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意念并非独立行事，对人这样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意念的选择最终会受到态度的指引。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念是积极或消极，最终取决于他对生活的态度：态度积极的人，他的意念就积极；态度消极的人，他的意念就消极。正因为每个人都有潜能，正因为每个人在必要时都能选择意念，因此对不同生活态度的人，意念的选择才会有不同的结果。
下面看几个实例，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
先看消极意念的结果：
消极意念实例1：
“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为了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做过一项惨绝人寰的实验。他们找到一名战俘，告诉他，科学家要在他的手腕上划一个口子，看他鲜血流尽的生理反应。
科学家把战俘绑在实验台上，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用一块薄冰块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其实并没有真的划破，只是给了他划破的感觉；同时在他的手腕上放了一个吊瓶，吊瓶管子的一端放在战俘的手腕上，另一端则放在战俘下方的铁桶里。很快，吊瓶里的水从战俘的手腕处流了下来。战俘听着水的滴答声，完全认定，是自己的血在往外流了。就这样过了一小时，战俘死了，而他死去的反应简直就跟失血致死的人一模一样。
他为什么会死呢？因为他的意念告诉他，他被放血了；他的意念使他确定无疑地相信，他自己被放了血，于是他就被他自己吓死了。
消极意念实例2：
维也纳精神病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二战”期间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在那里他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他在自己的著作《人对生存意义的追求》中，描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以及同集中营的难友在失去生活目标和生活意义后几乎无一幸存的悲剧。
书中记录，曾有一位难友向弗兰克尔讲述了一个他做过的梦，梦中预言，他将在1945年3月30日获得自由。从此，这个日子就成了这位难友的生活目标和他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理由。然而当到来的日子没有带来自由时，难友的身体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病变。
维克多·弗兰克尔写道：
“3月29日，他突然病倒，发高烧。
3月30日，也就是预言告诉他战争和苦难会结束的那一天，他已经精神错乱，语无伦次，失去了知觉。
3月31日，他死了。
表面看，他似乎是死于恶性斑疹伤寒……其实，造成我朋友死亡的根本原因是预期的自由没有到来，他完全绝望了。他的身体对潜伏伤害感染的抵抗力陡然下降，他的生存意志和对未来的信念彻底崩溃。终于，悲剧发生了——由此看来，梦中的预言对他来说毕竟还是应验了。”
再看积极意念的结果：
积极意念实例1：
同样是“二战”期间，大批盟军士兵因炸伤和枪伤陷入了极度痛苦，以至于士兵中弥漫着对枪弹的恐怖。为减缓士兵的心理压力，军中请来了心理学家，协助医护人员的救助工作。心理学家不用针，不用药，只是蒙上伤员的眼睛，在他们的伤口周围画了一个圈，然后用食指顺着圆圈反复转动，一边转动一边告诉伤员：“好了好了，你的伤口不疼了，它很快就痊愈了，你马上就能上战场了。”
结果，奇迹发生了，医生用药物都没法制止的疼痛，竟在心理学家的心理“魔术”中缓解了。这时再加上医药的护理和治疗，伤员们不但返回了部队，还克服了心理恐惧，明确了要为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去抗争。
积极意念实例2：
一位叫马丁·布朗夫曼的病人，就是靠着意念力，使自己体内的癌细胞得以完全化解。下面就是他讲的故事：
“我34岁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所医院里。医生告诉我，我的脊椎里长了一个肿瘤，而且是恶性肿瘤，并断言我只能活两个月到一年。一连几个星期，我完全绝望了，后来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战胜病魔。
“我一天两次，每次花15分钟的时间进行冥想。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可视的大屏幕，我在上面描绘出我的躯体和肿瘤。每回看到肿瘤，我就想象着它比上一次小了一点。因为我整天想着的都是这个肿瘤，所以我可以用我自己选择的方式去想象它。我仿佛看到了癌细胞正一点一点地被我身体的免疫系统所驱散。每回去浴室洗澡时，我都会告诉自己，癌细胞正在被驱除出体外。每回一听到体内发出的‘你不会康复了’的声音，我就想方设法地驱除它。我一再使自己坚信，我的健康正在逐渐改善。在思考的时候，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每天在每个方面我都越来越好。直到我相信了这一点我才会停下来。
