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七个礼拜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寝具一个月只换洗一次，食物少得不足果腹……，阿格妮斯于是想到专职护士的前途似乎是黯淡的。但是南丁格尔鼓励她说：
“一切好像是斯卡特里的劳苦又重新来过一样，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努力冲破难关……”
随即，情况开始在变了。在阿格妮斯护士长的监督下，一切都获得了初步的改善，阿格妮斯的优异才能开始发挥了。
有些年老的妇女来探视住院的丈夫，她们都说，自从伦敦这群护士来了之后，贫民医院大有起色；来此开展慈善工作的妇女们，也都很赞美阿格妮斯。所以有许多医生要求更多的护士来支援，因为阿格妮斯的成果丰硕，是有目共睹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她们来此之后，医院所支出的经费比以前少得多。阿格妮斯说，这是因为请一些专职护士来照顾病人，既不浪费多余的钱，又可以好好照顾他们。
以这个成果为背景，南丁格尔力促阿格妮斯进行修改有关法律的运动。因为，要改善贫民医院中各种不良的习惯和情况，需要在新的财政管理政策下，才可顺利推行。为了实践改革的工作，必须在议会重新制定有关的法令。
虽然救贫厅本身无法主动修改法令。但南丁格尔认为并非毫无希望，她需要再度藉助查尔斯厅长的力量，因为目前伦敦方面提出所有贫民医院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各种弊端，已经不能弃之不顾了。
首先要做的是，对于现有种种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务必改变观念，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病人，不分男女老幼，管理的人都不把他当作需要照护的人，反而视为一般贫民来欺负……”南丁格尔感到忿忿不平，她不能忍受草菅人命的管理方式，更反对那些不人道的处理方法。
她在改革草案中提到，要把一般病人、精神病人和绝症病人分开到不同类型的病房，而不应该杂处在一起。她还提议，在伦敦所有的医疗设施中，应该要以一个管理机关为中心，统筹管理。
她的申请书被查尔斯厅长看过之后，因为陈述中肯平实、提议也很周到确切，马上就被采纳，作为立法的根据。
但是好景不常，1866年的春天，因为贫民医院的改革案在议会中成为激烈而尖锐的争论焦点，查尔斯怕失去政府的支持，就没有将提案提出。6月，查尔斯辞去了厅长的职位，由哈第接任，而伦敦贫民医院法没有立就流产了。
10月份，哈第厅长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贫民医院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由卫生专家及医疗专家所组成。在调查事项中有关护理方面的疑问，哈第并未主动请教过南丁格尔，而她也碍于自尊，暂且不动声色。
但后来委员会要求她提出意见书时，她马上抓住机会，把贫民院、贫民医院建筑构造，院内设备及护理的管理列为要点加以讨论，还将意见书印刷妥善，附信寄给哈第。可是哈第并没有和南丁格尔联络，以后也没有找她参商的动向，所以事后在次年2月8日，哈第突然提出“伦敦救贫法”，南丁格尔等人都大为吃惊。
南丁格尔她们都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在法案中，对于病人护理的改革，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规定，所以南丁格尔就更加不悦。不过，法案本身的确有些地方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虽然南丁格尔感到失望，却不感到痛苦，在法案通过之后，她反而有些高兴。
“我们总算得到一点欣慰，因为两千名的精神病人和天花患者及孩子们都可以转离贫民医院。为了减少教会财政的负担，病人所需的费用，均由公费支出；而医生，护士长及护士的薪水，由伦敦财政当局支付……。为了这些病人，经由救贫厅的指令，还要再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这的确是改革之始，不久之后，相信应该会有更大的收获。”
就这样，又一场战斗结束了。南丁格尔得到休息的机会，然而她并不让自己休息，在 1867年 6月开始，又继续她的工作。在成立助产士培训学校的时候，南丁格尔发现手边没有产妇死亡率的确实统计。因此在沙医生的协助下，她开始统计数字的收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有些医生为了害怕秘密被公开，而将事实隐瞒：有的医院及医生甚至连各种数字的资料都不愿提供。
但是根据调查，南丁格尔意外地发觉，在产科医院生产的死亡率，竟然比在自己家中没有卫生设备的情况下所生产的死亡率还高！所以，她利用三年的时间，搜集许多事实的资料加以分析，并在1871年，以“有关产科医院的序言”为题，印书出版。此书还得到詹姆士·辛普森的认同，他就是第一个以氯仿为麻醉药生产使用的人。
