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变天，大清变脸：环境变化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晴雨表
两场巨大的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王朝伤了筋，动了骨，保住了半条命。“天津教案”之后洋人似乎也停止了过分的取闹。一批开明的地主，几个被誉为“中兴之臣”的官僚，开始打定主意践行“以夷制夷”。
清王朝歪歪扭扭地走上了一条看似中兴之路，可回头望去，它却是像过山车一样，由一个低谷爬上一个陡坡，等待它的将是另一个更深的低谷。一切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都在说明，时代已经给它定下了悲怆的调子，王朝的没落从世界变脸那天就已经开始。
公元164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农民起义让崇祯皇帝和李自成成为时代的明星。煤山上的一条绳索终结了大明朱氏绵延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国祚。在遍地的烽火中，满族人试探性地向垂涎已久的中原发起了进攻，一场偶然的胜利奠定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王朝的命运总是如此的相似，经过短短的二百年时间的风光之后，满族人毫无侥幸地遇到了同样的遭遇。亡国的引线依然是内部的起义和外部的入侵，不过最先开始反抗它们的起义不是愤怒的臣民而是在白莲花和大明亡灵掩盖下的贫苦百姓；入侵的也不是大清王朝周围偶然崛起的部民，而是一群带着鸦片，扛着枪炮漂洋过海，不远万里而来的金发碧眼。
紫禁城的统治者们并不知道，遥远的西方在15世纪发生了怎样巨大的一次变革。人文主义打破了宗教的禁锢，上帝从世俗的权贵重新变成虚无的神祗。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发达的商业和流动的工人手中茁壮成长，快速转动的机器代替了缓慢的手工劳动，城堡里的骑士和大小地主一样变成了驾船远航的舵手，《马可波罗游记》把东方变成了人人向往的圣地，堆积如山的商品和一艘又一艘巨大的船舶把所有的大陆连在了一起，世界变天了。
广阔的大海和绵延的大陆并没有把欧洲的变化传到已经安享了两百年太平的清王朝。资本主义在全球寻找市场的时候，清王朝也走到了它的顶峰，迎来了持续百年的康乾盛世。3.6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在自然经济的缓慢作用下GDP已经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这个在思想上还停留在封建时代，经济却占据世界第一的天朝上国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首先来到东方门口的是满世界寻找黄金的葡萄牙人，无论是明代的朱氏还是清朝的爱新觉罗氏都对这些盘踞在澳门地区的西洋夷人不屑一顾。因为此时西方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对外的扩张还在探索阶段。
在盲目、自大、封闭中，还没有走出自己世界的大清统治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来到他们身边，西方列强正向着黄金满地的东方赶来。
世界的变革不仅改变了西方，还让中国曾经不成气候的邻居变成了一只暴力十足的巨熊。经过几任沙皇的精耕细作，这头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巨熊把周围的小国全都打翻在地，贪婪的目光由通古斯的山峰滑向大清王朝的黑龙江，滑向更广阔的远东市场。
公元1676年，沙皇的使节尼古拉斯进入北京，觐见了他们眼中鞑靼人的皇帝康熙，献媚的官员、软弱的士兵和琳琅满目的珍宝又为清政府招来了一个巨大的敌人。不久，俄国的贪婪就从黑龙江的雅克萨城与尼布楚城开始蔓延。
公元1793年，清政府的命运又落人了一个叫马戛尔尼的人手中。此人是英国的勋爵、英王的使臣，被派遣来到中国进行一次公平的谈判和交流。愚蠢的清朝大臣纠结于英国人不知礼仪，保守士大夫讥讽西方的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武器是奇巧淫技，虚假盛世之下的中国再次失去了追上列强的机会。
资本主义的发展让世界变了天，而一朵白莲花、一把鸦片烟却让显赫一时的满清王朝变了脸。1 795年，乾隆皇帝病死，历经百年的康乾盛世画上了句号。大清的子民们还沉浸在悼念先帝、恭贺新君的情绪中时，不断激增的人口和不断兼并的土地使一场遍及楚、川、陕三省的白莲教起义滚滚而来，刚刚登基的嘉庆遭到迎头一击，从此清王朝开始了辉煌之后的落寞。
白莲教以“白蓬圣母”号召农民秘密结社，有组织地反抗政府统治。明永乐十八年，唐赛儿领导下的白莲教起义一度占据了山东等地；万历年间，徐鸿儒、于弘志领导下的起义，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的农民不下二百万。
清朝入关，白莲教的活动更趋于频繁。宗教活动从来不乏煽动民众的口号，一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摧毁了已经传了44个帝王的大汉王朝。更何况白莲教不仅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这种神秘主义的口号，还有“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这样融人民族仇恨的因子，“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的口号极度满足小农愿望的诱惑。
