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亿万富豪们认为，取消遗产税将使富人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有者永远富有，贫困者永远贫困，这有悖于美国崇尚自我奋斗的社会理念。这种对子女的理性的爱，把自立品行作为最宝贵的价值观始终贯穿于家庭教育的坚实的爱，不光是当代美国富豪的准则，远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免费公立小学和学校奖学金制度最早的倡导者托马斯·杰斐逊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远见：“从来富不过三代，富有者的子孙很有可能不久将成为贫困者，到那时候，这些子孙也同样可以享受由别人资助的免费教育和奖学金。”
说到底，这也是吸引力法则，这个法则已经成为人间的无言契约，而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一定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健康的、无功利的给予和良善。也就是说，你帮助别人，未见得在同一件事情上得到回报，但只要你处在给予的磁场，你有难时，一定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们也有古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和“子不教，父之过”。这两句话，只要站在整体的高度，就能看出问题的严重。
威廉·巴克莱在他的《花香满径》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这是美国一位社会学家对一个酒鬼后裔的调查报告，足以让我们领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后果：
马丁是个酒鬼，十恶不赦，他的妻子也像他一样坏。马丁死于1770年，1920年做了这个调查。在这150年当中，马丁的子孙加起来有480人之多，其中低能儿142人，私生子36人，酒鬼24人，癫痫病者3人，夭折的婴儿82人，死刑犯3人。从这个调查数字可以看出，马丁一人的毒害代代相传，祸害世人。
正因为威廉·巴克莱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后果，他才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无论好与坏，死后都会产生影响。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我们将受益无穷。
“生命的本质放在永恒里才能看得清。如果我们的生命终止于今天，有许多不该做的事我们也会去做，可是，我们的生命并非终止于今生，还有永恒的未来在等待我们。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能决定我们的永世。因此人才应该目光远大，着眼于未来。”
事实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远大的目光，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我们的孩子。这也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孩子不听大人怎么说，他们看大人怎么做。从现在起就用精神富足去感染孩子，这种来自于父母家长的公正的爱心，将有着比学校教育更广泛、更深远的作用。
从着眼于未来的角度来看慈善的意义，也许能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更深长的意味，那就是，不给孩子金钱，给孩子精神富足，那不仅是父母对孩子的更深切的爱，也是我们每个人对国家的负责与爱护。
所罗门说：在世人的想象中，财富似乎是一座堡垒。
培根引用所罗门的话说：这句话妙就妙在，财富只在想象中才是一座堡垒。
叔本华说：金钱是抽象的幸福，你想象金钱的幸福时，也无时无刻不处在害怕失去金钱的恐惧中。
罗素说：幸福是具体的事物，如果一个有钱人体会不到具体的幸福，那财富对他来说就成了装饰和摆设。
培根说：给子女留一份家业，未必是对他们的爱。如果他们年轻又缺少见识，这份家业就可能会招来鸷鸟的环聚，使他们成为被围捕的猎物。
洛克菲勒说：认为拥有了财富就可以拥有幸福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富有的人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从金钱中得到的快乐源于他们有能力给他人带来快乐。
爱默生说：金钱代表了道德价值，金钱也是一个度量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假如人们坚守为人处世的原则，拒绝出卖自己的灵魂，便会营造出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充实。
回顾历史，哲人和伟人对金钱与财富的警言真诚又良苦。不是说金钱和财富不好，而是说，一旦你把金钱和富足变成享乐，那么，腐败的就不光是你本人了，还有你的孩子和你孩子的孩子。果真那样，腐败的危害也不止你本人了，那样的腐败还会危及国家，以及国家的前途和未来。
每一个爱祖国的人都有责任给孩子理性的爱，给孩子一份精神富有，让孩子在未来面前有足够的自信对自己的后代说，我们没有被贫困打垮，也没有被富裕击败。如此我们才有一个伟大的祖国，因为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就懂得了，国家未来的富有，就在我们的孩子手中。
五、心里的手：永恒的价值
为百姓，商人当该时时心存民生、设身处地；为百姓，商人更该事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问：以前不懂心理学，以为心理学就是心理学者和专家的事，现在才明白，心理学其实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最近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公司，专做民生产品，为此正在准备写公司哲学。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希望您能给些有益的建议；或者从您的角度，您认为一个职业商人，他最应该注意哪方面的事？
非子：公司着手成立时，你们就有了这样的觉知，令人钦佩。下面讲三个故事，你提的问题，可以在先人的美德中寻找答案。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斯密认为，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通常都不会考虑社会利益，他盘算的总是自己的好处，但即使这样，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仍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原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最终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
也就是说，从生存本能出发，人为改善自身状况的努力是自然的，但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他在为个人努力时，也无法不考虑他人的存在。比如，你跟别人做买卖，你想要买卖公平，你就得给人家公平；你要想买卖自由，你也得给别人相应的自由。
斯密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正是人们在为获得基本安全和自由时所不得不坚守的原则和契约。而这只被经济学家们称为供求关系的市场规律之手，也确实在资本的发展初期给地球人带来了早期的繁荣与发展。
然而资本的发展不可能只停留在简单的供求，人的欲望也不可能只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关于资本的本性，马克思的分析一针见血：
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
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而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由疯狂追逐利润所导致的罪恶，可以说比比皆是：以美国为首，20世纪初，工伤致死频频发生，童工境遇悲惨极致，垄断黑暗、财政腐败、食品掺假、环境污染……似乎亚当·斯密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已失去了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控制。
1911年3月25日，纽约曼哈顿女式三角衬衫厂发生大火。那是一个周六，下午4点，在埃斯特大楼的第9层，平日为限制工人外出的大门此刻依旧紧锁，挡住了工人逃生的唯一出口，最终造成146名工人死亡的惨案。
4月5日，阴雨绵绵，纽约华盛顿广场的凯旋门下停放着一具空棺，数万名工人和市民举行了一场沉默的游行，没有口号，没有呼喊，只有泪水，无声的泪水化作哀痛的河流，从曼哈顿的心脏默默地淌过。
