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屑于承认错误，即使他明白自己有错误，要他跟别人认错，那也无异于跟外人低头，对他来说那也是无法接受的跌份，所以每到这个褃节，他宁愿以沉默表达，以暧昧应对。就是说，他不想完全跟对方掰，但也不想因为认错让自己丢面子。于是他采取了一种以守为攻的态度：如果对方接受了他的沉默呢，他正好就坡下驴；如果对方硬是叫板呢，那他就从愧疚人变成了受害者。这样一来，就不是他欠别人而是别人欠他了。占了这个主权动，他还可以一如既往，或者弹新曲，走老路。
实际上，认不认错并不在事情本身，本质上，它代表了一个人对人的想法和态度。有自卑的人，他多半都不愿意道歉，更不想认错；有自信的人，道歉和认错对他来说就不是跌份了，那是他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交代和负责。
做人就要对自己有交代，对自己负责，但即使一个人意识到他做事应该对自己有交代，对自己负责，也不意味着他从此就不犯错误。因为多数需要认错的错误，往往都是无意识的言行，就像吃五谷杂粮的人会得病一样，人要做事，怕也免不了犯错误，而且这类错误的发生，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以谁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电视剧《中国远征军》里就有这样一场戏：
新38军的李连长一直以来就看不起韩绍功，以至于在很多问题上都跟韩较劲。直到于邦战役前，李连长因跟错了指挥险些丧命，最后还是韩绍功力挽狂澜，使中国驻印军取得了于邦战役的胜利，也挽救了一连官兵的性命。
清点战利品的时候，本连战士杨文送给李连长一把日本军刀。李连长立刻想到了韩绍功，想拜托杨文把军刀替他给团长送去。杨文知道连长跟团长的过节，就劝连长自己把军刀给团长送去。李连长说：“我哪有脸跟他显摆呀！”杨文理解地说：“是啊，承认打败仗是不容易，而且是在他面前承认。”
但李连长很快就走出了心理藩篱，坦率地接受了杨文的建议说：“那我就去试试，我就不信我老李就没有这个勇气。”
当晚，当李连长在韩绍功面前说出“团长，我老李过去狂得没边，挺浑的，你担待”时，一个新的李连长诞生了，从那天起，李连长就成了韩团长的好兄弟、好助手。
从李连长的错误可以看出，错误本身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根底上，是一个人习惯性的想法和态度。具体到李连长，因为他一直是孙立人的部下，又是新38军的王牌，认为自己牌大气粗，一直没把韩绍功放在眼里，久而久之铸成的大错，说到底，就是他一味狂妄的恶果。
所以，如果你在想法上有问题，态度上有不正，即使你有错不认错，就算人家原谅了你的错误，如果你不从根底上跟自己较劲，“解决”自己，你还带着错误的病根，那么继续犯错误对你来说，就是早晚的事。到那时，怕就不光是错误了，一旦你病入膏肓，保不齐哪天连小命都得搭进去也说不定。
的确，承认错误是不好受，那也是对认错不真诚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承认错误就像倒垃圾，把心里的垃圾倒掉了，那对他是莫大的庆幸。有谁愿意每天活着还背着各种垃圾吗?所以，主动清理垃圾，及时倒垃圾，就成了一个正确的人该有的觉悟。
那是因为，承认错误，你尊的是他人，爱的是自己；你不认错，尊的是虚荣，爱的是错误。
十、绝不背后说人
说人好的好处不仅仅在于你种下了善缘，更在于，处在一个阳光的磁场，你心地坦荡，无私无畏。
俗话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不被人后说。
说人的习惯由来已久，有时是无心，有时是有意；多数是无心，少数是有意。但不管有心还是无意，说人的恶果不容忽视。
往往，你在人后说人时，说人的是非就像小蚊虫，在原本无事的人际关系中咬开了一个小缝隙：听者要是无心，说人的是非也就散了，伤不着谁；如果听者也是个是非人，说人的是非就容易夸大或走板。久而久之，如果说者和听者跟被说者从此不来往了也好说；坏就坏在，说者和听者与被说者都是关系人，且三人又都在同一个公司或一个单位；加上说者可能是不断地说，听者也是一拨一拨地传，如此给被说者造成的伤害，就可想而知。
当然，有可能这个被说者就是该被人说，或者他原本也是个说人是非的人，而这回的伤害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伤害，不如说是报应更准确；即使这样，被说者的“报应”是他该着的下场，如果说者和听者能够意识到这样地“以错对错”并非正确，且以不正确对付不正确，自己也等于是种恶因、造恶业的话，这些人就该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反省。
这是因为，说人的害处还不在于你伤害了别人，而是，如果你养成背后说人的习惯，就等于你为别人提供了说你的理由，甚至给别人树立了一个说人的样板。你想啊，你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后说人，保不齐就会有人也背后说你；或者你说人时再有一个恨你的听者，那样一来，没准哪天你落得与被你说者同样的下场也说不定。这可就应了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好想想说人的恶果，就算为了自己的名节，我们也该对自己的任性有所收敛。
