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封试探性的信件由安徽发往湖南。曾国藩当然也明白安徽的现状，李鸿章的处境。有师生之情作为纽带，李鸿章有求于他，他不会置之不理。而且他向来欣赏这个得意门生，湘军正在发展之中，干军易得，一将难求，急需的也是李鸿章这样文武兼修的人才。于是，曾国藩毫不犹豫地向李鸿章抛出了橄榄枝。一个是待价而沽，一个是求贤若渴，两人一拍即合。
咸丰九年（1859年）一月，把安徽旧部安排妥当的李鸿章前往建昌大营谒见曾国藩，正式成为曾国藩的人幕之宾。
投奔曾国藩，成为湘军幕僚，是李鸿章人生轨迹的又一座重要里程碑。这对李鸿章，甚至于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培养了气度，磨炼了心性。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鸿章在曾氏帐下虽无筋骨之劳、谷米之缺，但是曾国藩对他的磨炼一点也不少。曾国藩最得人尊重的地方就是他严格的自律和对待功名利禄的心态。李鸿章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平时较为懒散，晚睡晚起这些生活上的小毛病已经习以为常。曾国藩治军颇严，对子弟门生更是一刻也不放松。李鸿章这些小毛病也少不得受到曾国藩的督促、教训。这对李鸿章的一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李鸿章正值壮年，耐心不足，急功近利之心、血勇方刚之气正盛。这些都是带兵打仗的大忌，为官之道的罩门。安徽五年的团练，李鸿章独自带兵迎敌，独当一面，守城保寨不下数十次，到了湘军之中，本以为可以大展拳脚，却被曾国藩泼了一瓢冷水。曾国藩认为李鸿章闳才远志，有匡济之才，但过于急功近利，故在平时行军打仗中刻意压制他。
如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曾国藩派遣李鸿章和曾国荃一道带兵前往景德镇营救湘军张云兰部。以为可以成为此次统兵将领的李鸿章却失望地发现只能做曾国荃的附属。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磨炼和捶打，久而久之，让李鸿章养成了居于人下也能尽心尽力，处于被动仍可踏实做事的品质。
传授“挺经”，学成守身用事的宝典。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被称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能在乱世中崛起，屡遭坎坷，立下不世之功。官场沉浮，始终屹立不倒，自然有他独特的一套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法则。这套从自身的成败得失中总结出来的法则被他自己称为“挺经”十八条，曾国藩正是凭借这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在苦斗中求挺实，在逆中求顺，在失败中求胜利，走出了一条成功封侯拜相之路。李鸿章在求取功名之时，主要向曾国藩求教的是“制艺”的功夫，此时学的是为官的技巧，处世的方法。得此守身用世的秘诀，李鸿章最终形成自己为官处世的风格。
第一，学得经世之能，养成独撑大局的魄力。在磨炼李鸿章的同时，曾国藩对这个学生的扶持和提拔也是不遗余力的。咸丰九年（1859年），由于曾国藩的竭力举荐，李鸿章被授予福建延建邵道台，虽因无缺可补而无法赴任，但是其在官场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又保荐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并兼办淮扬水师。
曾国藩除了在升官的台阶上尽力为李鸿章争取外，在治军作战中也不忘时时培养李鸿章的才干。曾国藩不仅让李鸿章参与机要，帮助湘军制定作战策略，培养李鸿章的大局观，而且亲自安排李鸿章招募淮南之勇，编练兵马，给予他建立自己的部属的机会。在曾国藩的刻意培养和熏陶之下，李鸿章得到晋升的机会，练就独撑大局的魄力。
第二，结识人脉，形成共同发展的同盟。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晚清基本形成了中央势力与湘军、淮军共分天下的政治形势。最后崛起的淮军既是帮助清王朝遏制湘军的主力，也是联合湘军与清王朝讨价还价的同盟。而这种盟友关系就缘起于李鸿章入幕湘军的日子里。
湘军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促成了晚清短暂的“中兴”。“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整个湘军系统也因为立下的功勋而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仅官至总督者就有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更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彭玉麟这些晚清中兴名臣。其他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力量占据满清朝堂的半壁江山。李鸿章要想控制朝堂，左右政局必须处理好与这些力量的关系。而在曾国藩军中的几年，与这些人结下的战友之情、同袍之义是李鸿章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第三，掌握湘军模式，为淮军成型撒下种子。天下无湘不成军，不仅说的是湘军的骁勇善战，最主要的是湘军的治军模式。湘军在曾国藩的率领下成就了名望，战乱各省纷纷在湖南招募兵马，但是谁也不能打造出一支如同湘军一样的军队，原因就在于湘军重的不是兵勇，而是驾驭兵勇的手段和治军的模式。湘军以宗族关系、儒家伦理为统军的思想，招募之人多是宗族兄弟、师徒朋友。如此血脉相连、命运相关才使得“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李鸿章在湘军的几年里，熟悉了湘军的统军模式，明白了湘军的治军方法，见识了湘军的战斗力。成功的经验能让人少走许多弯路，在八旗、绿营的统兵之法已经完全腐朽，不适应战争需要，而西方的现代练兵技术还没有传人国门的时候，湘军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模式。这些都自然而然地成为李鸿章以后编练淮军的借鉴，为淮军的成型撒下了一粒希望的种子。
