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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低调做人的外在表现(9)

韬光养晦还包括谦卑的意思,就是甘愿让对方处在重要的位置,让自己处在次要的位置。易经谦卦说:谦卑是指人因为虚心所以能进入对方的心,被别人接纳。而在沟通时彼此接纳是很重要的,因此谦卑作为一种品格也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谦卑,就不能够被别人接纳。不被别人接纳你就无法与别人沟通,无法与别人沟通你就什么事也别想做!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谦卑、互相尊重,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大家团结一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因此,韬光养晦不只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美德。一个甘愿处于次要位置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最后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人在领导位置上更能好好地服务他人。而一个骄傲的人,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常常因为无法接纳他人的意见,从而失去他人的支持,最终常常被降到卑贱的地步。所以说,谦卑对一个人很重要。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

古人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这正是它们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藏巧于拙,用晦而明”这句话的具体涵义。

一般地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怀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藏巧用晦的各种做人的方法。

有一种正面的“拙行”。如唐初的重臣李力,本是李密的部下;后随故主投于李渊父子的麾下。此时天下大势已趋明朗。李力懂得只有取得李渊父子的绝对信任才有前途,于是他把“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他所据郡县土地人口图派人送到关中,当着李渊的面献给李密,说既然李密已决心投降,那我所据有的土地人口就应随主人归降,由主人献出去,否则自献就是自为己功、以邀富贵而属“利主之败”的不道德行为。

李渊在一旁听了,十分感慨,认为李力能如此尽忠故主,必是一个忠臣。李力归唐后,很快得到了李渊的重用。但是李密降唐后又反唐,事未成而“伏诛”。

按理说,一般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避嫌犹恐过晚,但李力却公然上书,奏请由他去收葬李密——惟其“公然”,才更添他的“高风亮节”,假设偷偷摸摸,则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服经,与旧僚使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散。”这纯粹是做给活人看的。表面看这似乎有碍于唐天子的面子,是李力的一种愚忠,实际李力早已料到这一举动将收到以前献土地人口同样的效果。果然“朝野义士”都认为他是仁至义尽的君子。从此李力更得朝廷推崇,恩及三世。

李力取的是一种“负负得正”的心理效应,迎合了人们一般不信任直接对己的甜言蜜语而相信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即侧面观察的结果,尤其是迎合了人们普遍地喜爱那种脱离于常人最易表现的忘恩负义、趋吉避凶,奸诈易变的人性弱点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大丈夫气概的认同心理,看似直中之直,实则大有深意,这是“藏巧于拙”做人法成功的典型。

李白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诗,叫“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它揭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保藏用晦的做人法。这是指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预测,而自己则可在其间从容行事。

元末的朱元璋在攻占了南京后,因为群雄并峙,为了避免因崭露头角而为众矢之的,他采用了耆老朱升的建议,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赢得了将其各个击破的时间与力量,在众人的眼皮底下暗度陈仓,最后吞并群雄当上了大明皇帝。

不要处处显示你的个性

个性是个人之本。人有个性始有魅力。个性表现得越充分,个人魅力越大。个性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因素(生就的眉毛长就的相,也有后天的因素(学习、教育、训练。但是,不恰当地张扬个性,对人并非有益,尤其是在社会众生中,其危害更深不可测。

在人群中富有个性,这样不好。你把你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裸裸地毫无遮掩,这无异把肉放在砧板上,让人家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这不其蠢无比吗?是的,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行为。你把你暴露在你毫不知晓的各色人等面前,你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你不知道他们在怎么想,你也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做,你毫无遮掩,你自己置身在他人的十面埋伏之中。如果你知道他们是些拿枪使刀的人,耍弄权谋的人,心怀叵测的人,小人,蠢人,宰狗杀猪的人,街上耍赖的人,心很黑的人,你的感觉又将如何呢?难道不会汗毛倒竖,内心发虚吗?很多人不知道这种凶险和厉害,青年人尤甚。他们爱我行我素,我讲我话,率性而为,极力标榜自己的个性,欲与他人不同,而且似乎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那些很个人化的东西。这样,个人很过瘾,有时还能成为文化和艺术,不亦美哉!不过,并非全都如此得意,因个性十足而吃亏上当,遭人伤害的也不少。三国时的才子祢衡就是一例。

