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黑夜时代，死亡对诗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来没有哪一个诗人象布洛赫在《维吉尔之死》里面所做的这样，完全将“死亡”作为作品的基本主题。死亡使维吉尔陷入“形而上的恐惧与焦虑”中不能自拔，而正是这种“形而上的恐惧与焦虑”迫使罗马诗人在困境中追问，追寻摆脱困境的答案，迎来解脱和救赎。正是死亡这一“伟大的唤醒者”让维吉尔从审美的迷雾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到了“爱之真实”，认识到“死亡认识”与“自我认识”乃是人的终极认识目标，即人只有“通过对自身灵魂的自我认识来找到和发现神性”，并追问到了神秘主义这一答案，即人惟有去除泥土欲望之“假我”，找回永恒的“神性真我”才能走出时代的深渊。
如果说小说的前三章叙述的是布洛赫如何进入丧失神性基础的深渊，经历了地狱的煎熬与黑暗的漂泊，一步步地克服“自傲”，“弃绝”自足意志，并最终在困境中认识到，“爱”与“死亡认识”乃是拯救之道的话，那么，小说的最后一章描述的则是诗人维吉尔与整个宇宙存在的合一，并最终达到了其生命旅程的目的地和最高潮，即在神秘主义的“狂喜”体验中获得了“死亡认识”。维吉尔的死亡在这一章里被表现为朝向本源的“兵解飞升”，接近上帝，从而达到创造的最高点，在那里，存在与非存在乃是一体，生与死也首尾相接，园转不断。而维吉尔的死亡过程每一个层次都被描述成与上帝创世过程的每一个层次相颠倒的过程。他经历了创造史的回归，他由人变回了动物、然后成为了植物，由植物开始他又返回到了无机物的存在，成为了石头、流动的光、结晶体、灰暗的射线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神性的创生原则在上述所有的过程里（人、动物、植物、无机物）都清晰可循，返还到最后，只还剩下那条神性的创生原则存在于那里。而从这一点开始，神性的原则又让一切从虚无中重新开始，让虚无重新成为存在，于是重生开始了：“无限的圆圈再一次得到圆满”而诗人的自我原本只是无限中的一个微小的点，现在已经无限延伸至宇宙的终端，无限地趋近神圣者，他的精神囊括了整个宇宙的存在，实现了真正的超越，超越了界限与语言，达到了“大解脱”（Nirwana）的状态。在那里，灵魂已经直达神性的深渊，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我即是宇宙”。
小说的最后一章、即第四章是整部小说的高潮。从该章的标题《天穹或归乡》（·theroderdieHeimkehr）我们就可以看出，本章叙述的乃是维吉尔最终返回神性故土的归乡之旅，而这一旅程被表现为濒死的诗人临终前的神秘体验。海德格尔曾言：“诸神唯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ther）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dasHeilige），在其中才还有神性（dieGottheit）。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即对于神圣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的诸神之踪迹。”维吉尔旅行的终点就是诸神的居所——天穹，那里也是灵魂的神性故土，在那里，诗人的灵魂将在一种无物无我的狂喜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吉尔的死亡乃是返回神性深渊的归乡之旅。
我们注意到，这一章叙述的乃是濒死的诗人临终前的意识。在这弥留之际，诗人的灵魂已经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纠缠，摆脱了自我的虚妄，张开了灵魂之眼。我们知道，丧失自我意识，同时张开灵魂之眼乃是进入神秘主义体验的必要前提。而诗人维吉尔张开灵魂之眼所看到的，也即是他的神秘体验乃是，他乘船离岸而去，开始了无尽的航行。这航行就是诗人神秘的返还神性的归乡之旅。因为是诗人的神秘主义体验，所以整章的语言都体现出心神迷醉的“狂喜”风格。句子与句子之间几乎没有间隙和停顿，神话迷宫般的语言图像和层层递进的复杂长句形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声音之流，这声音之流缓缓地前后摇动，恰似拍击着诗人乘坐的那叶小舟的波浪——诗人就在这叶小舟上飘向了母亲与孩子的先知形象，飘向了“语言的彼岸”，飘向了神性的深渊。
