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携战之威，独霸沪权：搞好办公室政治需要智慧和技巧
上海一战，天下侧目。淮军扬了眉，吐了气，从此大清多了一支强军，太平天国多了一位劲敌。李鸿章向上海的权贵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顺势取得了江苏巡抚的帽子，得到了进入上海势力范围的资格。
有了权力，谁都想过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日子。真正进入上海后，李鸿章才发现这个看似繁华的黄金港口中隐藏着多少的龌龊和黑暗。当时的情况是“苏省吏治，贪诈朋比，积习相沿”。这些官员多为原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嫡系，曾国藩与王有龄敌对已久，出身曾门的李鸿章当然被打上曾氏的标签，办事之时处处受制，时时牵掣。
江苏布政使、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吴煦和盐运使衔、苏松粮储道杨坊二人沆瀣一气，欺上瞒下，贪污牟利，奉迎外人，克扣军饷无所不用其极。李鸿章就是个被架空了的巡抚，处处受限制的大员。
腐朽的天朝军队，贪婪的大清官员，狡猾的外国使节，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遍布在上海的各个角落。朝廷官员与地方士绅相互勾结垄断了上海的中下层行政官僚系统，中外会防局控制了大部分军政权力。淮军想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些势力的夹缝中生生地开创出一片天地。
面对种种难题，一时干头万绪。久经官场锻炼，学得“十八挺经”的李鸿章并不畏惧。他只坚信一点，乱世之中实力决定一切，谁的拳头大，谁就有话语权。秉持着这个根本原则，李鸿章专以练兵、学战为立命根本。不论敌人是明枪暗箭，还是花言巧语他只岿然不动，一心扩展淮军的势力和规模。
为了壮大淮军力量，李鸿章做了三项工作：一是招兵扩军，二是编练水师，三是吸收人才。
淮军六干，虽然都是精兵强将，毕竟人数太少。李鸿章为扩大淮军规模继续到安徽招募新军，接着又改编上海防军，收编太平军降卒，招纳当地团练。仅安徽一处就募得步队九营、马队一营；上海原有防军五万，多为“洋烟油滑之徒”，李鸿章一次就裁汰三万多人，收取一万精锐编人淮军之中；凡是投降的太平军李鸿章一概既往不咎，选取身强力壮之徒编练成营，收归麾下；对于在上海周围、苏南地区上过战场，打过太平军的老兵李鸿章更是不遗余力地收取。
吴中水流遍布，上海靠河面海正是水战发挥作用的地方。李鸿章在扩编陆军的时候又开始筹建水师，共得水战之兵十营，可战之船大小数百只，成为一支不弱的水上力量。
人才是兴军强军的关键，李鸿章从曾国藩处出来之后就组建了自己的幕府。随着淮军的壮大，李氏幕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冯桂芬、郭嵩焘、陈鼎、丁日昌、杨宗濂、杨宗翰等人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进入李鸿章的幕僚集团效命。
在帝国的版图中任何一个角落，力量都来源于金钱和权势，即使是最纯粹的武力，也不例外。李鸿章有了权，可以招兵买马，可以收编幕僚，要使这些力量高速运转始终离不开一个“钱”字。
淮军的军费主要来自上海的关税、厘金、捐税。此时李鸿章还没有夺得上海财政大权，淮军军饷被牢牢地控制在会防局和吴煦、杨坊手中，经常陂私自挪用，克扣拖欠。李鸿章意识到，要想在上海有所作为就必须撤换掉吴、杨二人，控制上海财政。
对于淮军的到来，上海的权贵是衷心的欢迎。上海的贵人们原以为太平军围城，上海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绝境，谁知一支寂寂无名的淮军竟然给他们带来了柳暗花明的惊喜。可是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殊不知才赶走了豺狼，又放进了虎豹，搬来救兵却是引狼入室。
官场就是权力场，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与商场、战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官场之上的人都要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吴、杨二人在上海经营多年，为官一任，不涉足权力倾轧，不结党营私，不搜刮民脂民膏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简单的搜刮，而是由朋友、同学、师徒组成的一张凝聚和代表小团体利益的大网。网中之人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虽然李鸿章在武力上占据上风，在官职上处在顶端，他还是不能犯众怒，随便破坏官场的规矩。对付官场之人，就要用官场的方式。
很快李鸿章借机参革了吴、杨的得力干将俞斌、闵钊等，吴煦被迫辞去海关道一职，杨坊被迫辞去苏松粮储道职。动吴、杨二人就是触动这个根深蒂固、巨大的利益集团，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拔出萝卜带出泥。吴、杨是当地士绅利益的代表。眼看李鸿章开始做喧宾夺主，鸠占鹊巢，并吞上海，独掌沪权的勾当，如此不合时宜的企图当然遭到沪上地头蛇们的强力抵抗。