嘉庆元年，白莲教在湖北发动起义，不久川、陕二省也纷纷揭竿而起，举旗响应。这场在宗教和明代统治为旗帜下的起义如烈火一般灼伤了承平已久的统治者。最后清王朝损失了1亿多人口，耗费2亿两军费，花费了九年时间才平息下去。数代帝王的积蓄耗费一空，上百年的发展化为灰烬，王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嘉庆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却是个平庸的天子。他在位25年，除了扳倒大名鼎鼎的和坤，先后镇压了白莲教、天地会、真理教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外就再无作为。好在此时正在清王朝国门外徘徊的列强尚未伸出锋利的爪牙，他才得以在祖先的荣光下做了20多年的安稳天子。
嘉庆的继任者们再也没有他的好运，随着西方列强陆续而来，清王朝已经到了变脸的临界点，继任的皇帝们也开始了担惊受怕，凄风苦雨的日子。
暴发户会因“富不过三代”的诅咒而提心吊胆，也会因“一个贵族需要五代人来经营”望而却步。生在帝王家的道光皇帝却没有这个烦劳，因为他已经是帝国的第六位传人。经过了嘉庆一朝的数次镇压，社会已经趋于平稳，如果没有其他力量干涉清朝的政局，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小农经济支撑的辉煌必然再度出现。
生性恭俭宽仁，老成持重的道光如果放在普通贵族家庭注定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但是他注定做不了太平皇帝，作为正走向没落王朝的统治者，他碰上了带着枪炮和鸦片的英夷，从此开启了爱新觉罗氏的悲剧。
一场世界工业革命引起了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的变革。欧洲窄小的市场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剧烈的竞争已经严重压缩了商品的利润。追逐利润是资本家的本性，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英国，成功地用坚船利炮把殖民主义推广到了各个大陆。这个号称“日不落”的帝国在世界其他各地的殖民地都已经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开始觊觎最后也是最庞大的未开发市场——中国。
清王朝还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摸索前行，早已经耐不住性子的英国人却开始动手剥下东方帝国的外衣。
但是英国人想不到，东方帝国的小农经济竟然可以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势均力敌。先进机器生产的布匹远远敌不过中国的手工产业，丝绸、瓷器、茶叶如同一台吸金的机器把英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吸进东方帝国口袋里。
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在巨大的贸易逆差面前，毒品成为最好的武器。从此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几乎垄断整个亚洲的东印度公司把人类所不齿的鸦片当成了获取利益的唯一手段。
清统治者虽然愚昧，却不是傻子。享受过鸦片的刺激后，大量外流的白银和日渐赢弱的身体让他们猛然醒悟。鸿胪寺卿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林则徐在虎门滩上的禁烟已经代表了民族的觉醒。但是觉醒来临得太晚，一场英国军舰上绽放的华丽烟火，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英国人成功打开了这个古老国家的大门，中国由封建时代进入了半殖民地时代。
1 840年，南京城外的炮声把清王朝彻底地分为前后两半，前面一半是走向衰落和腐朽，后面一半是挣扎和灭亡。道光皇帝一生励精图治，勤于政事。可叹的是时代给了他一盘只能苟延残喘，无力回天的棋局。清王朝开始了七十年的垂死挣扎，一个看似平庸的君主，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血淋淋的教训，除了一些保守的政客们还在加紧对人民的剥削，还在仇视和排斥现代思想观念，开明的地主们已经不再麻木和狂妄自大，林则徐、魏源这些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始为民族的危亡奔走呼号。
如果历史就此发展下去，革新图强一扫颓势，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似乎还有希望。奈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持续了二十年的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用遍地的烽火把清王朝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创业者必读
企业经营活动是一个互通有无的过程，内部的良好运作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外部的相互借鉴是企业不落后于时代的保证。任何闭关自守，或是盲目自大都是危险而又无知的行为。
清王朝走向没落有三个重要因素：其一是长期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用已经故去的辉煌麻醉自己，在自我意识中裹足不前。其二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把已经来到身边的世界视为无物，在危险的边缘自鸣得意。其三是盲目冲动，反应迟钝。不明敌我就敢盲目行动，迫在眉睫却一无所知。