祢衡年少才高,目空一切。20多岁时便跻身在名士权贵之中。而且祢衡很瞧不起那些人,把他们视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祢衡眼下,举世无才。汉献帝初年间,孔融上书荐举祢衡,大将军曹操欲召见他。祢衡不知道天高地厚,出言不逊。曹操心中不快,最后给他封了个击鼓小吏,以羞辱他。祢衡也因此更嫉恨曹操。一次曹操大会宾客时,拿祢衡穿鼓吏衣帽击鼓助乐,祢衡竟当众裸身击鼓,以羞辱曹操,扫他们的兴。曹操对之深以为恨,但曹操聪明,不愿杀祢衡而脏了自己的手。他把祢衡送给荆州牧刘表。不久,祢衡又因倨傲无礼而得罪了刘表。刘表也聪明,不杀祢衡,把他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祢衡在黄祖那里,仍是率性如前。一次,祢衡竟当众顶对黄祖,骂他“死老头,你少啰嗦!”黄祖气极,一怒之下把他杀了。祢衡死时只有26岁。祢衡的杀身之灾,全因他的才气和性情所致。人有才情,本是天赐良物,正好周济人生。祢衡却相反,恃才傲物,因情害事,不知天下大于人才,权柄重于才情。最终唐突权贵,以身涉险,终被人杀。这是极使个性、才情而不得善终的一个典型事例。从祢衡只知个人使性,不知社会他人来看,祢衡的所谓才智是十分有限的。才智,除自身的审美和创造外,也包括对他人和环境的审视、知晓和防范,以至利用。而不是糊里糊涂地,以一己之小暴突世界之大,最终横遭不测。

从根本上说,社会是消弭个性的。跟他人在一起,要收敛个性,不要只图自己想干想说,好干好说,要多从他人角度,想想他人又会怎样想,他人又会怎样说,他人将欲怎样做,这样才不致四面树敌,让自己丧于他人之灾的浪潮之中。记住,别人都站着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坐着!不过,这样成熟而富有城府地处世为人,也会失了很多性情上的乐事和人生的潇洒,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没有城府不足以立世

韬光养晦来自于自我控制的能力,能够像云雾缭绕的山峰一样兀立于世人的视线内,让人摸不透,却又不可小觑之宏伟、高大,其强大的威慑力使小人难以进犯。要做之事莫轻易讲出,等到事情成熟之后再公之于众,使人无法掌握透视你的线索。

汉景帝时,郎中令中,有个叫周文的人。最初,他是文帝的御医,后来被任命为太子的私人医生。太子即位,是为景帝,周文被升为郎中令。

周文办事很有“韬晦”之策,他言谈十分谨慎,每当景帝问他对于臣子们的意见时,他总是说:“请你自己判断吧。”从不说牵扯大臣们命运的话。

他衣着十分朴素,虽身为郎中令,却总是穿些补丁衣服,肮脏的裤子,故意弄得很邋遢,让人对他既怜悯又信任。景帝连寝宫都让他随便出入,甚至做房事时也让他在旁边侍候。

后来,他从长安迁居到阳陵,景帝送给他不少东西,他一一辞谢,以防别人看了对自己眼红;诸侯和群臣送去的东西,他也一概未收。因为如此的“憨厚”,武帝即位后,仍把他作为先帝的宠臣而加以器重。不久后,他因病告老还乡,带着俸禄隐居起来,直到寿终正寝。

在那个风雨时代,作为皇帝身边的宠臣,能像他那样经历三朝而不倒,又能平安地颐养天年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人面前不逞狂

有些人在谈话方式上,只图博得机敏的虚名,却并非真心与别人讨论问题,仿佛语言形式比实质内容的价值还高。有些人津津乐道于某种陈词滥调,而其盛气凌人之程度令人生厌。这两种人一经识破,就难免成为笑柄。”

上面是培根讲过的一席话,他是就谈话艺术问题而言的。如果我们细加品味,培根所抨击的“有些人”很难把老人包括进去。若用年龄来圈定一下,划在里面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未到“不惑”之年的人。血气方刚,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言过其实,这是某些青年的“常见病”。如果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在这种场合下,听众中反应最强烈的首先是老年人。有时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对青年人这种“常见病”,简直深恶痛绝,不可容忍。

这就引出了我们所要说的话题:在老人面前,青年人如何抑制自己特点中那些属于缺点的部分,以及与老人特点完全不同的方面,不至于使这些令老人难以接受的“特点”,毫无顾忌地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点,对于我们主动与老人搞好关系十分重要。

