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西欧民族：包括日耳曼，高卢，盎格鲁撒逊诸民族。发展底顶点从西纪九00年直到现在。
第十、史拉夫民族。这民族底文化以俄罗斯为主，产生于欧战后，时间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定出发展底倾向来。
我们看这十个文化民族，有些已经消灭，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残喘，有些还可以勉强支持，有些正在发生。在这十个民族以外，当然还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干地那维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但严格地说起来，维新以前底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华文化底附庸，维新后又是属于西欧的。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还在孕育的时期罢。同样，北美和北欧底民族也是承受西欧底系统，还没有建立为特殊的文化。美利坚虽然也在创造新文化底行程上走，但时间仍是太短，未能如史拉大民族那么积极和显明。此地并不是要讨论谁是文化民族和谁不是，只是要指出所举底民族文化发荣时期好像都在一千几百年间，他们底兴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条件。若合乎兴盛底条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渐次趋到衰灭。所以一种文化能被维持得越久长，传播越广远就够得上称为伟大。伟大的和优越的文化存在于伟大的民族中间。所谓伟大是能够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底意思，所谓优越是凡事有进步，不落后底意思。包容底范围有广狭，进步底程度有迟速，在这里，文化民族间底优劣就显出来了。进步得慢，包容得狭，还可以维持，怕底不能够容而且事事停顿。停顿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底民族，甚至于野蛮民族所征服。然则要怎样才能使文化不停顿呢?不停顿的文化是造成伟大民族的要素。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问，要具什么条件才能造成伟大的民族?现在且分列在下面。
一伟大的民族必拥有永久性底典籍和艺术。
典籍与艺术是连续文化底线。线有脆韧，这两样也有久暂。所谓永久性是说在一个民族里，从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产出底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利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艺术作品在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间“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典籍和艺术虽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得依赖民族自己底信仰、了解和爱护才能留存。古往今来，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都由于不知爱惜，轻易舍弃。我们知道一个民族底礼教和风俗是从自有的典籍和艺术底田地发育而成底。外来的理想和信仰只可当做辅成的材料，切不可轻易地舍己随人。民族灭亡底一个内因，是先舍弃自己的典籍和艺术，由此，自己的礼俗也随着丧失。这样一代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与特色也逐渐消灭，至终连自已底生存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当先有民族意识然后能保持他底文化的遗产。
二凡伟大的民族必不断地有重要的发明与发现。
学者每说“须要是发明之母”，但是人间也有很须要而发明不出来底事实。好像汽力和电力，飞天和遁地底器具，在各民族间不能说没须要。汽力和电力所以代身体的劳力，既然会用牛马，便知人有寻求代劳事物底须要，但人间有了很久的生活经验，却不会很早地梦想到利用它们。飞天和遁地底玄想早已存在，却要到晚近才实现。可见在须要之外。应当还有别的条件。我权且说这是“求知欲”与“求全欲”。人对于宇宙间底物与则当先有欲知底意志；由知而后求透彻的理解，由理解而后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发明与发现才可以办到。凡能利用物与则去创物，既创成又能时刻改进，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与求全底欲望所驱使底。中华民族底发明与发现能力并不微弱，只是短少了求全底欲望，因此对于所创底物，所说底物，每每为盲目的自满自足。一样物品或一条道理被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进前往深追究底人。乃至凡有所说，都是推磨式的，转来转去，还是回到原来那一点上。血液循环底原理在中国早已被发现，但“运行血气”底看法于医学上和解剖学上没有多少贡献。木鸢飞天和飞车行空底事情，自古有其说，最多只能被认为世界最初会放风筝底民族，我们却没有发展到飞机底制造。木牛流马没有发展到铁轨车，火药没用来开山疏河，种种等等，并非不须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便是求知与求全底欲望不具备底结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继续地发明与发现底原因。
然则，要怎样才能想得到呢?现代的发现与发明，我想是多用手的原故。人之所以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条件之一。由手与脑连络便产生实际的知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底区分，只是偏重脑与偏重手底关系。古人以手作为贱役，所以说劳力者是役于人底。他们所注重底是思想，偏重于为人间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礼，故此哲学文学艺术都有相当的成就。现代人不以手作劳动为贱役，他们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应底结果便产出纯正的科学。不用手去实着做，只用脑来空想，绝不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没有科学，发明与发现也就难有了。我们可以说旧文化是属于劳心不劳力底有闲者所产，而新文化是属心手俱劳底劳动者底。而在两者当中，偶一不慎便会落到一个也不忙，也不闲，庸庸碌碌，浑浑沌沌底窠臼里。在这样的境地里，人做什么他便跟着做什么；人说什么他便随着说什么。我们没有好名称送给这样的民族文化，只可说是“嘴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有这样文化底民族，虽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创底事物，归到根柢，他便会萎靡不振，乃至于灭亡，岂但弱小而已!
