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城外，湘军上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艰难辛苦的戎马生涯．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为的就是加官晋爵，良田美宅，公侯万代。镇压太平天国最大的功劳当然就是攻占天京，抓住贼魁洪秀全。谁都想最先冲进这巍巍石头城，拿下这护国第一功。湘军之所以不待其他力量配合就匆匆赶到石头城下，就是不想让这份功劳让其他人染指。
湘军的进攻并非想象中的一帆风顺，善于“扎硬寨，打死仗”的湘军在金陵城外遇到了劲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你死我亡的搏斗中太平军使出了七十二般本领。
1862年7月，杨辅清、洪仁玕从皖南回援金陵，夜袭湘军，双方不分胜负；9月，忠王李秀成由苏州赶回，督率十三王，汇集十万大军与天京守军前后夹击湘军大营。几番血战，杀得流血漂橹，伏尸遍野。一方久攻不下，一方顽强不退，激烈的战争化成了势均力敌的相持。两月之后，无奈的太平军只能撤回城内，坚守不出。
两军相持，金陵久攻不下，这一拖就是一年。一年中湘军几次攻城都是无功而返，太平军几次围营也是无果而终。大小战争几十场，双方各有胜负。此时太平军的声浪虽然被压了下去，兴起于北方的捻军又声势壮大起来。如果不能一举拿下金陵，一旦太平军与捻军南北合流，那就再无能力可制。
焦急的不仅是城外的曾国藩、城内的洪秀全，还有北京的大清朝廷。为了尽快打下天京，朝廷要求李鸿章率领淮军赶到金陵协同湘军作战。此时李鸿章正与左宗棠部开创浙江局面，伺机西进。
淮军来到天京，天京城破的功劳就要分一半给李鸿章。这是曾国荃决不允许的，就算气量如曾国藩之流，也绝对不愿意拿自己辛苦为他人作嫁衣。知情识趣的李鸿章当然知道战场争功乃兵家大忌，为争夺天京首功而得罪恩师曾国藩，对于刚刚发展起来的淮军来说绝不是好事。
李鸿章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江苏的一方父母，是淮军的军事领袖、江南的擎天一臂，是朝廷眼中的红人、洋人眼中的朋友。个人实力的迅速膨胀让他逐渐摆脱湘军势力的羽翼，可这一切的得来都有曾国藩的照顾、湘军的支持。香火之情不可淡，提拔之恩不能忘怀。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官场他都需要湘军，需要曾国藩这个盟友。
不愿争功的李鸿章一面装病，率军在苏州、常州一带徘徊，应付朝廷催促出兵的命令；一面时刻关注天京的局势，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可以得到更大的机会；不忘香火之情，可以得到更多的信任。李鸿章违背朝廷的命令，放弃唾手可得之功劳，既顾全了湘军的脸面，又得到了曾国藩的感激。付出总有回报，李鸿章没有想到，因为自己这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天大的回报正在等待自己。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围困天京两年的湘军开始了最后的进攻。此时起自布衣，提三尺长剑，矢志驱逐异胡，中年初成帝业，自号天王的洪秀全在忧虑惊恐之中走完了他51岁的人生历程，回到“上帝”的怀抱。“幼天王”洪天贵在李秀成的辅佐下登基，外无援军，内无勇将，太平天国的覆灭就在旦夕。
1864年7月19日，已经顶不住朝廷压力的李鸿章，准备誓师出战天京。此时湘军在曾国藩的率领下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条地道，一堆炸药，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固若金汤的石头城被一举攻破，曾国荃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
天京本是膏腴之地，洪秀全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军纵横十八省掠取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天京。攻破天京代表着太平天国十几年的积累全都归湘军一家所有。对于这些“无君无父”的逆臣贼子，曾国藩从来不讲仁义道德，“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破城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和抢掠让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湘军官兵满载而归。
在暴力和谎言掩盖下的太平天国终于被更大的暴力灭亡，它的覆灭让曾国藩的声势达到了顶点。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藩已经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的军务，身兼太子太保衔并封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朝廷对他已经升无再升，赏无再赏。此外他手上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三十多万随时可以攻城略地的军队。如此庞大的力量，即便曾国藩没有一点异心，也会让很多人坐立不安。
咸丰皇帝早在湘军攻克武汉时就感叹过：“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深谙为官之道的曾国藩明白雄厚的实力和位极人臣的地位是取祸的根苗，功高震主，赏无再赏之后，等待他的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