创业者必读
企业管理者与企业老板之间永远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企业的发展掌握在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的命运却被老板所主宰。企业能否获得最大利润取决于管理者的才干，管理者能否发挥出最大的才干，取决于老板对他的信任程度。
李鸿章决意离开安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愿意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而投靠曾国藩也是因为曾氏与他父亲有同窗之谊，与他有师徒之情。这些都是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纽带，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不用担心李鸿章背叛，李鸿章也不用考虑曾国藩排挤和算计。曾国藩得到了有力的助手，李鸿章得到了最大的发展机会。
所以管理者要想在企业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得到老板的信任。老板要想让管理者创造价值，就必须在了解的情况下给予管理者充分的信任。有了信任作为纽带，管理者就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企业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老板就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反之，管理者在工作中将无法立足，企业好不容易创造的有利局面也很可能毁于一旦。
经管真谛“说”
每一个创业者都有自己的梦想，而真正能够成功的都是那些勇于把想法变为现实，为了梦想不断努力、不懈追求的人。
理论化为实践才能产生巨大的爆发力，梦想变成现实才会有成功的喜悦。否则理论再精深，梦想再美妙，没有勇气去实现，永远只能是空想。如果李鸿章只是甘心做一个小小翰林，只是愿意在安徽蹉跎岁月，不敢面对战争的危险，那他也将一事无成地终老一生。
把梦想变成现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卓越、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过程。梦想永远都是高于现实的，实现梦想就是不断提高能力、缩小现实与梦想差距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鸿章是一个有野心、有梦想之人，他不甘心永远在曾国藩帐下做一个庸庸碌碌的幕僚，所以他在曾国藩身边虚心学习做官技巧、作战方略，在湘军大营中虚心结交各种关系，努力掌握湘军模式，这都是他实现梦想的基石。
3．负气而走，无奈复返：理性对待失败是又一个创业坎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斗争，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冲突。和谐的关系只能存在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点之中。当利益相冲、意见相左之时，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入幕湘军是李鸿章一生中的重要选择，李鸿章是怀才的千里马，曾国藩是识才的伯乐。李鸿章在安徽没有出路时千里来投，曾国藩接纳了他，对他是刻意培养，多多关照。李鸿章为报曾国藩的知遇之恩，以弟子的姿态，执弟子之礼，尽幕臣之心，全心全意地辅佐恩师，不敢有丝毫懈怠。
有的时候再亲密的关系，也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二人之间朝夕相处，随着时间的流逝，先前的那一份谨慎和小心收了起来，性格中的棱角不断凸显。曾国藩久在高位，湘军大营生杀予夺全在他一人之言，最忌部下自作主张，反对他的号令。且曾国藩以道学家自持，极为看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关系，湘军领袖的权威不可侵犯。
李鸿章血气方刚，出身小地主阶级的他虽然带着几分山野之中的实在与诚恳，但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多年的为官生涯并不能抹去他的那份与生俱来的固执与刚强。这种性格直到他老年仍然保留得完完整整，齿松须白，老眼昏花，步履蹒跚之时遇到抬杠之人仍会愤怒而起“以杖击之”。
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在湘军大营中闻名遐迩。与人争执，相持不下的事情多有发生；饱以老拳，施以“毒手”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都是与同僚的争吵，无伤大雅，只为大家日常平添了几个笑谈。可他与曾国藩的一次争执，却险些导致这对晚清史上最著名的师徒分道扬镳。