在交托了一切，感觉自己的尘世任务已经完结之后，维吉尔感觉自己又坐上了小船，离岸而去，立于船尾的是一位不知名的舵手，他引领着小船从象征尘世的港口开出，准备开始“驶向无限的航行”。负责划桨的是维吉尔的朋友普洛提乌斯，这标志着“友情之爱”乃是诗人神性归乡之旅的动力，神圣的爱之印记使得沉沦的生命完成了向神性生命的跨越。而出现在船首的则是那个曾经引领着维吉尔经历穷巷地狱的吕萨尼亚斯，他的出现标志着病痛与生命的结束，因为他的名字“吕萨尼亚斯”（Lysanias）意思就是解除痛苦者。如前所述，这个男孩的形象与罗马神话中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的助手特勒斯佛罗斯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形象与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与希腊神话中神的使者赫尔默斯一样，都是死者的陪伴。在小说中，他的作用类似于但丁《神曲》中维吉尔的作用，他引导着诗人经历了地狱的狞厉，如今又将引领诗人的灵魂穿越尘世与神性故土的中间地带。
船告别了尘世，告别了“人类的栖居之所”，转而驶向未知的目的地。曾经无比熟悉的一切距离诗人越来越远，虽然诗人开始脱离自己的感官存在，转而依靠起自己的精神存在，但是此时的诗人更多地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同时性”状态，“尽管留滞于不可显现之无穷，留滞于其不可见、不可听、不可触之处，那可见者、可听者、可触者却依旧未受影响”。
无数只船与诗人的小舟同行，其中也包括罗马皇帝豪华的高船大舰，它们似乎都向着无穷远处的同一个目标进发。然而，当维吉尔的小舟超过所有船只的时候，也正是罗马诗人告别尘世的一切，真正进入灵魂深处，张开灵魂之眼的时刻。所有的船只都沉陷入过去的时间之中，但是它们又同时浮现在诗人的眼前。诗人已经弃绝了自己肉体之一切感官，转而进入灵魂内部。“那是从外向内的转变，那是外部面貌与内部面貌的融合。”在那里，维吉尔又见到了自己的朋友们，他见到的并不是他们的空洞的外形与品质，而是他们的作为“理念”出现的纯善、真诚的本质，“由内部所见到的人将永不磨灭，因为被观之人体现的乃是其最为纯粹的完整体。”“那是由末尾向先始的转变，由表相的象征向理念的原型的回归”，而作为神圣之爱印记的友情之爱就这样以其最为本质的面目出现。诗人已经脱离了肉体感官的羁绊，全面转向了神性的自我（神性的灵魂）。而对于神性的自我来说，它已经不再需要尘世的媒介（朋友的名字、面容等等）来回忆和铭记朋友，因为朋友与友情之爱就内现于他的灵魂：“他们皆见于内部，现于内部，认识于内部，入于友人（指维吉尔——笔者）之目，并和友人之目一道成为自我认识之事件。此自我认识出自自我内部之最深层，出自超感官之自我渊薮，其所见已非感官之人、感官之譬喻，而是聚合之原型，聚合之人的本质特征，所有朋友的形象皆被置于记忆之中间状态，既与记忆无关，且又永恒存于记忆之内，他们进入的乃是第二种无限。”此处的“第二种无限”与前面维吉尔重新发现的“第二种记忆”和“第二种语言”一样，乃是属于“你之世界”的无限，即是彼岸之无限。而与之相对的乃是此岸它之世界的无限，然则此种无限并不是真正的无限，而是将有限绝对化的无限。“这是现代的时代趋势之一，将原本的无限缩减为有限，而将原本的有限绝对化为无限。这一点与布洛赫所分析的个别价值的绝对化是相关联的。”这种有限的绝对化在小说中就具体表现为罗马帝国国家意志与权力的被神化，以及作为审美诗人出现的维吉尔对“美”的推崇。
表面上看，诗人维吉尔的神性之旅首先是弃绝一切属我的事物的过程，但是事实上，睁开了灵魂之眼的诗人自我却获得了与世界的同一，他的自我扩展到了整个宇宙存在。在此扩展过程中，一切相反且矛盾的事物，例如客体与主体、被动与主动、记忆与无记忆，虚无与无限，都被融合锻造为一体，一切隔阂与分离皆被消解，出现在诗人面前的乃是一条聚合同一之路。诗人灵魂中非记忆的空间彻底敞开，将记忆的空间吸纳入其中，于是记忆与无记忆的空间连接而成一体。在遗忘与记忆所共同形成的空间里，一切都呈现出混沌无名之状态，神秘体验已渐入佳境。维吉尔感觉已经不再需要自己的名字了，他的名字已是“一种柔和、神妙、纯洁的遗忘”。回望天际，日已西沉。