“除了这段时间的冥想，我还使用了其他的方法，使自己有种病情好转的感觉。每回感觉身体有异样或者很疼痛的时候，我绝不会告诉自己这是肿瘤在恶化，我快死了。相反，我会告诉自己，这是某种能量在和肿瘤对抗，这种能量使肿瘤正在萎缩，变得越来越小，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我已经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恐惧感了。
“每天我都会想出各种方法来提醒自己说：我正在康复。我想象自己吃的食物就是能量，它使我变得越来越健康。我不断地想所有爱我的人。我让自己坚信，这种爱就是我可以使用的能量，它能加速我的康复。
“我开始使用意念疗法后的两个月，医生又给我做了一次检查，竟然发现，我身体里已经没有了任何肿瘤的迹象了。对这个结果，医生都惊呆了，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奇迹！”
积极意念实例3：
1981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遇刺，肺部遭到枪击，伤势相当严重，当时的里根已是一位70岁的老人。然而，当躺在床上的里根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他乐观地对记者说：“不用为我担心，我是那种很快就会痊愈的人。”果然，正是凭着这种战胜伤病的信念，里根创造了高龄枪伤患者仅在医院躺了几天就得以出院的神话。
从以上5个实例中，已经明显地看出态度和意念对人的支配作用。在前两个实例中，不管是被放血的人，还是弗兰克尔的难友，他们之所以死去，表面看来是病痛所致，但在身体问题的背后，都有意念的选择和暗示。也就是说，并非他们的身体先出了问题，而是他们的精神先出了问题，他们放弃了对生命的信任，他们关闭了自己内在的信任机制，所以才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后三个实例就不言而喻了，不管是盟军士兵，还是叫马丁·布朗夫曼的癌症病人又或里根总统，因为他们信任生命，他们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自己内在的信任机制，尽管他们的身体在生理极限内已难以承受，但意念重塑的生命仍然让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极限，最终健康地活了下来。
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意念身体、意念年龄、意念人生被一再证实。也就是说，由于意念的作用，人不再是单纯的生理动物，他更是精神动物，他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有超越身体的潜能。这就是精神机制的作用。人的精神机制有四种：是非机制、成功机制、信任机制和健康机制，这四种机制正是一个人精神潜能的总括和见证。
这一再说明，人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人可以选择态度，进而选择自己的命运。反过来，一旦人放弃了他内在的信任机制，一旦他产生了“我不想活”的念头并让这种念头一再重复，那么，消极意念就会与死亡召唤形成一种消极磁场，在消极磁场的吸引下，要么消极的人会遭遇意外灾祸，或者他也会身体患病，成为身体细菌的“偷袭对象”和受害者。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柿子都捡软的捏，细菌也是这样，细菌也喜欢软柿子。那些内心恐惧、害怕生活的人就好比是软柿子，细菌就专门喜欢这样的人。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先关闭了信任机制，又关闭了健康机制，他最主要的两个机制已停止工作，不再给他提供免疫力等活力信息。这些人没有了免疫力和对细菌的抵抗力，他的机体就等于对细菌敞开了大门，或者是对细菌发出了公开的邀请说：“细菌呀，你来吧，我欢迎你！”
那样一来，细菌还能不横行、不霸道吗？这么一想，你还肯消极吗？除非你像上文中的消极者那样，那别人就没办法了；否则，只要你改变一下想法，你就会看到希望。
不信你就试一试。
老子对生死的看法有个三三制，他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生，动之于死，也是十有三。
老子的意思是说，按十成计算，利生的因素，有三成；促死的因素，有三成；为生而努力，结果把生变成了死的因素，也有三成。还有一成，老子未做确定。
按照老子的切割，这样的生命虽有惨烈，但也不是没有机遇。比如，你把三成促生的因素先保住；再把三成促死的因素变成促生的因素；再把三成为生努力反而促死的因素也变成促生的因素。这样一来，就算那一成未定的因素你放弃，不管它，你也定定地有了九成促生的因素了，那你还有什么好恐惧、好害怕的呢？那样一来，你的生命不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吗？那是多给力的一个结果呀。
你想要那个结果吗？
很简单。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信任生命，把自己交给你内在的信任机制，让你的信任机制给你做选择。保准你错不了！
三、理想不能改变现实，但理想能让现实不生根、不麻木
把别人的好拿过来，把适合于我们的好变成自己的更好，我们什么也少不了，只能让自己变得更完整、更厚重、更坚实。
问:前10年大家忙于奋斗，近两年大家放慢脚步，开始思考成功学，其中，美国的成功格外引人注目。一个人的成功，一定有道理；一个国家的成功，也该有它自己的秘诀。美国的秘诀是什么？听奥巴马讲过一句话：美国的强大，不靠它的军工力量和财富，靠它的信仰和信念。听着挺煽情的，又不太理解。理想——这是美国人的秘诀吗?请讲得通俗点。
非子：讲美国人的信仰，就不能不讲美国人的宗教。大家知道，美国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美国的宗教是什么？是上帝。但美国的上帝可跟欧洲的上帝特别是英国的上帝不一样。