三凡伟大的民族必具有充足的能力足以自卫卫人。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强健的，威武的。为维持正义与和平当具有充足的能力。民族底能力最浅显而具体的是武备，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伟大民族底武备并不是率禽兽食人或损人肥己底施。吴起说兵底名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战争是人类还没离兽生活底行为，但在距离大同时代这样道阻且长的情形底下，人不能不戒备，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乱是伟大民族底义务。他不能容忍人类爱任何非理的摧残，无论族内族外，对于刚强暴逆诸兵，不恤舍弃自己去救护。要达到这个地步，民族自己的修养是不可缺乏底。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训自己，使自己底立脚处稳固，明白自己所负底责任，知道排难解纷并不是由于恚怒和贪欲，乃是为正义上的利人利己。我们可以借佛家底教训来说明自护他底意义。“若自护者，即是护他；若护他者，便成自护。云何自护即是护他?自能修习。多修习故，有所证悟。由斯自护，即是护他。云何护他使成自护?不恼不恚，无怨害心，常起慈悲，愍念于物。是名护他变成自护。”(《有部眦奈那下十八》)能具有这种精神才配有武备。兵可以为义战而备，但不一定要战，能够按兵不动，用道理来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谋攻》)这话可以重新地解说。我们生在这有武力才能讲道义底时代，更当建立较高的理想，但要能够自护才可以进前做。如果自己失掉卫护自己底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底文化被人毁灭，未必是因为当时底欧洲人底道德高尚或理想优越，主要原因还是自卫底能力低微罢了。
四凡伟大的民族须有多量的生活必须品
物质生活是生物绝对的需要。所以无产底丰敛，与民族生产力底强弱，也是决定民族命运底权衡。我们可以说凡伟大的民族都是自给的，不但自给，并且可以供给别人。反过来说，如果事事物物仰给于人，那民族就像笼中鸟，池里鱼，连生命都受统制，还配讲什么伟大?假如天赐底土地不十分肥沃，能进取底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创造，不达到补天开物底功效不肯罢休。就拿粮食来说罢，“民以食为天”，没得粮食是变乱和战争底一个根源。若是粮食不足，老向外族求来，那是最危险不过底事。正当的办法是尽地力，尽天工，尽人事。能使土地生产量增加是尽地力。能发现和改善无用的植物使它们成为农作物是尽天工。能在工厂里用方法使一块粘土在很短的期间变成像面粉一样可以吃得底东西是尽人事。中华古代底社会政策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札记?王制》，无三年之蓄即不能成国，何况连一日之蓄都没有呢?在理想上，应有九年之蓄，然后可以将生产品去供给别人，不然，便会陷入困难的境地，民族底发展力也就减少了。
五凡伟大的民族“必有生活向上底正当理。
想，不耽于物质的享受”
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沉湎于物质享受底民族是不会有高尚的理想底。一衣一食，只求其充足和有益，爱惜物力，守护性情，深思远虑，才能体会他和宇宙的关系。人类底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定底范围里当有向上底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底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为有利于人群，而不教自己或他人堕落与颓废底物质享受是可以有底。我们也可说伟大的民族没有无益的嗜好，时时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古人所谓“明明德，止至善”，便是这个意思。我信人可以做到与天同体，与地合德底地步，那只会享受不乐思惟底民族对于这事却不配梦想。
六凡伟大的民族必能保持人生底康乐
人生底目的在人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人对于他底事业有兴趣才会进步。强迫的劳作或为衣食而生活是民族还没达到伟大的境地以前所有底事情。所谓康乐并不是感官的愉快，乃是性情底满足，由勤劳而感到生活底兴趣。能这样才是真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免不了情感上的与理智上的痛苦，而体质上的缺陷却很少见。到这境地人们底情感丰富，理智清晰，生无贪求，死无怨忽，他们没有像池边底鹭鸶或街旁底瘦狗那样底生活。
以上六条便是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现存的民族能够全备这些条件底，恐怕还没有。可是这理想已经存在各文化民族意识里，所以应有具备底一天。我们也不能落后，应当常存着像礼记杂记中所记底“三患”和“五耻”底心，使我们底文化不致失坠。更应当从精神上与体质上求健全，并且要用犀利的眼，警觉的心去提防克服别人所给底障碍。如果你觉得受人欺负而一时没力量做什么，便大声疾呼要“卧薪尝胆”，你得提防敌人也会在你所卧底薪上放火，在所尝底胆里下毒药。所以要达到伟大底地步，先得时刻警醒，不要把精力闲用掉，那就有希望了。
冰森对我说这稿曾有笔记稿寄到报馆去，因为详略失当，错漏多有，要我自己重写出来。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没有新的见解，惭愧得很，请读者当随感录看吧。
作者附记
193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