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纪念与人类
“五四”运动纪念的声浪刚刚过去，“五七”国耻纪念的声音又来了。这些纪念都是强权和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礼物，我们应该时时牢记在心里的。
我们对于“五七”这一天切莫做成一种消极的和形式的纪念；也不要专想敌人的不对，因为这样一方面能够陷我们的精神于麻醉的地步，一方面会激动我们残忍、暴燥和复仇的凶德。我们要从积极的和精神的方面来纪念它，那就是，扶助自己的工商业，和鼓舞一般的人为民治的、和平的运动，教等等不合人道的主义在世界上绝迹。
我们常想着各国的国耻都是邦国的，甲国的耻就是乙国的荣，其实这意见是不对的。我想凡属羞耻的纪念都是人类的和世界的。怎样讲呢?我们试看那仗力欺人的恶徒，整天横冲直撞地闯祸，从没有见他所做的事就赞美他会欺凌人、反要怜惘他的兽性犹存，或是以与他同籍为耻，就是那恶徒的良心有时也会不安的。个人在社会上尚且如此，何况邦国呢?这样看来，甲国欺凌乙国不是甲乙二国的荣辱关系，乃是全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说，欺凌者的自身也要陷于羞耻的地步，因为今日的国家既要挂“文明”的招牌，自当服从世界的公义的仲裁，断不能再像野蛮的军国时代以诡谋或武力来待遇他国；若是用诡谋或武力来待遇他国，必不配称为文明的国家，所以说欺凌者的自身也不能免掉羞耻。
“五七”的纪念从这里想，就知道我们所受的委曲和羞辱不是我们自己的，不过是在人类共受的羞辱中间，我们多受几分便了。我们不必为这个日子啼哭忧伤。应当把人道在昏睡之中摇醒，叫它起来将一切的耻辱灭掉。我们能够这样做，虽然是蒙羞，还是有福的。我们暂且把一切人类的羞耻负在背上吧!不要忘记了它们是我们的重荷。人类啊!把你们的羞耻暂时负起来，不要忘记了它们是催促世界进化的奋兴剂。
1920年9月1日
创作的三宝和鉴赏的四依
雁冰，圣陶，振铎诸君发起创作讨论，叫我也加入。我知道凡关于创作的理论他们一定说得很周到，不必我再提起，我对于这个讨论只能用个人如豆的眼光写些出来。
现代文学界虽有理想主义(Idealism)和写实主义(Realism)两大倾向，但不论如何，在创作者这方面写出来的文字总要具有“创作三宝”才能参得文坛的上禅。创作的三宝不是佛、法、僧，乃是与此佛、法、僧同一范畴的智慧、人生和美丽。所谓创作三宝不是我的创意，从前西欧的文学家也曾主张过。我很赞许创作有这三种宝贝，所以要略略地将自己的见解陈述一下。
(一)智慧宝创作者个人的经验，是他的作品的无上根基。他要受经验的默示，然后所创作的方能有感力达到鉴赏者那方面。他的经验，不论是由直接方面得来，或者由间接方面得来，只要从他理性的评度，选出那最玄妙的段落——就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有裨益于智慧或识见的片段——描写出来。这就是创作的第一宝。
(二)人生宝创作者的生活和经验既是人间的，所以他的作品需含有人生的原素。人间生活不能离开道德的形式。创作者所描写的纵然是一种不道德的事实，但他的笔力要使鉴赏者有“见不肖而内自省”的反感，才能算为佳作。即使他是一位神秘派、象征派，或唯美派的作家，他也需将所描那些虚无缥渺的，或超越人间生活的事情化为人间的，使之和现实或理想的道德生活相表里。这就是创作的第二宝。
(三)美丽宝美丽本是不能独立的，他要有所附丽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要有乐器、歌喉、才能表现声音美；要有光暗、油彩，才能表现颜色美；要有绮语、丽词，才能表现思想美。若是没有乐器，光暗，言文等，那所谓美就无着落，也就不能存在。单纯的文艺创作——如小说、诗歌之类——的审美限度只在文字的组织上头；至于戏剧，非得具有上述三种美丽不可。因为美有附丽的性质，故此，列它为创作的第三宝。
虽然，这三宝也是不能彼此分离的。一篇作品，若缺乏第二、第三宝，必定成为一种哲学或科学的记载；若是只有第二宝，便成为劝善文；只有第三宝，便成为一种六朝式的文章。所以我说这三宝是三是一，不能分离。换句说话，这就是创作界的三位一体。
