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团练五年玉乃成：创业既要计较，又要舍得
1851年，民众对清政府积淀已久的不满和怨恨终于在内外动荡和不安中爆发了，从广西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清王朝的半壁江山，中原大地瞬间被分为两大水火不相容的阵营。清朝统治者联合地主阶级与洪秀全的军队展开了最为艰苦的拉锯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阴差阳错地卷入其中，开始了他投笔从戎的军事生涯。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躲不过的机遇，但是要抓住这个机遇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和辛劳这么简单。回报越大，风险就越大。一战成功就能跳出翰林院的樊笼，虽不能封疆裂土，但扶摇直上，拜将封侯指日可待。如若兵败，那就是身死名销，绝无机会从头再来。
1853年，李鸿章被派往安徽之时，安徽的省会安庆早已陷落。前任安徽巡抚蒋文庆兵败身死，李鸿章进入其继任者周天爵帐下帮办军务。此时安徽虽尚有过半之地控制在清王朝手中，但在太平军的节节进攻下，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太平军为在淮河一带站稳脚跟，把安徽作为北上、西进的根据地。西征、北伐大军接踵而至，驻进安徽战场。清军势单力薄，战斗力低下，已经呈现出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安徽本地势力也是混乱不堪，淮北捻军方兴未艾，江北义民又蜂拥而来，其中不乏“监生武举”，这些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而出，试图浑水摸鱼之徒。一时间“土匪蜂起，肆行抢掠，干百成群”，官兵力量陷入四战之中，疲于奔命。
不仅义军势大，无可抵挡，镇压力量本身也是钩心斗角，相互倾轧。安徽巡抚周天爵本是被革职的总督，闲居在安徽宿州协同蒋文庆防剿。蒋文庆死后，安徽巡抚的位子就暂时落在他的头上。此人老迈无能，刚愎自用，进退无据，株守淮北，不敢越雷池一步。李鸿章在他帐下空有一身文韬武略却无用武之地。
自从太平军战败蒋文庆后，安徽巡抚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人皆视为畏途，不肯前来”，谁也不想担这个职位。仅咸丰三年（1 853年）就有李嘉端、江忠源、福济等人先后走马观花地在安徽巡抚任上走了一遭。这些人与周天爵一样，多是贪生怕死、庸碌无能之辈。或者拥兵自重，或者争权夺利。李鸿章被夹杂其中辗转奔波，终是难有作为。
面对无法遏制的洪秀全军队，地主阶级终于对无能的八旗军队失去了信心。各地豪门望族纷纷招兵买马，建立民团民防，把保卫家族、捍卫财产的希望放在了自己手中。事实表明，在社会秩序崩溃的地方，这种方式比清政府组织的力量更有效地阻挡住了起义军前进的步伐。特别是曾国藩在湖南组织起来的湘军，崛起于湘广之间，一扫八旗老爷兵的颓废，在战斗中连挫了几次洪秀全的锐气，成为地方地主阶级力量的典范。
不在国家控制之下的地方军队，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中央王朝的威胁。清王朝既没有足够的军饷在地方编练军队，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建立起有效的抵抗力量。所以地方团练被清政府当作挽救时局的变通之法，在全国各地推广起来，许多家乡濒临前线的官员都被遣回原籍组织团练。
在这种大趋势的主导下，已经混乱不堪的安徽变成了编练团防的重地。在各方大员夹缝中挣扎的李鸿章，与其他情况相似的官员一样也接到中央的命令：“各就乡邑，激劝乡民，且团且练。”李鸿章终于摆脱腐朽官场的压制，与接任周天爵为安徽巡抚的李嘉端下属李登洲一道选募乡勇，开始组建自己的力量。
与其他地方豪绅、中央大员相比，李鸿章组织团练势单力薄，可谓白手起家。除了族人的支持、在家乡的地位和名望以外什么也没有，要想有所作为，必定是困难重重，辛苦异常。
李鸿章要想独树一帜，必须与各地方势力搞好关系。安徽是与太平军战斗的主战场之一，皖南、皖北、皖中之地早有地主阶级力量组织武装抵御太平军，镇压当地农民起义。李鸿章的家乡庐州各县由于经济实力强盛，团练武装最为发达。
中央发出号召以后，还在观望中的地主豪绅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纷纷“倡办团练，筑堡守御”。多者几乡之民，可战之兵数千人；少者也有一乡一族，网络有数百人。就连李鸿章的哥哥李鹤章也在家乡办了一乡民团，以剿为防，结寨自保。
除了地方地主豪绅自己创办的团练以外，地方官员也用朝廷的名义办了不少“官团”。最有实力的是已经卸职的安徽巡抚周天爵，他依靠捻军降兵和无业的游民迅速组织起了一支数干人的军队，自成一军，不受他人牵制。
而且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无论是民防还是官防多营私肥己，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面对义军常常互相推脱。或者只求自保，不为克敌。更有甚者，民团与官团之间也为争夺地盘，矛盾重重。
“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常故。”这些团防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如果不能把与这些力量的关系处理好，李鸿章想要在安徽崛起几乎不可能。
为此李鸿章做了三件事：借助乡情，联络友谊；积极求战，树立威名；笼络官员，争取支持。
