！
那么谁来拯救楚楚？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易庄谐忽然停住说话，关心地看着我。
“陆老师此行，莫非就于此有关？”我惨然说道。
“哎——”易庄谐长长地叹了口气，“我是劝他不要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