当地士绅和外国势力都开始或明或暗地给李鸿章施加压力，反应最强烈的就是吴煦和常胜军的统领华尔。华尔是吴煦的女婿，前者善谋，后者善战。上海是日进斗金的地方，实力是说话的底气。压力来袭，曾国藩告诫李鸿章，外侮内忧汇集之际，国事为重，稳定为先。
李鸿章从来没想过像曾国藩一样做一个忍辱的大夫，爱国的忠臣。他的目标是爬上高位，获得功名利禄，官场之上崇高的人只能赢得光辉墓志铭，卑鄙的人才可赚取勋章和财富。唾手可得的利益永远是阴谋的温床，无奈之下李鸿章暂缓了直接的打压，开始采取迂回的方式削弱吴煦的财权。
李鸿章通过私人渠道获得吴煦管理上海厘金的账目，对上海税收做到了知根知底。并采用掺沙子、钉钉子的方式派出自己的亲信王大经、薛书堂管理捐税总局。把淮军的军饷和常胜军的军饷区分开来，从此淮军全靠厘捐，常胜军只取关税，二者在资金上再无牵扯。而且以后地方道府再有亏空，也不能拿军饷填补。如此一来，淮军的军饷有了保证，吴煦的财权也被削弱了几分。
实力是政治的基础，李鸿章对吴、杨二人政治上的削弱只是皮毛，治不了根本。只有削弱他们所依靠的力量才是釜底抽薪之术。同治元年( 1862年)九月，李鸿章终于等到了一个一箭三雕的机会。
上海兵败的李秀成回援天京，围困天京的曾国荃向李鸿章求救。李鸿章不想放弃在上海刚刚取得的成果，又不能弃曾国荃于不顾。于是上奏朝廷，提出由吴煦、杨坊率领常胜军前往救援，这既不损害自己的实力，又实现了援救曾国荃、支开常胜军的目的。
吴、杨二人被迫带兵西援曾国荃，借此机会李鸿章迅速在吴、杨二人的位子上安插了自己人。吴、杨二人到达曾国荃处后，李鸿章又怂恿常胜军下属闹事，痛殴杨坊，一时舆论哗然。李鸿章借机参劾二人督管不力之罪，二人被暂行革职。
一招巧妙的祸水西引，借刀杀人之计，把李鸿章的权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吴、杨二人从此一蹶不振，上海完全处在了李鸿章的控制之中。
上海地处吴中，处在太平天国势力的最前沿，就如一颗巨大的钉子一样钉在苏南。清王朝要想收复江南半壁江山，必要以上海为臂膀。上海有失，不仅江南半壁不可保，太平军北上又多了一个重要的后勤基地。李鸿章守在此处，就等于守住了江南的命脉。
繁华的港口，发达的经济推动淮军无限壮大。一支强大的、不断向现代化军队靠近的力量是李鸿章在政治上永远屹立不倒的终极保证。
上海港口，万国租界，各种新奇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从西方传来。晚清王朝将要面临这一场巨大的近代化变革，而变革的最大受益者将是最先掌握信息和技术的人。李鸿章主政上海，和洋人走得最近，受西方熏陶最多。以他的地位和能力，此后必然是中国的近代化变革的领头人。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既要靠祖宗的庇荫，也要靠自己的能力、时代给予的机遇。安平之世多风流才子，贵胄子弟；乱世之中多武官猛将，将门之后。李鸿章不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他本是一个清贵的翰林，却没有走依靠惊世文章跃上高位的道路；他带兵打仗，却不是手持三尺剑，从干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的赳赳武夫。
一战之威，李鸿章借势而上，用尽心计成为上海的主宰，从此也算得上在东南执一方牛耳，不容各方势力小觑的敏感角色。中国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把李鸿章送到了政治的高峰。虽然还不能权倾朝野，不能够翻云覆雨，却偏偏占据了关键的地方，掌握了关键的力量，可以在关键时刻一举定乾坤。
创业者必读
小企业大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利益和纷争。企业管理者遭遇办公室政治的阻击，身陷团队关系的纠纷是职业生涯中的可怕灾难。搞好办公室政治，处理好小团队关系既是技巧的运用，也是智慧的体现。
认清现实，灵活变通。资源是有限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李鸿章很清楚这个现实，他与吴、杨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才能在较量中赢得先机，避免“壮志未酬人先走矣”的遗憾。
抓住核心，目标唯一。淮军进入上海，意味着上海原有势力将被打乱重组，利益关系将重新分配。主导这一切的基础是实力，李鸿章牢牢抓住了这个核心，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就会无往而不胜。
寻找机会，巧妙借力。李鸿章把吴、杨二人玩转于股掌之间，用的是战争动荡的机会，借的是官场规则的力量。支援曾国荃的事件把吴、杨陷入被动，一纸文书的参劾撸掉了二人的乌纱。方法用得巧妙，时机掌握恰当，事情自然水到渠成。
经管真谛“说”
企业管理中难免遇到不服安排的员工，犯错误的下属。对于这些人能则收服利用，不能则迅速裁汰。创业者可以利用权威完成这项工作，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得漂亮绝非易事。