一场农民战争，曾国藩并非没有野心，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是其矛盾心理最好的写照。他实现了封侯拜相，得到了世袭罔替、恩荫子孙的爵位，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位极人臣的待遇和天生谨慎的性格让他放弃了任何不忠的想法，为了保住曾氏一族的地位，他主动要求裁减湘军，限制手中权力。
有人权力被裁减，有人的权势就要增加。没有进天京争功的李鸿章得到曾国藩的回报，被曾国藩举荐为两江总督，负责北上剿捻。清政府为了平衡湘军势力，也开始对李鸿章刻意提拔，士气正盛的淮军迎来第二次大发展的机会。
创业者必读
实力是企业发展的保障，策略是企业前进的方向。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没有永远卓越的实力，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策略。在市场的变化面前，任何的偏执和墨守成规，都会把企业带上不归路。
金陵是长江口岸，东南重镇，六朝古都，天下王气皆聚于此。洪秀全定都金陵可下控江南，上图津京，确是一步好棋。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李秀成在江南溃败，曾国藩自安徽而来，金陵的优势瞬间逆转，成功的阶梯变成绊脚的巨石。洪秀全不识时务，不知变通，遂有天京城破，十年努力，功亏一篑。
偏执是成功企业的经验，也是失败企业的教训。企业在经营中坚持既定原则的模式只能放在稳定的环境中，根据市场实际变通，是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必要选择。必须尊重市场，因时而变，因事而变，才不至于在竞争中因为固执己见，而破绽百出，徒留笑柄，含恨收场。
经管真谛“说”
商道即人道，企业的素质和个人的道德一样，必须经得起各种利益的诱惑和市场的考验，得到大众的认可，才能最终修成正果。李鸿章处于创业初期，吴中一战他得到小小胜利。在胜利面前恪守本分，不得意，不忘形，不与曾国藩争天京破城之功，不破坏战场的规矩，使他得到湘军感恩，收益无穷。
李鸿章的作为告诉创业者：
经营之道在于义，战场要讲道义，商场同样要恪守道义。获取利益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的，但利益有正邪之分。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道取利，是创业者的底线与原则。德不孤必有邻，恪守本分，坚持原则必有风生水起之日；依靠邪门歪道获取蝇头微利，赌的是企业的声誉和发展前景，虽得一时如意，事业终难长久。
3．剿灭东西捻，尽心王事：居安思危才能持续进取
李鸿章放弃官场中缓慢前行的平坦大道，选择能够迅速攀爬到顶峰的险峻陡坡。这意味着他所走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要小心谨慎，万无一失。否则就会有掉进万丈深渊，粉身碎骨的危险。
天京的硝烟之中少了李鸿章的身影，剿捻的军队里却多了淮军的英姿。一个聪明的政治选择，一次正确的利益退让，李鸿章赢得了曾国藩的感激，也赢得了两江总督的顶戴花翎。淮军没有蹚入天京的尸山血海，天京的尸山血海却铸就了李鸿章登高的平台。
得到上下认可的李鸿章并不畏惧曾国藩的权势，也不害怕三十万湘军的武力。他害怕的是势单力薄，孤军奋战。政客在共同利益下才能觥筹交错，战友并不是时刻都需要利益才能并肩作战。不管怎样优秀的军队，身边都需要一两个相互支持的盟友。东窜西逃的捻军，并不是李鸿章一家就能完全应对的，他必须依靠湘军的合作。而出身于湘军的渊源、天京首功的谦让早就为双方的合作和信任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太平天国是衰败的大清王朝身上突然长出来的病灶，捻军起义就是蔓延已久的毒疮。与依靠宗教的号召突然暴起的太平天国不同，捻军的活动由来已久。捻军初期只是秘密结社团伙，兴起于康、乾时期。嘉庆朝，湖北、陕西等地的白蓬教起义之后，捻军吸收了白莲教的教义，成为一股遍布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的强大势力。借着太平天国的势头，捻军力量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顺势而起，迅速与太平天国形成南北呼应的形势。
清王朝被太平天国拖得精疲力尽，对镇压捻军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依靠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起家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独撑大局。天京陷落以后，本就与捻军有联系又无路可走的太平军残余势力纷纷投靠捻军，两股反清势力在湘军和淮军的打压下形成合流之势。
太平军将领赖文光、范汝增等人率部投靠了捻军首领张宗禹。捻军成员既有落草匪寇、江洋大盗，也有秘密会门、穷苦百姓。这些人虽然聚成一股，但往往各自为战，形成不了强大的战斗力。太平天国严谨的军队体制，成熟的作战方式，丰富的作战经验激发了捻军的战斗力。
1865年5月，清政府的剿捻主力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被捻军击毙。僧格林沁的败亡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清王朝已经麻木的脸上：两万清军精锐，一万蒙古铁骑竟然败在了一群流民手中。