其次，背后说人最大的害处还在于，这样一来，你就进入了一个错误的磁场，在这个错误场里，你说人的错误还不光是害人害己，且你害人害己的错误还会轮转或翻倍，这就是那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与其让自己如此背气，何不让自己在一个正确的磁场里与人共事呢？为此给自己定下一个“绝不背后说人，非要说时，只能说好”的规矩，不但你自己清白，也给别人抬气。
这样做也许开始你还不习惯，只要做一次你就会发现，说人好的好处不仅仅在于你种下了善缘，更在于，处在一个阳光的磁场，你心地坦荡，无私无畏。这样一来，所谓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你眼里就不复杂了，永远想人家的好，永远说人家的好，那还有什么复杂的。到那时，即使有个把人想加害于你，面对你的善意，他也没了害你的心思。
十一、勇于做一个“一文不值”的人
把自己看得一事无成，一钱不值，就等于在心里给自己安放了一个警钟，不但能让你不自满，长进步，还能让你在有所成就时仍把自己放在最低点，摆在平常处。
弗洛伊德说，人主要的行为动机就两个：一个是性冲动，一个是“渴望伟大”。
没错，每个人都“渴望伟大”，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重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一根葱，每个人都期盼得到别人的重用。
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葱，更不可能每个人都得到别人的重用。也许你在某个阶段还很重要，受人重视，但也就仅限于那个阶段，一旦时过境迁，你的身价就一路下跌，你的重要性也日益减半，甚至由于新人辈出，你在那个圈子里也不再是名人，连同你的名字也不再叫响。
然而，这很正常呀，不管是能人还是伟人，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再能干的人，他也不可能一辈子独占鳌头；再伟大的天才，他怕是也有江郎才尽的时候。如果你事事都想得第一，正好说明你的虚空和自卑；你要处处都想拔头筹，更可能你的自信不可靠。
弘一法师堪称一代佛学大师，他自幼聪慧，才思敏捷，在多种艺术领域都颇有造诣；踏入佛门后更是坚持习劳、惜福、守戒、自尊，以自己的身教感染了无数人。用学者赵大民先生的话说：“他多才多艺，和蔼慈悲，克己谦恭，庄严肃穆，整洁宁静。”用画家丰子恺的话说：“他是我见到的活得非常像人的一个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师，一位天才，他在晚年却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二一老人”，意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然而就这两个“一”字，大师的谦恭和高贵无须多言，尽在内里！
是的，一个有内涵的人是不消说的，不用他多说，不用他来回地表白、来回地展示，因为内涵就是有，不是没有；就算他一字不说也是有，就算他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也还是有。因为真正的有是和整体在一起的，那是整体赋予他的有，不是他非要自信他才有，是因为他有，他才自信。
而且他有的是什么呢？凡人认为他有才华、有人品；他可不那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既没有才华也谈不上人品。那些被世人认作才华和人品的东西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他该做的事，他应该那样做，他应该那样做人，不然他就愧对整体给他的降世，不配享有人的名字。然面对宇宙和整体，他从来就没有狂妄，也不敢造次，因为他知道宇宙的广、整体的大，在那么广大的事物面前，不管你是多能干的人，也不管你干过多少事，要和广大比，你永远都是一事无成，一钱不值。
把自己看得一事无成，一钱不值，就等于在心里给自己安放了一个警钟，不但能让你不自满，长进步，还能让你在有所成就时仍把自己放在最低点，摆在平常处。
事实也是如此，有谁能一辈子荣耀和风光呢？就是再伟大、再不同凡响的人，他不也有谢幕的那一天吗？与其那一天到来时深感失落，不如从现在起就把自己摆在失落处，如此面对失落、接受失落，失落就不失落了。不管是一事无成，还是一钱不值，就算有一天你遭到他人的嘲讽，你也不会绝望和萎缩，因为你知道，心里的你早已用自我嘲讽奠定了你对他人嘲讽的抗受力，所以即使你眼下处在黑夜，你也坚信，你一定会迎来属于你自己的黎明。
这就是弘一法师所谓“二一老人”的潜台词，这就是“一事无成”和“一钱不值”的高贵和价值。一个敢承认自己一事无成的人，他是一个老实人；一个肯承认自己一钱不值的人，他是一个有进取的人。而老实和进取，就该是每一位像人一样的人的基本品质了。没有了这两个基本点，你做人的品德就有虚荣，你做人的方式也有虚伪，而所有的虚荣和虚伪都不过是表面的繁华，一如海市蜃楼，过眼云烟。
十二、学会观照
一个人观照到没有自我，他真正的自己才能独立存活；一个人观照到没有私欲，他在遭受非议和不解时，才能有“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淡定。