李鸿章在武力压制吴、杨二人无果的情况下，果断采取迂回战略，借各种机会实现对他们的打压，成功夺得上海的财政大权。这给创业者解决同类问题提供了借鉴：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企业是个小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交织，盘根错节。在采取行动之前要明确被处理对象的信息，避免因为自己的盲目和无知影响整个企业的稳定。
出师有名，占据有利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整个事情上占据大义，才不会让被处理者有发难的机会，得到企业员工和大众舆论支持。
果断出手，永除后患。早作布置准备充分，保证事前顺利。抓住时机迅速行动，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充分考虑处置妥当，避免事后纠纷。
2．破天京少了李鸿章：偏执和墨守会将企业引向不归路
有了自己的地盘就有了壮大的基础，有了稳定的后方就有了一往直前的勇气。上海夺权之后，淮军的崛起已经无人可挡，收复苏南、平定吴中只是时间问题。面对大好的形势，李鸿章开始考虑开辟新的战场。
淮军在上海的崛起和太平天国势力在苏南的败退并不是偶然，这是洪秀全政权即将崩溃的标志。此时湘军早已经收复“天京之锁钥”、“天国之屏障”——安徽省会安庆。湘军占据安庆可俯视天京，而淮军安定上海也可眺望天京。曾国藩从天京上游由西向东下攻，李鸿章由天京下游从东向西上攻，天京难逃四面夹攻的厄运。
太平天国自金田炮响到此时已持续了十多年，攻占永安，建制封王，几路大军西征北伐，打得晚清王朝胆战心惊。借着清朝的腐朽和沸腾的民怨，一个落第的秀才，一个虚无的“上帝”鼓动了百万大军、亿兆百姓。前后十多年，驰骋十八省，几乎把清王朝逼入了绝境。
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的声势达到了顶峰。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一场天京变乱，杨秀清、韦昌辉身死族灭，翼王石达开负气出奔，利益的争夺和权力的倾轧葬送了太平天国的大好前程。
力量总是此消彼长，太平天国的没落就意味着湘、淮势力的增强。明白湘军企图的洪秀全派遣李秀成急攻苏南，誓要保住天京大后方。百战百胜的李秀成碰上迅速崛起的李鸿章，二李相遇，吴中泛起一阵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李秀成黯然退出苏南，苏州、无锡相继被淮军拿下，天京终于没有摆脱被夹攻的厄运。
安庆失守以后，太平天国青年将领陈玉成被革职处分，坐守庐州，扼守湘军进攻天京的最后一个据点。随着局势全面恶化，庐州处于四面楚歌之中。陈玉成纵有通天的本领也是独木难支，1862年5月败走寿州被俘身死，湘军东进的最后障碍被拔除。
湘军东征大军兵分四路：一路由曾国荃率领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一路由曾贞干率领从池州攻芜湖，一路由彭玉麟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辅攻天京，一路由鲍超率领由赣入皖攻宁国府。
李鸿章打败李秀成不久，彭玉麟的水师成功进泊天京护城河口，曾国荃部队直逼雨花台，曾贞干也率军赶到天京外围，天京完全处在了湘军的包围之中。一头不被晚清王朝驯服的饿狼和几只忠诚的猎犬到了决战关头。
湘军之所以能这么快就围困天京，除了太平天国在清政府和列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还在于它内部势力的腐朽崩塌，其腐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清王朝。
天京本为金陵，六朝古都，江南自古繁华，这里就是这繁华的代表。轻歌曼舞最能消磨英雄的壮志，香车美女也最能腐蚀豪杰的雄心。穿上锦袍，过了几天锦衣玉食、佳丽无数的奢华生活，太平天国的上层领袖们就沉浸在“天父天兄”的权力争夺中。完全忘记了贫苦的“上帝子民”，忘记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
精神信仰的丧失是天国堕落的开始，面对蜂拥而来的湘军主力，困守天京的洪秀全再也没有当年揭竿而起的勇气和魄力，他割舍不了天京的奢华，拒绝了部下迁都另图发展的建议，决定在天京作困兽之斗，最后一搏。
洪秀全选中了这个有六朝气象、虎踞龙盘之地作为天国的首都，本想依靠此地，扼住长江门户，坐拥江南富庶，西进北伐建立一个大大的功业。却没想到，这个帝王之气汇聚之地竟是个死亡的陷阱，长江天险也只是个既可拒敌又可困己的囚笼。
其实天京也并非传说中的易守难攻之地，洪秀全把首都定在天京，就等于把天国时时刻刻摆在风口浪尖。自古平江南之策就是拿下这座石头城，纵观历史，无论是王睿楼船下益州谋求天下一统，晋、宋、梁、陈时的地方武装政变，还是明太祖、成祖入主都城，从来没有政权能依靠天京的地势沾得光，讨到好。
这“固若金汤”之地没有崤函之固，也没有居庸之险。一旦大兵压境，一水环山的天京就是一座山围水困的孤城。只能依靠长江运送补给，湘军切断长江水运通道，困守天京的结果就是内无粮草，外援难至，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