已经说完创作的三宝，那鉴赏的四依是什么呢?佛教古德说过一句话：“心如工画师，善画诸世间。”文艺的创作就是用心描画诸世间的事物。冷热诸色，在画片上本是一样地好看，一样地当用。不论什么派的画家，有等擅于用热色，喜欢用热色；有等擅于用冷色，喜欢用冷色。设若鉴赏者是喜欢热色的，他自然不能赏识那爱用冷色的画家的作品。他要批评(批评就是鉴赏后的自感)时，必需了解那主观方面的习性、用意和手法才成。对于文艺的鉴赏，亦复如是。
现在有些人还有那种批评的刚愎性，他们对于一种作品若不了解，或不合自己意见时，不说自己不懂，或说不符我见，便尔下一个强烈的否定。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妙。这等人物，鉴赏还够不上，自然不能有什么好批评。我对于鉴赏方面，很久就想发表些鄙见，现在因为讲起创作，就联到这问题上头。不过这里篇幅有限，不能容尽量陈说，只能将那常存在我心里的鉴赏四依提出些少便了。
佛家的四依是：“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鉴赏家的四依也和这个差不多。现时就在每依之下说一两句话——
(一)依义对于一种作品，不管他是用什么方言，篇内有什么方言参杂在内，只要令人了解或感受作者所要标明的义谛，便可以过得去。鉴赏者不必指摘这句是土话，那句不雅驯，当知真理有时会从土话里表现出来。
(二)依法须要明了主观——作者——方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他能够在艺术作品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不能，他的思想在作品上是否有系统。至于个人感情需要暂时搁开，凡有褒贬不及人，不受感情转移。
(三)依智凡有描写不外是人间的生活，而生活的一段一落，难保没有约莫相同之点，鉴赏者不能因其相象而遂说他是落了旧者窠臼的。约莫相同的事物很多，不过看创作者怎样把他们表现出来。譬如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常人视若无足轻重，然而一到创作者眼里便能将自己的观念和那事情融化，经他一番地洗染，便成为新奇动听的创作。所以鉴赏创作，要依智慧，不要依赖一般识见。
(四)依了义有时创作者的表现力过于超迈，或所记情节出乎鉴赏者经验之外，那么，鉴赏者须在细心推究之后才可以下批评。不然，就不妨自谦一点，说声，“不知所谓，不敢强解。”对于一种作品，若是自己还不大懂得，那所批评的，怎能有彻底的论断呢?
总之，批评是一种专门工夫，我也不大在行，不过随缘诉说几句罢了。有的人用批八股文或才子书的方法来批评创作，甚至毁誉于作者自身。若是了解鉴赏四依，那会酿成许多笔墨官司!
1921年7月10日
《解放者》弁言
我不信文章有绝对的好坏。好坏只系在作者的暗示与读者的反应当中。对于一篇作品，除非每个读者的了解相等和思想相近，定不能有相同的评价。所以作者在下笔时当然要立定文心，就是自己思惟：“我写这篇文字要给谁看”，和“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字”这两个问题。他不要写给文盲者看是一定的，因为不认得字也就毋须读了。他的意想的读者是思想暗、感情暗、意志暗、道德暗的人们，是思想盲、感情盲、意志盲、道德盲的人们，是思想闷、感情闷、意志闷、道德闷的人们。但他不是写自然科学，不是写犯罪学，不是写心理学，不是写恋爱学，不是写社会学，不是写道德学，不是写哲学，乃至不是写任何学术。他只用生活经验来做材料，组织成为一篇文字，试要在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观察中找寻他的知音者。他不计较所作的成功或失败。他直如秋夏间的鸣虫，生活的期间很短，并没有想到所发的声音能不能永久地存在，只求当时的哀鸣立刻能够得着同情者。他没有派别，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作者能做到这地步，目的便达到了。
年来写的不多，方纪生先生为我集成这几篇，劝我刊行，并要我在卷头写几句。自量对于小说一道本非所长，也没有闲情来做文章上的游戏，只为有生以来几经淹溺在变乱的渊海中，愁苦的胸襟蕴怀着无尽情与无尽意，不得不写出来，救自己得着一点慰藉，同时也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如今所作既为一二位朋友所喜，就容我把这小册子献给他们。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落华生