在人际关系中学会观照，是一个新观念。平常我们总说，对人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与人相处要体谅他人，吃亏是福。这些话从道理上来说并没有不对，但要在生活中把这些道理落实到实处，还真需要人有一种观照自己、观照他人的态度。
在人际关系中学会观照，且又是观照自己，还观照他人，那不成了置身事外了吗？
先不讲大道理，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清代名臣谢济世的名字可能你觉得陌生，但听了他的故事，你会对何为观照有所感悟。
谢济世的经历不可谓不坎坷：他一生四次被诬告，三次入狱，两次被罢官，一次充军，一次刑场陪斩。雍正四年（1726年），谢济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上任不到十天，就上书弹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并列举田文镜十大罪状。因田文镜深得雍正的宠信和倚重，谢济世的弹劾引起了雍正的不快，但谢济世不看皇帝的脸色，仍坚持弹劾。
雍正认定谢济世是“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免去谢济世的官职，下令会审。严刑拷打下，虽没有拿到证据，仍以“要结朋党”的罪名拟定斩首，后改为削官并发配到边陲阿尔泰。
经过长途跋涉，谢济世与一同流放的另两位读书人终于到达了边陲的振武营，正准备着去拜见本营的大将军。有人告诉他们，戍卒见将军，要一跪三叩首。两位同伴听了很是凄凉，认为自己一个读书人还要向外人行下跪礼，很没面子。谢济世倒是不以为然，没有把给外人磕头当作一回事。他对两个同伴说：“这是戍卒见将军，又不是我见将军。”
等见到将军，将军对这几个读书人很是敬重，免去了大礼，还尊他们为先生，又是赏茶，又是赐坐。出来的时候，两位同伴很是高兴，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谢济世反一脸平静，说：“这是将军对待被罢免的官员，又不是将军对我，没什么好高兴的。”
两个同伴问谢济世：“那么，你是谁呀？”谢济世回答说：“我自有我在。”两个同伴听了谢济世的话仍是一头雾水，但在心里还是对这位正直的清官生出一份厚实的敬重。
是啊，我自有我在。这是怎样的信念和自尊，又是怎样地超脱与平和。这样一句话，若不是观照了自己，一个背负冤屈的流放者，怕难有如此的自信和淡定。
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说的超然物外，宠辱不惊，无不生成在一个人待人待己的观照中。因为观照，他接受自己的平凡；因为观照，他接受自己的无能；因为观照，他接受自己的多余；因为观照，他接受自己的无用。而在本质上，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平凡的人，也都有无能、多余、无用的时候。只不过，不管为掩饰自卑，还是为显得重要，我们常常违背自己的真实，把自己架空在一种虚饰的繁华中，为众人的喝彩不惜牺牲本真，为表面的富丽不惜丢掉淳朴。这样的一种不真在你顺利时倒不失为一份精彩；然一旦繁华褪色，虚荣落幕，曾经的名人，往往很难承受陡然的虚空，以往的精英，也很难忍受孤独的寂寞。
善于观照的人，看似置身事外，正因为他对“事内”的走向明晰在心，对人事的变化不存侥幸，一旦他选择了自己的路，他便很容易对自己的选择一目了然，包括选择的过程和结果他都会全盘接受。而当他把接受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仅是生存技巧时，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他没有无奈，只有欣然；没有委屈，只有感激；没有嗔恨，只有庆幸。他庆幸在这仅有的降世做了他自己，他感激整体给他力量和直觉，让他做了今生无悔的选择。
实际上，观照就是一种接受，只有当一个人对他人的接受达到观照时，他对他人才有可能全然地接受，且不管那人待他是好还是坏，也不管那人是否有真诚，他人的态度对他并不重要。他对他人没有要求，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对自己。他要求自己待人真诚，他要求自己对人接受，即使他人不接受他的真诚他也无所谓，他知道他种下了真诚的种子，他知道他奉献了心里的真诚，那就够了，至于他人的看法和他人的态度，他相信那是整体的事，整体会对那人有所告诫，有所嘱咐；他还相信，整体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和准则。
这恐怕就是“无我”的境界了。一个人观照到没有自我，他真正的自己才能独立存活；一个人观照到没有私欲，他在遭受非议和不解时，才能有“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淡定。
进而他看世界哪儿都好，他看哪个人都是好人；他帮人时，感觉不到他在帮人，只有帮人的举动；他待人好时，也感觉不到自己在对人好，那是他该有的态度。
因为他懂得，所有的人和事，在他仅有的一生中都是一期一会；他更明白，人生没有永久的幸福，人生也没有永远的不幸。而当他在所谓的不幸中瞥见涅槃时，他对不幸的感激甚至胜过了他有过的每一次幸运和幸福。由此他幸福的观念就整体了，原来幸福并不是没有痛苦；相反，饱含苦痛的幸福，才堪称属灵的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