1867年的春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利物浦，因为地区单位的护士急速扩张。利物浦分为18个地区，每区都各自拥有正规的护士。在利物浦贫民医院，过去由威廉·拉斯明支持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现在正式由教区委员会负担。
在阿格妮斯的领导下，贫民医院的病房也有了新的面貌。这的确是胜利的情景，但随着冬天的来临，这幕情景也消失了。
1867年的冬天，正是失业与贫穷夹攻人们的时候，阿格妮斯已经因工作繁重而精疲力尽，但是病房的患者增加，工作量加大，早就超出她的能力所及。
寒冬来袭，阿格妮斯有1350个病人要照护，为了争取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她不停地奋斗，半夜一点还不能就寝，而天不亮又得起床。偏偏此时发疹伤寒开始流行，阿格妮斯自己染上重病，在1868年2月19日去世了。她在临死前对南丁格尔说：“我好累好累！”她的死是一幕悲剧，因为没有人能代替她。
由于护士及身负督导责任的护士大量不足，所以必须由那些态度稳重、受过教育的女士来担任。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教训表明这是有困难的，那些曾经争论不休的“有身份的女性”和“修女护士”，如今仍旧充满憎恨与不满。
南丁格尔却认为，护士的工作不仅仅是洗衣打扫，不是任何阶层的女性都能够平等地接受护士训练，那些自愿奉献自己的修女护士，在一般人心目中留下较深刻的印象，但是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有能力的正规护士。
“得不到报酬又被要求奉献自己、发挥护士的能力，这实在是很不合理的！”她说。“如果要我去成立一个义务的修道院，不如叫我为可领到高薪的护士开一条路！我的原则是，对于各种阶级、宗派的护士，又具有必要的道德、知识及身体上能适应的所有女性，都应给予她们最好的训练环境。受过训练的人，毋庸置疑地可以升到督导者的地位，这不是因为她们有身份，而是因为她们受过专业训练和教育！”
南丁格尔护士学校的护士，都是具有专业知识，有能力，又受过教育的女性，却也充满了优越感。但是南丁格尔说：“不可原谅的自满，正是我们护士的最大缺点！”
要引导激发新护士的热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她们很容易变成热情的俘虏，过于狂热变得意气用事，感情冲突；甚至有的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加上过于狂热，很容易互相争执，这些都不是南丁格尔乐于见到的。
南丁格尔虽然对多项事情力图改革，但她也尽量避免由此引起那些护士的不满而心生反抗。而对于那些反抗的护士，她也从不一味地责骂她们，而是从观念上来纠正改变她们。
她在笔记中写道：“我们的妇女们为什么总是很难觉悟到，开创一项新事业需要智慧，更需要自我牺牲精神。……”
进行这种教育在当时的英国是很艰难的。1869年，她写信劝导一位爱“造反”的护士说：“难道你以为，我是靠捣乱、作对、发脾气成功的吗？我曾被拒于医院门外伫立在雪地里，我在上级命令派遣下率领的护士队却遭冷遇、敌视和刁难，不发给我们口粮达十天之久。这些事情一经解决，第二天我就同制造了这些困难的官员和好如初。为了什么？完全是为了我们所从事的事业。”
4 烽火又燃和红十字会
48岁的南丁格尔以为自己是个老人了。那年夏天，她到李哈斯特停留了三个月。她和父亲威廉讨论了一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对于母亲，南丁格尔感觉自己比过去更爱她。
此时，樊妮80岁，威廉74岁。
到了9月底，她渐渐对于李哈斯特的生活感到无聊，觉得在浪费光阴，不够充实，而急于想抒发自己伏蛰已久的精力和情绪。
1870年，欧洲的情势紧张起来。
6月，德、法交战。
7月的时候，在伦敦一个后来被称作“英国红十字救助会”的“伤病国民救助会”设立了。
这个救助会要求得到南丁格尔的指导，急如星火。但是由于她此时正在进行有关印度几百万人口公共卫生的试行办法，因此她婉言拒绝了。
虽然如此，她仍然适时地提出意见，至于会中的各项活动，也都接受她的指导。
南丁格尔从野战医院的营运、工作人员的服装和使用器具的设计，一切有关的具体问题，都予以建议。她还写信给陆军当局的官员，并直接与志愿兵晤谈。另外，她还指导和监督补给物资的购进与运输。
1872年，瑞士一位银行家迪南访问伦敦。他是一位忠于理想的实践主义者，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立者。迪南在伦敦为红十字会的建立发表演说，他的开头是：“大家都认为我是红十字会与日内瓦协定的创始人。可是，有关这个协定的产生，事实上是因为受到英国一位女性的强烈震撼，那就是曾经在克里米亚奋战的南丁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