僧格林沁骑兵的失败不仅是蒙古骑兵称雄天下的结束，而且宣告了建立在冷兵器基础之上的大清国旧军队走到了尽头。蒙古骑兵作战勇猛路人皆知，但近代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勇气，还必须有实力。捻军手中装备了一部分现代的枪炮，又从太平军中学来了战斗之法。一群由匪徒、败军、流民、帮派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摇身一变成为清王朝大敌。悍不畏死的蒙古骑兵在捻军的枪炮面前变得无比脆弱、不堪一击。
八旗子弟没有希望，绿营兵丁更是败坏不堪，现在就连自诩为战力第一的蒙古骑兵也无能为力。清王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既不放心，而又不得不倚重的汉族地主军队身上。刚刚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湘、淮军队又开进了新的战场。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稳定后方。此前为避朝廷猜忌，曾国藩的湘军已裁汰大半，剿捻问题上只能依靠李鸿章提供兵力和后勤支援。
到了河南，曾国藩在东起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守株待兔，借此天堑消灭捻军。淮军是李鸿章一手操练，曾国藩无论是对将领、士兵的了解，还是对军队的指挥都很难得心应手。1866年9月曾国藩大军在河南的防线被捻军攻破，半年多努力最终功亏一箦。此时的曾国藩才意识到，当时裁撤湘军之事是合九州铁也不能铸的大错，急怒攻心，悔恨交加，多年戎马生涯，老弱体虚的曾国藩在这场大败之后病倒前线。
不久朝廷就发来旨意，命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职，剿捻的任务落在新进钦差大臣李鸿章的头上。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虽然曾国藩对李鸿章接替自己成为钦差大臣十分不满，奈何湘军裁汰后已不复当日气象，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叹。
李鸿章接到镇压捻军的命令，这意味着他的仕途又要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意味着扫了老师的面子，抢了老师的饭碗。为了安抚曾国藩，李鸿章率军北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见曾国藩，奏请他回两江总督任职。学生的请求，朝廷的命令二者齐至，曾国藩再也无法拒绝。李鸿章这一招既维持了师徒的香火之情，又维护了曾国藩的面子，还稳定了淮军的后方。而且他对淮军是如臂使指，没有曾国藩的掣肘，更能得心应手。
北方捻军既学会了太平军的作战方式，又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机动。多为大股马队，没有特定的根据地，来去如风，飘忽不定。习惯打攻守战的淮军刚到河南就吃了几次小亏。很快李鸿章就意识到淮军要依靠机动灵活性剿灭捻军是不可能的，只能重拾曾国藩的作战方略，设立四镇，扼守运河实行“兜剿”战术。
为防止被淮军一举击破，不久之后捻军分成了东、西两股。东捻由赖文光和任化邦率领在河南活动，西捻由张宗禹率领攻打陕西。捻军的分散增加了淮军围剿的难度，同时也给了淮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首先栽倒在淮军手下的是赖文光领导下的东捻。1867年，赖文光部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扼守运河的“兜剿”战术在此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万大军“进扼胶莱”，捻军始终无法突破淮军的防线，不久赖文光就死在了淮军的枪下，东捻不攻自破。山东成为李鸿章剿捻第一场大胜仗的主战场。
由于朝廷的刻意打压，此次剿灭东捻的李鸿章和淮军将领都没有得到符合功劳的封赏，李鸿章只被加授一等骑督尉世职。淮军将领的不满情绪增加了对付西捻的难度，张宗禹数日之间就冲破壶口河防，出现在保定附近。
京师告急，朝廷一片惊恐，急诏各路大军进京勤王。作为剿捻主力的李鸿章被连下五道诏令，让他进京保驾，淮军潘鼎新部日夜兼程赶往保定，短时间内数十万大军就汇集河北。看到河北无利可图，西捻军即南走河南，窜向运东黄河一线。
天上打雷，地上下雨，主子震怒，奴才遭殃。因为剿捻不力，李鸿章刚刚到手的一等骑督尉世职被撤销，还顺带革去了他的双眼花翎，让他戴罪立功。
曾国藩有两大得意弟子：一为李鸿章，一为左宗棠。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深得曾国藩出将入相之道。左宗棠取得了湘军的遗产，成为继曾国藩之后的湘军领袖。
殊不知李左二人却是积怨已久，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互有嫌隙。剿捻淮军为主力，湘军的精锐也附和其中，协同作战。左宗棠被清廷从攻剿回民的战场派到了剿捻的大军中，合兵一处的李左二人分歧重重，不能一心。
在对待西捻的问题上，左宗棠主张全力追剿，李鸿章却主张死守河防，缓缓图之。就在湘、淮将领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宗禹又率捻军一路攻到天津郊外，李鸿章、左宗棠二人作战不力，再次受罚。面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二人终于实现了妥协，既不放松河防，也不放弃追剿，二者并重，双管齐下。
严防死守让捻军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穷追猛打导致捻军疲于奔命，坚壁清野让其无法得到补给。不久被限制在运东黄河与马颊河一线的西捻日益维艰，走到了穷途末路。首领张宗禹投水自尽，西捻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