李鸿章是安徽庐州本地人，在安徽数百年，根基深厚。一门两代三进士，父子都在京城为官，李氏家族在安徽地方上也算得上是豪门望族。李鸿章本人进士身份，翰林出身，在翰林院读书养望六个年头，也算得上声名远播。同乡的情谊、官员的身份让他在拉拢地方民团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很快就招募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并与各民团相互呼应，在安徽立定了脚跟。不久，其父李文安经王茂荫的举荐，回到安徽办理团练。李文安、李鹤章、李鸿章父子三人都投入到了这场维护清王朝的战争中。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三人相互配合，根基扎得更稳，力量变得更强。
乱世之中，要得到上下的赏识和尊重，最重要的就是战斗实力。为此李鸿章自创办民团以来，不畏艰险，积极求战。先带兵援救凤阳，阻击太平天国丞相文元吉的大军；又在运漕阻击太平军西征军。特别是运漕一战，李鸿章率部毙敌数十名，第一次得到朝廷的嘉奖，“赏给六品顶带蓝翎，以示鼓励”。
此后，李鸿章越战越勇，配合陕甘总督舒兴阿、统兵大臣袁甲三、和春、副都统忠泰等人，带领手下部将在江淮地区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几经生死考验。付出越多，回报越多。靠着几分机智、几分胆识、几分运气，李鸿章在残酷的战争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得到了赏识。不仅壮大了队伍，收编了诸如谈家宝这样的得力干将，还因为历次功劳先后获得知府衔、记名道府、按察使衔，实现了出京以后官场的第一次飞跃。
地方团练毕竟不是正规军，它的发展壮大除了自身的努力外，离不开地方大员的支持和中央政府的认同。李鸿章先是与安徽巡抚李嘉端的下属李登洲相互配合，建立团练，通过李登洲的关系得到李嘉端的信任。又以其明白勇干，奋勇前驱，进退有据得到舒兴阿、袁甲三、和春等人的赏识。自身的能力可以赢得上官的支持，门生的关系也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安徽巡抚江忠源战死以后，李鸿章在科举考试中所结识的座师福济接任了巡抚的职位。在福济手下，李鸿章得到重用，担负起了组织团练、配合进攻的任务。实际相当于成为安徽民团的总指挥，对于壮大自己的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太平军大兵压境，正在危急的时候，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病死军中。李鸿章接到这个消息，立刻奔丧去了。就在李鸿章还沉湎在父亲“贼势猖狂，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为家，汝辈当努力以成吾志”的遗言中时，太平军一万多人杀人焦湖，把忠泰带领的军队消灭得一千二净，本应在这支队伍中的李鸿章幸运躲过一劫。
此后一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天京事变，石达开率军出走，杨秀清、韦昌辉被杀，士气大减。此时，清军趁机大规模反攻。李鸿章带着丧父的悲痛，坚持带兵作战，取得自带兵以来最大的胜利——东关大捷。1856年11月，李文安被安葬于合肥东南，李鸿章也暂时结束了军事生涯，开始为父亲守制。
此后几年，虽然没有亲临战场，但李鸿章仍然时刻关注着安徽战场的形势。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运动经过了短暂的低迷，又因为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一代将领的崛起而重新强势起来。兵败如山倒，刚刚争取的大好局面瞬间荡然无存。李鸿章的座师福济因战不利被免职，翁同书接任了安徽巡抚。安徽的形势更加恶劣，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军终于攻克庐州，李鸿章的祖宅在一把大火中化为灰烬。看到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李鸿章不免有些心灰意冷，写下了“国难未除家未复，此身虽去也踟蹰”的诗句。
五年的辛劳、五年的奋战虽然最终失败，但这是李鸿章未来生涯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安徽团练，李鸿章实现了职业的转型，由一个清贵的京官变成了能够获得功勋，为朝廷所倚重的能员。而且编练团防，积淀了军方的人脉，壮大了个人的力量。这些力量将是淮军的雏形，为以后李鸿章戡平吴越、奠定中原、立下不世功勋打下了基础。
1 858年，李鸿章丁忧完毕。五年的战争生涯，让他感到在安徽再难有所作为，于是他开始谋划新的出路。父亲的同年、自己的恩师、抗击太平军的真正主力曾国藩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晚清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将出现在同一个舞台！
创业者必读
李鸿章在安徽团练五年，五年的辛苦掘到了官场攀爬的第一桶金，完成了从文官到武将的转变。在安徽即将沦陷，福济被撤职的情况下他遇到了事业的瓶颈。浅水养不了蛟龙，灌木也藏不住猛虎，安徽已经不会有太大作为，是舍弃五年的基础重新开始，还是坚守在安徽等待机会，成为他又一个艰难的选择。
李鸿章面临的问题就是现代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瓶颈”问题，这是企业发展的必然现象。部分企业在抓住机会，利用优势占领市场以后，缺乏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拓展的市场业务就会导致企业出现一种依赖和惰性，减少进取心。这是企业的转折点，如果不积极应对，长此以往，企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因此终结。