船在前行，诗人却恍如在梦中。这是承载着诗人的灵魂之船，没有速度，时间也已经停止，小舟就这样静静地在“第二种无限”中穿行。立于船头的正是男孩吕萨尼亚斯，他的手臂抬起，指示着船的前行。如果说在前面的章节里面，男孩的形象为处于“此岸之第一种无限”中的诗人维吉尔带来的是关于神性故土的美好回忆的话，那么现在，在“第二种无限”中，吕萨尼亚斯则为诗人带来“指引方向的希望”。夜色昏暗，于是可以见到男孩手上的戒指发出的一点亮光，这亮光意味着男孩是维吉尔的引路人，他伸展的手臂指出了船行的方向，那是东方，那是光明的东方，那是预见基督降生前来朝拜的博士们来自的地方。东方在这里象征着黎明、童年、象征着初始与重生，象征着预兆与希望，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这夜因此也并非真正的黑夜，在明亮的星光映照下，太阳的火球虽深沉在海面下，但是却因为光的奇特的折射而反射出来，在反射的镜像里，火球沿着海平线缓缓滚动，朝向的正是东方，太阳将在那里重新升起，“带来黎明”。
不知名的舵手追随着太阳的道路，他将船慢慢掉头，航向东方。然而在这异常缓慢的调整中，船头却一直指向布满星辰的西方，而舵手的船尾却已然行向东方。于是，在这夜与非夜的明灭之间，船体被无限延长，船头与船尾的距离渐行渐远。这灵魂之舟就这样连接着尘世与永恒、黑夜与黎明，行驶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守望着回忆与预知两端。时间与航行、甚至是黑夜都因此而静止。作为“天空之眼”的星星与作为“海水之眼”的太阳火球交相辉映，天水之间于是成了“明亮的夜晚”，在双重光线映照下，无论是名字、偶然，还是记忆、命运，或者时间之持续，一切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都归复为神秘的混沌状态。
此时此刻乃是维吉尔正式脱体飞升、进入神性故乡之时。“躺卧早已不再是躺卧，立与坐皆已不复存在，只余下脱离身体的观照与随波而行，他虽然还一直囿于船中央，但他早已脱离这小舟，就仿佛摆脱了最后的束缚，又好像一个早已遗忘、无法忆起的预感终于得以实现，又似乎他曾预感到的自由飘翔作为浮动的记忆又重新回到他这里”。那关于自由飘翔的记忆实际上正是维吉尔曾经遗忘的关于神性故土的回忆，而这记忆又是诗人留连于尘世时所预感到的。如今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他迫切地希望参与其中，将这飘动的预感变成现实，飘翔进入其中，“进入那无法记起之处，那同时也是他所预感到的未来。”
然而就在这对自由飘扬的渴望愈发强烈之时，维吉尔的心灵感觉到的却并非无比的喜悦，而是莫名的哀伤，因为“处于未来预感之中的灵魂尽管无比地渴求那最后的自由飘翔，然而对其而言，要离这航行的中间状态而去，转而进入第二种无限之内，却是苦痛的。”此种痛苦乃是人因精神故土的临近和神圣者的惠临而产生的，这是因这个世界与神圣者的分离产生的痛苦。“这种人的痛苦首先是一种生命感觉，即感觉到神圣的惠临突破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生生的世界因此分裂为二。人感觉到这种神性的分裂，必然痛苦。但人的这种痛苦与神圣者把两个分开的领域重新连结一起而必得承受的痛苦牵扯在一起。它的分是虽分而聚的分，同时也是把分离之物结合到一起的拉。这种痛苦是一个门槛，跨过门槛就是光照。这种痛苦将人与现世恶分开，以便人与上帝的恩典同在。”
船体被无限拉长，这本身正是分裂的表征。船的一头连接着尘世与人的自然性，船的另一头连接着人的神性故土。在尘世中，上帝的隐遁和神圣维度的消失，“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造成了人在意义与价值导向上的盲目与迷惘，世界不再一览无余，而是变得含混不清，价值与意义的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人因而变得无所适从。这乃是因为人采用了自然与社会的各种价值作为自己栖居尺度，而忘却了只有神性尺规才是真正唯一的尺度，人距离真正人的栖居本质只能愈行愈远。于是，在这临界的苦痛中，维吉尔深深地体会到，“为了获得未来的唯一意义，必然要彻底放弃过去纷乱繁杂的多重意义。”
立于船头的吕萨尼亚斯虽然是诗人的引领者，但是正如《神曲》中的维吉尔只能陪伴但丁穿过炼狱一样，吕斯尼亚斯的任务也只是负责引领维吉尔通过尘世与神性故土的中间地带。因为他本身带有尘世的特征，还残留着维吉尔关于尘世的记忆。惟有与之告别，维吉尔才能真正进入第二种的无限世界。诗人距离船头的吕萨尼亚斯越来越远，此时的吕萨尼亚斯已经不再是一个引领者，也不是一个尘世的引诱者，而是一个指路人（Weisender），指示着前进的方向。于是，维吉尔与男孩的告别时刻来临了。这告别乃是“一种共同的认知，对于中间领域被扬弃的认知，对于第二种无限的认知，在那无限之中，航行将停止，那也是对于后面舵手的认识，这位船尾的领航员为灵魂提供保护、提供帮助、提供安定，他将成为唯一的引领者，最终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