那一刻人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许久以来，有谁真正关心过工人吗？如果进步不是为了提高人的价值，如果进步不是为了使人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那样的进步有什么意义？那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
然而就在不久前，在与冷酷的金钱之都发生大火相隔不远的年月，在大洋的另一端，在几经内乱外侮后的华夏大地，忍辱负重的中国商人，却演绎出另外版本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到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就纷纷跑到票号去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此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洗劫一空，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是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的过程。
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这种情况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但，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胆识无不令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后，实实在在地贯彻到实践当中，即使在危难时刻仍不改初衷，不忘儒商的本分。
事实证明，这样的“义举”不但帮助了当时火急火燎的王公贵族，也为自己种下口碑，使日升昌在日后的开业中赢得客户加倍的推崇和信赖。
第二个故事：
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的特大旱灾。山西省为灾害之首，颗粒无收的情形随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官方记载，当时在山西，死于这场灾荒的就有近1/3的人。
发生这样大的灾情，商人也不可幸免。众多晋商豪门中，常氏家族的损失最为惨重。当时支撑常家基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做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俄罗斯边境，以前都用牲畜做运输工具，眼下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组织牲畜运输队的希望自然破灭。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5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常家的损失自不待言。为不坐以待毙，常家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等。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紧要关头却对外声称，要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造戏台。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常家表面是造戏台，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赈灾，帮助同村和邻村的乡亲们度过灾年。赈灾也不让人感觉施舍，用修造戏台的办法告诉大家，只要你能搬动一块砖头，我就给你一餐饭。
常家人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断然要不得，他们把自己的善举，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饰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对那餐宝贵的饭食安心下咽，又保住了面子。
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无论当时的被救助者，还是后来的知情人，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一个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已经说明，当时的常氏家族救助的绝不仅仅是当地的灾民，他们坚守的是支撑晋商兴旺发达四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他们挽救的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险些对生命失去希望的人性和人心。
第三个故事：
大德通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
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度萎缩而面临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
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300万担的粮食和150万担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的乔家商号大伤元气。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刻。
当时，山西发行了一种钞票叫晋钞。中原大战中的阎锡山失败后，晋钞大量贬值，25块晋钞抵一块新币，几乎成了一张废纸。这种情况下，面对来取款的人，大德通该怎么办呢？
原本晋商也可以趁机发财，发给你晋钞。但当时的晋商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币折给你，给你兑换。
本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中。结果，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后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事后人们得知，做出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并不是晋商的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了一笔良心账，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
这三个故事的主人，都是中国商人。这三个故事的时间，几乎和美国曼哈顿三角衬衣厂的大火发生在同一时代。然而，同在利益面前，同为商人，表现却迥然不同：一边是唯利是图，一边是以义制利；一边是冷酷无情，一边是大义和温暖。
今天，重提一百年前的故事，不用我说，你也能体会非子的用心。这里不用分析，更不用讲解，就别说一个商人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公正、良知未泯，作为一个中国人，听了这样的故事，怕也不会不动容、不羞愧。
想想，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我们的晋商，身处贫瘠，身处战乱，远离法制，但他们却是那样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边关、道德底线。这样的坚守，若没有深厚文明的积淀，关键时刻，人性怎能如此干净？做出的事情又怎能如此仗义、感人？
再说西方人，20世纪初，从以揭露和整治社会弊端为主的美国进步运动开始，美国政府已尝试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化解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而在这之前，政府完全放手让公司和企业自己发展，所以才“惯纵”了资本托拉斯的权力膨胀，以至于垄断托拉斯终于导致了市场失衡的局面。
不久，大萧条来临，1933年3月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后的第五天，政府以“以工代赈”和“制度完善”等举措全面开始干预经济，很快缓解了经济危机，给绝望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把美国带出了由大萧条所引发的低迷与恐惧。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给了罗斯福高度的评价，他把政府干预称之为看得见的手，以此强调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不但成就了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也为后人开启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经济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