清朝的教训就是企业发展的经验，企业在经营发展中，要时刻关注外界的变化，关注市场的变动。不轻视任何一个竞争对手，不低估一次危机挑战。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勇往直前，在市场中学习进步，在变化中时刻发展。
经管真谛“说”
导致企业发展陷于困境的有企业运作的缺乏经验，生产项目的落后过时，竞争对手的刻意打压等因素，而更多的时候是针锋相对的市场竞争和不顾后果的强力对抗。
道光皇帝宣布禁烟并无过错，林则徐虎门销烟也合情合理。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此激进的举动反而给了英国人挑起事端的机会，成为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这告诉创业者：正义的行为、合理的举动并不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只有依据自己的能力作出最佳的决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柔能克刚，忍者无敌。面对悬殊的势力，退一步就是海阔天空，忍一时可图长久平安。鸦片是清政府身上的毒瘤，必除之而后快。行为过激，用药过猛必遭来凶猛的反噬。缓缓图之，虽见效不快，但胜在小心谨慎，稳打稳扎，不失为一种安全的方法。在准确把握敌人意图，摸清敌人底细，具备克敌制胜的实力之后才能一举灭敌，永除祸患。
2．中兴之臣，升迁之路：务虚与务实是企业经营中的两种方式
任何一个没落的王朝都会有一群为它执挽送葬之人，这是它作为一个王朝最后的骄傲和底蕴。对失去生机的王朝，念念不舍之人可以是当权者，可以是既得利益者，也可以是理想主义者。
即使他们明白王朝已经无药可救，即使他们看到王朝已经渐行渐远，他们仍然会鼓足勇气，带着眷念，带着失落和不甘，为试图延续这个王朝的生命而进行徒劳的努力。
鸦片战争之后，腐朽的清政府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枪炮逼到了悬崖的边缘，历史的拐角。眼看它即将无路可退的时候，一群开明的地主、几个杰出的汉臣成为它的救命稻草，为它延续了几十年的性命。
晚清有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除了张之洞是走正常的官场之路一步一步起来的外，其余三人都是战争铸就的功臣、时事造就的英雄。
曾国藩早亡，左宗棠一生纵横在战场和边疆，张之洞潜心于洋务，真正在时局中费尽心力，与西方列强做生死周旋的只有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李鸿章一人。
1870年，“天津教案”在李鸿章的周旋下冷静收场。清廷满清同意了处理意见，洋人认同了事情的结果。军舰撤离，港口解禁，埋伏在河北一带随时准备进京勤王的淮军也放下了紧绷的神经。
47岁的李鸿章开始了他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日子。接替曾国藩做了直隶总督，成为总管直隶、河南和山东军民政务的疆臣之首。当年李鸿章的宗族对他充满希望，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期许甚高，但是任谁也不敢想象，当年那个满腔义气的山村少年，只用短短20年时间就成为国家重臣、朝廷宰辅。
他的成功只是历史造就的偶然，东西两大力量的碰撞，必须要有一个从中协调之人，李鸿章充当了这个沟通使者的角色。清政府离不开他，列强认可他，大臣支持他。曾国藩死后，他由护卫东南的屏障变成了支撑帝国大厦的擎天一柱。
这位在“天津教案”中立下大功，懂得做人，又懂得做官。有文人的儒雅，又有将军的铁腕。该软时能软，该硬时能硬的直隶总督现在要做的就是借着欧美的西风，以时势为助力，在权力的角逐中让自己青云直上，爬得更高，飘得更远。
力量不仅仅因为身体是否高大就能判定，权力也不是因为官职高低就能一目了然。当上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远远没有得到权倾朝野的权力。坐上直隶总督的25年，才是他逐渐实现权倾朝野的25年。
李鸿章收揽权力的第一步是撤掉崇厚的三口通商大臣，成为北洋通商大臣，夺得管理通商口岸的权力。列强炮轰中国大门的目的就是占领更多的通商口岸，获得更多的商品倾销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专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一职管理天津、牛庄、登州三处被迫新开的通商口岸。
通商口岸是列强打开中国国门的手段，对于管理此处的大臣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利益。凡是通商、交涉、军防、税收全都可以自行处理，其级别相当于一省督抚。通商口岸一开，经济必定繁荣，利益随之滚滚而来。如此大权，如此特殊的地方，远道而来的货物，数额庞大的税收，对于要养数万淮军的李鸿章来说尤为重要。
天津本就隶属直隶总督管辖，李鸿章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地盘上有别人在指手画脚。同治九年十月，他把一纸请求撤销三口通商大臣的奏折送进了宫中，见风使舵的公卿们纷纷以支持撤掉三口通商大臣而向李鸿章这个疆臣之首示好。一道任命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管理三大通商口岸的上谕发到天津，因为“天津教案”处置不当，失了人心的崇厚无奈退场。
一个北洋通商大臣，其中纠葛了多少的政治交易；三个沿海的通商口岸，其中又牵涉了多少的利益争夺。李鸿章刚刚依靠自己的势力和宫中的宠幸成功地抢夺了崇厚嘴中的肥肉，就迫不及待地想尝尝这块肥肉的味道，最让他垂涎三尺的莫过于丰厚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