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在安徽战场已经取得巨大优势，曾国藩领军包围了安徽省会安庆。太平天国为解安庆之围，兵分南北急攻武汉，湘军很可能陷入两面夹攻之中。在如此形势危急的关头，李鸿章对于曾国藩扎营皖南祁门，坚持不撤安庆之围十分不解。多次劝导曾国藩移营，曾国藩对此充耳不闻，李鸿章感到被冷落。
此后不久，曾国藩下属李元度在徽州战败，曾国藩想借此参劾李元度。由于李鸿章与李元度关系较好，而且认为曾国藩此举有点过分，就邀集幕僚同仁为李元度说情。曾国藩却再次驳斥了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虽然实在诚恳，但实在不代表没有血性，诚恳不代表愿意被人忽视。他更不是一个迂腐而愚钝的人，面对着那些他反对的人或事，李鸿章自有灵活应对的手段。面对着与曾国藩的争执，在这副文气的躯壳下，其实也隐藏着他内心深处的好胜与强悍。
在李鸿章看来“人无干日好，花无百日红”，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抓住其中一次失利，来发不切实际的空论。连续十几场不败，总有到头的一天。谁也不可能是金刚不败之身，凡胎肉骨的人，暂时的失败是常事。而曾国藩明明知道，李元度只是一介书生，不懂兵事，还要委以重任，等到失败就来参劾，此举不够仗义。
李鸿章不惜与恩9币曾国藩翻脸，除了与李元度良好的私人关系，对李元度事件的见解不同外，未尝没有一种人哀其类、鼠哀其辈的感觉。同为湘军幕僚，李鸿章、李元度二人都得到曾国藩看重。李元度甚至被曾国藩称为
“三不忘”者之一，比李鸿章更得器重。如此之人，也难免被曾国藩厌恶，抛弃，进而参劾。那么时常被刻意压制的李鸿章自然有一种战战兢兢、兔死狐悲的感觉。李鸿章发动同仁“率一幕之人往争”，既是对李元度的声援，也是对自己在湘军幕僚中处境的考虑。今日有李元度被参，保不定明日就有他李鸿章被劾。支持今日的李元度，就是帮助明日的自己，因此李鸿章能如此决绝地与曾国藩抗争到底。
李鸿章并没有看到李元度事件的实质，以曾国藩的为人断不会因为一次小小的失败就放弃自己最器重的手下。徽州之败只是遮盖在李元度事件上的浮云，曾国藩以此为借口打击李元度，所痛恨的却是李元度私会湘军政敌，犯了门户大忌。
湘军模式，依靠的是宗族之亲，血缘关系，封建纲常，师友之情。这些是湘军保持强大战斗力的根本，这些关系一旦被其他因素介入、破坏，湘军体系就会瞬间瓦解，所以曾国藩极为重视维持这种关系的纯洁性。这也导致湘军只能是一个封闭的、家族式的集团，湘军大小首领拱卫的也只能是曾国藩一人，任何私自与其他势力的流动、交流都会被看作是背叛。李元度徽州兵败归来本已让曾国藩不满，他却不知低调又私自联系江浙巡抚王有龄，不经曾国藩同意就答应前去统带防军。龙有逆鳞，触之者死，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彻底地触到了曾国藩的逆鳞。
曾国藩是小心谨慎之人，这种小心谨慎不仅是对太平天国的，也是对任何不隶属湘军的力量集团。晚清乱世，鱼龙混杂，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即使清王朝内部各个派系也为各自的利益相互倾轧、斗争不断。湘军崛起于草莽之中，短短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力量总是在此消彼长地变化，利益总是随着力量的变化而重新分配。一方崛起，另一方必定衰落；一方权利增加，另一方必定好处减少。因此许多根深蒂固的老牌势力对他都是虎视眈眈，随时想挖他的墙脚，毁他的根基。其中浙江巡抚王有龄就是湘系力量在地方上最大的政敌，李元度与王有龄来往过密，无疑犯了曾国藩的大忌。
恼怒的曾国藩在日记中断言，李元度已经“不足与为善”。理学大家的头衔，道学家的做派又不能让他把事情挑明，只能以徽州之战的失败作为打击李元度的借口。李鸿章等人不明所以，一味与曾国藩死扛。一方是怒火中烧，亟待清理门户；一方是愤懑不平，死扛到底。冲动之下，二者分道扬镳，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李鸿章在“率一幕之人往争”无果的情况下，说出了如果李元度被参劾，他亦将告辞而去的大言。面对如此赤裸裸的要挟，曾国藩失望至极，二人的关系一下疏远到了极致。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李鸿章愤然离开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准备去福建任延建邵道的道台。
李鸿章虽然负气出走，但李、曾感情尚未破裂。关系疏远并不意味着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也可以藕断丝连。李鸿章的出走是意气用事，时日一久稍加冷静就会清醒过来。福建糜烂，势如危卵，李鸿章此去没有根基，没有实力，要想建下一番功业绝不可能。而且他自跟随曾国藩以后身上已经烙下了湘军的烙印，要想改换门庭，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更是难上加难。
多年的历练也增加了李鸿章的见识，抬高了李鸿章的眼光。贤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如果说当年从安徽投奔曾国藩只是因为曾氏是自已的恩师，可以得到信任，湘军正如日中天，有一定的发展前途，那么现在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今日之天下，要想有一番作为，投效曾国藩是唯一的选择。没有曾国藩的撑腰，他什么都不是；离了湘军大营，他将是一只无巢之鸟，难以找到一枝之栖。于是，李鸿章走到其兄南昌李鹤章之处就停住了无奈的脚步，希望找到还转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