四十生日述于北京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容易教人想到英雄，所以因大风而思猛士不独是刘邦一个人的情绪，在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们的民族处在今日的危机上，希望英雄的出现比往昔更为迫切。但是“英雄”这两个字的意义自来就没有很明确的解释，因此发生这篇论文所标的问题——到底英雄是时势造的呢?还是时势是英雄造的呢?“英雄”这两个字的真义须要详细地分析才能得到。固然我们不以一个能为路边的少女把宝饰从贼人的手里夺回来的人为英雄，可是连这样的小事都不能做的，有时候也会受人崇拜。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对于英雄的意义画出一个范围来。
古代的英雄在死后没有不受人间的俎豆，崇拜他们为神圣的。照礼记祭法的规定，有被崇拜的资格的不外是五种。第一是“法施于民”的，第二是“以死勤事”的，第三是“以劳定国”的，第四是“能御大灾”的，第五是“能捍大患”的。法施于民是件民有所能依着他所给的方法去发展生活，像后稷能殖百谷，后土能平九州，后世的人崇祀他们为圣人。(所谓圣人实际也是英雄的别名。)以死勤事是能够尽他的责任到死不放手，像舜死在苍梧之野，鲧死于洪水，也是后世所崇仰的圣人。以劳定国是能以劳力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使它回复到安平的状态，像黄帝、禹汤的功业一样。御大灾，捍大患，是对于天灾人患能够用方法抵御，使人民得到平安。这些是我们的祖先崇拜英雄的标准。大体说起来，以死勤事，是含有消极性的；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患，也许能用自己的智能，他们是介在消极与积极中间的。惟有法施于民的才是真正的圣人，他必需具有超人的智能才成。
看来，我们可以有两种英雄：一是消极的。二是积极的。消极的英雄只是保持已成的现状，使人民过平安的日子，教他们不受天灾人患的伤害，能够在不得已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一切。积极的英雄是能为人群发明或发见新事的新法度，使他们能在停滞的生活中得到进步，在痛苦的生活中减少痛苦，换一句话，就是，他能改造世界和增进人间的幸福。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英雄多半不是属于第二类，并且是属于第一类中很狭窄的一种，就是说，只有那为保护人民不惜生命的战士才被称为英雄。这种英雄不一定能造时势，甚或为时势所造。因为这类的英雄非先有一个时势排在他面前，不能显出他的本领，所以时势的分量比英雄本身来得重些。反过来说，积极的英雄并不等到人间生活发生什么障碍，才把他制造出来。人们看不到的痛苦，他先看到；人们还没遇到困难，他先想象出来。他在人们安于现成生活的时候为他们创制新生活，使他们向上发展。也许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可能性很小。
真英雄必定是造时势者。时势被他造得成与不成，于他的英雄本色并无妨碍，事的成败不足为英雄的准度。通常的见解每以为成功者便是英雄，那是不确的。成功或由于机会好。“河无大鱼，小虾称王”，在一个没有特出人才的时境，有小本领便可做大事。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是偶然的成功，作者本身也梦想不到他会有那么样的成就。他对于自己的事业并没有明了的认识，也没有把握，甚至本来是要保守，到头来却变成革命，因为一般的倾向所归，他也乐得随从。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还有些是剥削或榨取他人的智力或体力来制造自己的势力和地位。他的成功与受崇敬完全站在欺骗和剥削的黑幕前面。有时自己做不够，还要自己的家人亲戚来帮他做，揽到国家大权，便任用私人，培植爪牙。可怜的是浑浑沌沌的群众不会裁制他，并不是他真有英雄的本领。这也是时势所造的一种英雄。