英国的上帝是一种权威、代表世袭，对人有无可置疑的支配力。美国的上帝则相反，他以个人为主体，是个人意志的最高体现，他不屑于权威，也不相信世袭；他只相信一件事，即你的存在一定要体现上帝的荣耀，上帝才会把荣耀赠予你。
什么是上帝？对美国人来说，上帝就是自然的力量，这个力量始于远古，他要求人的生存完全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只有自然才是宇宙万物完美无瑕的运行法则，由此社会和自然一样，也该有当行之路。
弗洛伊德说过，人最重要的行为动机之一就是“渴望伟大”。这一动机，似乎在美国人的信仰中得到了证实。当每一个美国人都相信上帝是自己意志的最高体现时，可以说，几乎每个美国人从做美国人的那天起，就开始了他实现自己重要性的旅程。
这的确堪称一种意念力，这种力量首先来自于美国人对上帝的信仰；反过来，一旦上帝实现了他的重要性，他只有表现得更好，用更大的荣耀来回报上帝给他的福惠和恩泽。
有句话叫“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对美国人的信仰也适用。换句话说，美国人对上帝的信仰也无不来自于他最初的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新大陆，美国人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美国人从踏上北美荒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单枪匹马的奋斗，在蛮荒的西部，依赖个人无须作秀，是现实。正因为个人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也承载了自己的牺牲，要在民主的路上走下去且走好，美国人就需要一个精神依靠，以获得心理上的依赖和认同。
就这样，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上帝应运而生。这个上帝放下权威的手杖，脱去世袭的外衣，从高贵的神坛上走下来，走进美国人的心里，在美国人的个人奋斗中给他信念、给他机会，因此美国人甘愿与他的上帝同呼吸、共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美国人的心里，美国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也因为这份内心的神圣感，美国人的信仰秉承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美国人对上帝的信仰也有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就是说，当一个美国人甘愿为上帝服务时，那不是上帝的要求，那是他自己的觉醒，他愿意那样做，是因为他相信他心里的上帝能够因着他的奉献而使他得救，从此祥和太平。
做一个比喻，大家都有坠入情网的经验，不管男人或女人，当你坠入情网，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你对他的爱到了无条件的地步。那种时候，爱人在你的眼里就成了一个信仰、一个标准，你心甘情愿地追随他、信任他、默默地为他做好事，希望成为他要你成为的那个人。
这种体会，想必每个人都有。
而美国人对上帝的信仰，与我们对爱人的俯首帖耳颇为近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上帝是完美的化身，而且一个人只有往好里做，他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上帝。这就使得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有了一种潜在的道德警示作用。
拿偷东西来说，一个虔信上帝的美国人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件很龌龊、不道德的事，而且他对偷盗的看法不管在谁身上都不会改变。政府官员偷东西是贼，自己的上司偷东西是贼，自己的爱人、亲朋好友偷了东西也一样是贼，不管关系多亲密，这种行为都会让他尴尬、令他蒙羞。
这是一种普遍的是非观，这种绝对的是非观是美国人从对上帝的信仰中得来的戒尺，是美国人心里的上帝给他的是非标准；又因来自于他内心的上帝，就等于说美国人的是非观与他内心的荣辱观协调一致，成了他必守的规矩。正如爱默生所说：“人的最高尚和最完美的自我依赖就是依赖上帝，这个自我不是‘本我’或‘自私的我’，而是宇宙的和神的我。”
无疑，美国人的上帝给美国人的“我”就是一个和宇宙并行的我，这个“我”也许没有在美国政府的决策里生根，又或他主流价值观中的“我”在他政府的现世行为中仍会退回到“本我”和“自私的我”的狭隘；但即使这样，每一个虔信上帝的美国人看了爱默生的话，仍会端正自己的言行，希望以最高尚和最完美的形象荣耀上帝，也期待上帝作为一个道德模范给自己夸奖与赞美。
了解了美国人与上帝的关系，对美国由来已久的全民慈善就不难理解了。今天，只要你打开介绍美国的书，几乎每本都在说美国的慈善事，而且美国的慈善是越做越红火，越做越普遍。
有数字显示，欧洲每年平均向慈善机构的捐款约为57美元，而美国仅2002年每个人就捐献了953美元，又在近年的捐款热潮中，年募捐总额接近3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占到美国GDP的2%以上，分别是英国的4倍和法国的6倍，其中个人捐款达85%。除捐出金钱以外，还有8000万美国人每年要贡献出他的一份时间来从事不盈利的慈善活动，另有6000万人也时不时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