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诰》上说：“如同保护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样。”心里真诚地求保人民，虽然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但也相差不远了。自古以来没有见过先学会养育孩子而后再出嫁的女人。这句话也就说明，自古以来的统治者是以保护人民为主的。因为有了人民才会有国家，没有人民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人类既然诞生在这个大地上，作为宇宙中特殊的一员，人类从自然界中摄取物质营养，采用的是一种能动的方式，不但直接摄取自然界中的现成物质，而且利用自然界中原有的物质原料，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新式物质，由此就形成了他的独特属性，这就是思维与精神。这种能动的方式即是劳动，劳动产生智慧并推动智慧的发展，由于劳动的需要而构成人类社会，社会的存在引发出社会意识。人类既然有了思想和情感和精神，就想了解生存着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并由主观走向了客观。他要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寻求生存的方法。由此，人类的存在便不再是自然的了，这其中有了主观因素的支配，由自然而然地活着，变成了为了逃避危险而活着，为了求得安全而活着。由于人类的发展，人们不可能一开始就了解所生存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神奇性，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小邦国乃至大邦国。而国家组织的建立，则是人们共同的需要。因此，国家的发展壮大，则是人民生活的保障。因此，统治者只有保护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发展壮大。若是压迫剥削掠夺人民，人民就会四散逃离或者揭竿起义，最终会使一个国家崩溃灭亡。所以，作为一个统治者，难道要先学会保护人民才去建立国家吗？人民拥戴你成为一个统治者，你就要为拥戴你的人负责，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才是人民的统治者。
一个家族里实行仁爱，一个国家也会兴起仁爱；一个家族里实行谦让，一个国家也会兴起谦让；一个人贪婪违逆，一个国家就会犯上作乱。其时机就是这样的。这就称为一句话可以亢奋其事，一个人可以定出国家的基调。在《论语·颜渊》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事说：“如果杀掉那些无道的人，以使剩下的人们归于有道德的思想，你看如何？”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想要行善事，而老百姓就会行善事的。君子的道德品行就象风，小人的道德品行就象草。风吹草伏，草上的风愈大，草就愈是倒伏。”杀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越杀问题越多。以至有一天杀到无人可杀了，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行善事、做好事，领导人带头行善事、做好事，下面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行善事、做好事。这就是“风气”！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气”，就是从这里来的。孔子用很形象的语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作风就象风一样，如果是善的、好的，百姓也就是善的、好的。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作风如果是恶的狠的贪的，老百姓也就跟着学习恶的狠的贪的。所以，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关键在于领导人、统治者，也就是“上行下效”。现在的老百姓一提到贪官污吏，就咬牙切齿地说：“杀，希望全都枪毙掉！”这与季康子的论调一样，“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当然，靠杀戳来灭除贪官污吏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贪官污吏首先是私有制畸形发展的结果，其次，贪官污吏有他们的土壤、途径和环境。如果首先靠学习来灭除他们心中的贪婪的欲望，提倡好的道德风气，再加以监督检察机制，灭除所生产他们的土壤、途径和环境，“举皋陶，举伊尹”则“不仁者远矣。”
在《论语·子路》中，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这个意思是说，一言兴邦，是针对君主的，君主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君主既然是君主而不能称为臣子，是因为君主有君主的责任。既然有责任也就要负责任，所以，君主如果说话不谨慎，或说了些不正确的话，也就等于一言丧邦了。如果君主能正己，负起责任，才能正别人。正己而且说话谨慎，也就等于一言兴邦了。所谓正己，就是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正名”原则，符合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然后就是“君子之德风”，上行下效，那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了。
所以，古代的君王尧、舜引领天下以仁爱，因而民众就跟随他们。桀和纣引领天下以暴虐，因而民众也随从他们。号令民众实行仁爱而自己却嗜好凶暴淫乱，因而民众是不会服从的。所以君子先应该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无法要求自己做到，也就无法要求别人做到。本身藏有不合恕道的思想，却去教训别人实行恕道，那是没有的事。所以要想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自己的家庭。
《诗经》上说：“桃花绚丽多彩，而其枝叶茂盛。这位女子来出嫁，很适宜于一家人。”适宜于一家人，而后才能教化全国的人。《诗经》上还说：“适宜于哥哥，适宜于弟弟。”适宜于兄弟而后才能教化全国的人。这个“适宜”也就是适宜于社会行为规范。有许多没有写进法律条文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规范，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社会行为规范，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中的上、中、下各个阶层人士，也各自有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每一个行业也有每个行业的社会行为规范。因此，适宜于一家人，也就是符合了这个家庭的行为规范。既然符合了这个家庭的行为规范，这个家庭里的人就能够团结，团结和睦就能够相亲相爱，共同一心。用这种精神来教育其他的人，全国的人，全国的人民也就能团结和睦了。
《诗经》上说：“礼仪没有差错，才能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无论是作为父亲、子女、兄弟，以此为典范，而后民众才会效法。这也就是孔子“正名”原则的发挥。
孔子对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须各自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君主要象个君主，臣子要象个臣子，父亲要象个父亲，儿子要象个儿子，并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才能符合各自的道德标准。这是孔子根据“正名”原则进行的的一套推论，这个推论是“为政”的重要理论，也是“为政”的思想指导方针，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思想指导方针。根据这个思想指导方针，统治者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必须先要确定事务的范畴，才能确定立个什么官，才能确定这个官职的职权和责任。而这个官员才能根据职权和责任干好他的事。生活中也是这样，做儿女的责任就是要听父母的教导，不到时候，他是不能承担父母亲的责任的。即使是他生儿育女以后，他有了作父母的责任，但在他的父母亲面前，他仍然是父母亲的儿女，还是要承担作儿女的责任。
这就是现代所说的“社会角色”。“角色”原是戏剧中的名词，指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20世纪20～30年代一些学者将它引入社会学，进而发展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之一。社会角色理论来源于：①美国芝加哥学派最早系统地运用这个概念，其中以G.H.米德的研究最为突出。米德使用此概念旨在说明,在人们的交往中存在可以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便于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研究了儿童角色意识的形成，即从想像扮演某个角色（嬉戏阶段）发展为成熟地承担某个角色(群体游戏阶段)。他认为角色是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角色表演并没有一个先定的剧本,文化只能为角色表演规定大致的范围。②角色理论的另一重要代表是美国人类学家R.林顿。有人甚至认为角色理论是经由林顿创立的人类学而进入到社会学中来的。林顿认为角色可以定义为：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他区分了角色与地位，认为当地位所代表的权利与义务发生效果时即为角色扮演。林顿将社会结构置于个人行为之上，视社会结构为一个行为规范体系，个人接受和遵循这些规范。因而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角色表演是根据文化所规定的剧本进行的。③完形主义心理学或称格式塔心理学。它使用角色概念旨在强调人类的一切心理过程都是通过整合模式的发现与创造而形成的。④拟剧论。这一理论认为，角色和角色扮演的概念有助于将人际关系的个人系统置于有意识状态。社会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角色。
在社会舞台上,人不能随心所欲的扮演角色,角色的承担首先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或者说需要经过“认同”，证明一个人的实际地位、身份等与其承担的角色相一致。角色确定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完成的。角色确定也常有失误的情况，如不能胜任角色、未承担合适的角色、选择了不适当角色等。角色的确定是否有效，最终是由社会决定的，但它也与个人的活动和努力密不可分。
因此，正了名以后，责任也就明确了，责任明确了，事情也就好做了；然而，说话就不能马马虎虎了，因为，你所说的话，都是要负责任的。这就称为治理国家首先在于家族里实行平等的道理，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和规律，才能治理国家，才能平定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