竞争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有一种不断上升、不断进取的精神。任何的安于现状或者停滞不前，都会使企业陷入被市场淘汰的境地。
经管真谛“说”
创业者在创业阶段既要“斤斤计较”，也要舍得放弃。
“斤斤计较”可以保证企业不会在志得意满中毁于一旦，舍得放弃能够让企业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而大多数时候舍得比“计较”更重要。
舍得放弃是一种勇气，是一种魄力，更是一种眼光。李鸿章是否离开安徽就是一种舍与得的考量，对于五年的浴血奋战，一手创建的团练武装，辛苦结下的关系网络，李鸿章必然充满了不舍。但是五年的锻炼也让他开阔了眼界，他明白不舍弃这些，自己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事业也将陷入停滞。
李鸿章的舍弃让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告诉创业者：
第一，在企业经营中要学会取舍，要有审时度势的眼光，不能计较一时得失。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舍弃旧有的累赘，新的成功才会到来。
第二，企业在取舍时要选择正确的取舍内容，可以为全局利益舍弃一些局部利益，为了长远利益舍弃一些眼前利益，但不能轻易放弃企业的根本。李鸿章放弃了身外的势力，保留住了五年团练的经验和教训，这让他舍也有所得，为未来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往投国藩，人生遽转：职场达人离不开老板信任
成功的道路总是充满了一个又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选择，李鸿章本无意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阴差阳错之下，他不断被卷入其中，因此实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获得了官场的第一次飞跃。
在各方势力交错的安徽，李鸿章在夹缝中求得了生存壮大。靠着同乡的友谊，靠着作战的勇猛，靠着上司的肯定，他闯出了一点名堂。父亲的突然去世，他被迫回乡守制。清军在安徽战场的失利，又让他最大的支持者福济被免职。庐州失守，安徽战场全面溃退，更让守制结束的李鸿章手足无措。
虽然新来的安徽巡抚翁同书有“实心整顿”、努力报国的意思，可一朝天子一朝臣，翁同书必然会用自己的一班人马重新划分安徽的势力范围，尽管李鸿章有翁心存的关系，不会被翁同书排挤，但是他早就贴上了福济的标签，得到重用已不可能。
再者，安徽已经在太平军的围攻下，陷入绝境，不再是大有可为之地。庐州已破，家业已毁。李鸿章也没有了坚守的理由，拼死的决心。而且已经有了自己势力的李鸿章再也不是无根的浮萍、墙头的青草不由自主地随着风向左右摇摆。几年的战争让他深深体会到被上司信任，受上司器重的好处。因此福济离任，他也“便欲脱身”，再不愿“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
离开安徽，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回京供职；二是转投他人继续作战。第一条路是最无奈的选择，回京供职相当于走了回头路，五年的修行就化作了泡影。已经知道了在外为官的好处，尝到了甜头的李鸿章绝对不会作出这个选择。
转投他人，继续作战，李鸿章不怕找不到接收他的地方、赏识他的大员。因为团练五年，李鸿章完成了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化。血雨腥风，刀光剑影让李鸿章越发成熟稳重。像他这样文武兼修、品级不高，又正当壮年、作战经验丰富的人才，正是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但是他必须找到可以信任的上司，找到能让自己大展拳脚的舞台。
就在李鸿章茫无指归之时，命运又给他敞开了一扇门。在他的关系网中，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恩师曾国藩一人。相互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在复杂的军事斗争中发挥最大的战斗力。曾国藩与李文安有同年之谊，与李鸿章有师徒之情，是相互之间信任的纽带。李鸿章投奔曾国藩必然成为曾氏的心腹，受到照顾，得到提拔。不用担心被排挤，也不用担心被算计。
综观整个抵御太平天国的力量，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已经成了一面不倒的大旗。太平天国起义于广西，两广之兵一触即溃，湖南的八旗、绿营更是不堪一击。正好处在丁忧中的曾国藩趁着清政府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以保家卫国为号召，以孔孟伦理为名号，以师徒、亲友为主力，在湖湘之地建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英明的领导，殊死的奋战及时地遏制了太平军前进的步伐，给衰亡、死气沉沉的清王朝带来了一丝希望。几年奋战，曾国藩已是朝廷不可缺少的柱石之臣，湘军已成为清王朝保住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屏障。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李鸿章投奔曾国藩无疑是最有前途的选择。依偎在曾国藩的羽翼下，李鸿章将成长得更快，发展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