我们细细地把历史读一遍，便觉得时势所造的英雄比造时势的英雄更多。这中间有一条很大的道理。我们姑且当造时势的英雄是人间所需求的真英雄，而这种英雄本是天生的。真英雄是超人，但假英雄或拟英雄也许是中人以下的“下人”(Underman)。所谓假英雄是指那班偶然得到意外的成功的投机家而言。所谓拟英雄是指那班被时势所驱遣，迫得去做轰轰烈烈的事业的苦干者而言。所谓下人是对于超人而言。他的智力与体质甚至不及中人。在世间里，中人都很少，超人更谈不上，等到黄河清也不定等得到一个出现。人间最可怜悯的是下人太多，尤其是从下人中产生出来的英雄比较多。这类的英雄若是过多，就于国族有害。怎么讲呢?因为他们没有中人的智力而作超人的权威，自我的意识太重，每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智能是为他们的光荣和地位而有的态度。这样损多数人以利少数人的情形便是封建制度。英雄与封建制度本来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里应当分别的是古代的封建英雄于其同时的一般群众中确实具有超人的能力，而现代的封建英雄只是靠机缘。那怕他是乳臭未除，只要家里有人掌大权，他便是了不得的人物。那怕他智能低劣，只要能够联络权要，他便是群众的领袖。他的方法是利用新闻和金钱来替他鼓吹，甚至神化一个过去的人物来做他的面具。一个人生时碌碌无奇，死后或者会被人当做“民族英雄”来崇拜，其原因多半在此。这类神化的民族英雄实际等于下劣民族的咒物。今日全世界人类的智力平均起来恐怕不及高等小学的程度，所以凡有高一点的知识而敢有所作为的都有做领袖或独裁者的可能。不过这并不是群众的福利。我们讲英雄的事业应当以全世界民众的福利为对象，损人利己固不足道，乃至用发展自己民族的口号去掠夺他民族的土地的也不能算是英雄。今日世界时局的困难多半由于这类的英雄所造成。如果我们缩小范围来讲一下我们的英雄，我们也会觉得有许多是下人中所产出的。他们的要求是金钱与名誉。金钱可以使他们左右时势，若说他们是造时势的英雄，其原动力只是这样，并非智能。名誉使他们享受群众的信仰，欺骗到万古流芳的虚荣。他们的要求既是如此低下，无怪他们只会把持武力，操纵金融，结党营私，持权逐利，毁群众的福利来增益自己。他们只会享受和浪费，并无何等远虑，以善巧方便得到金钱名誉之后，便走到海外去做寓公，将后半生事业付与第二帮民贼。
我们讲到假英雄之多，便想到在人群中是否个个有做英雄的可能。现在人间还是在一个不平等的情况下过日子。不但是人所享受的不平等，最根本的是智力与体力的差异太甚。英雄是天生吗?不。英雄是依赖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训练所造成的。英雄是有种的。我们应当从优生学的原理研求人种的改善，凡是智力不完，体质有亏的父母都不许他们传后代。反之，要鼓励身心健全的男女多从事于第二代民众的生育。这样，真英雄的体质与理智的基础先打稳固，造成英雄的可能性便多。否则生来生去，只靠“碰彩”，于人间将来的改进是毫无把握的。第二步还要使社会重视生育，好种的男女一生下来当要特意看护他们，注意训练他们，使他们的身心得以均衡地发展。现在已有科学家注意到食物与体质性格与寿命的关系，可是最重要的还是选种，否则用科学方法来培养下人，延长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剥削群众的时间更长，那就不好了。
真英雄是不受时势所左右的。因为他是一个“形全于外，心全于中”的人，他的主见真而正，他的毅力恒而坚。他能时时检察自己，看出自己的弱点，而谋所以改善的步骤。事业的成败不是他所计较的，惟有正义与向上是要紧的。今日我们所渴望的是这样的英雄。我们对于强敌的侵略，所希望的抗敌英雄也要属于这一类的人物。战争在假英雄的眼光里是赌博的一种，但在真英雄的心目中，这事是正义的保障。为正义而战，虽不胜也应当做，毫无可疑的。
最后，我们还是希望造时势的英雄出现，惟有他才能拯民众于水火之中。等到人人的智力能够约束自己与发展自己，人间真正平等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不需要英雄。英雄本是野蛮社会遗下的名目，在智能平均与普遍发展像蜂蚁的社会可以说个个都是英雄，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不能自卫，没有一个不能为群众牺牲自己。所以我想个个人达到身心健全，能利益群众的时代是全英雄时代，也是无英雄时代。
这篇是去冬在广州岭南大学的演讲稿，没工夫多写，未能详尽地发挥，抱歉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