从青年人这一方来说,要让老年人喜欢自己,日常交往就应避免引起老人的反感,这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事实上,生活中让老人引起反感的现象却很多。有些青年的无礼、恶作剧、狂妄自大等等,使“耳闻目睹”的老人恼怒,甚至在事后很久还议论纷纷。所以,青年人必须从理智上发出警告,严格检查和医治自己的“常见病”,不然,就很难和老人处好关系。

在青年人容易引起老年人反感的常见病中,最有害的是狂妄自大。少年存壮志,敢想、敢说、敢做,这不是缺点,而是青年人性格中积极、闪光的一面。但在少数青年身上,人为地把这“光”闪得过于耀人眼目,以致少年壮志成了狂妄自大。

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段故事,说来很典型。据传,东汉时期有个叫陈蕃的年轻人,有一天他父亲的好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一室,屋内杂乱,龌龊不堪。当时薛勤便问:“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蕃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薛勤反问一句:“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薛勤的反问,明显地透出对陈蕃的自命不凡产生了反感。是的,一个懒于或不屑于去“扫地”的人,他真的会去“扫天下”吗?即使他真有这样的“意愿”与“壮志”,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

在今天,像陈蕃这样在长辈面前故作惊人之语的青年人并不鲜见,这怎么能使老人不反感,又怎么能沟通两代人的思想感情呢?因此说,“少年狂”,最好不要“狂”到长辈的眼皮底下。

以人为师,不好为人师

爱当别人的先生是人的通病。有知识的人,所谓才子,更喜欢这样。喜欢对人品头论足,喜欢对人指指点点,喜欢揭人的短处,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就是在身份悬殊的情况下,场合不适的情况下,人也敢僭上冒犯他人。除了知识分子、才子如此,寻常百姓也不例外。稍有这样表现自己的地方,便会大加夸张,毫不放过。如,我们老爱抓住别人的口误,大肆张扬;在书中发现了一两个印刷错别字,也会十分自豪地把它们标示出来,以显示我们的才学。其他99%的地方,我们也许一窍不通,毫无知识,可是我们对之却能安之若素,不至脸红。独独对我们能够发现的他人一点瑕疵,肆意批评。这种难得律己,好为人师的德性十分不好。既容易开罪于人,又学不到任何东西。

从人的心性上来看,人都自视甚高。据此可以说,没有人喜欢你当他们的先生。你硬要当他们的先生,只会让人生厌,别无他益。但是我们却天生喜欢让自己尴尬,喜欢扮着先生的面孔吓唬他人,教育他人,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为什么没有人喜欢的事,我们却偏要做呢?为什么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事,却要强加于人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做我们的座右铭。

一般来说,没有人喜欢你当他们的先生。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人更讨厌和嫉恨你冒充他们的先生。

1.我们很浅薄,却自以为很高明,结果,浅薄的人自告奋勇地批评高明的人,让人且怒且好笑。

2.我们是对的,但在那种场合,不合适指出别人的短处,如对方是领导,正在作报告。又如,我们是客,对方是东家。

3.我们是高明的,但因身份的差异,不能指出对方的错处,如,下级对上级,臣民对皇帝。

4.他人极需要荣耀的时候,如在女朋友面前,等等。

如果在上述情况下,我们不明情理,冲撞他人,他人定会异常恼怒,会视为仇敌。糟糕的是,我们好多人都难明这种事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因此而得罪他人,树敌生怨,结果惹下乱子或敌怨,我们还不知道咎由何取,谁是祸首,糊里糊涂地在人际关系中失败,影响了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爱当别人的先生,不仅不讨人喜欢,更会制造敌怨。很多人就因为这种几乎没有目的和必要的闲言碎语而构怨于人,遭惹杀身大祸和积年仇怨。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就因为改了两句襄阳才子牛僧孺的文章而让后者嫉恨了若干年,当上唐朝宰相后还耿耿于怀。这件事,让刘禹锡大为震惊自己早年的轻率。看来好为人师并不是一般的小错或坏事。可是凡人无论年幼的、年长的,聪明的、愚蠢的,有才干的、没才干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有身份的、没身份的,却偏有这种心理缺憾,爱自视高明,率身为师。这样确实贻害颇多。不如降格虚心,旁观看人,犹如看戏看电影,欣赏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而不必和他们费口舌之争,显得清闲许多,也显得境界颇高,又不产生敌怨,不亦洒脱而超然物外?

的确,爱当他人的先生,既使他人不喜欢,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还会因此开罪于人,这样双方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做它干什么?

把锋芒藏起来

一个聪明的人,本来应该保持谦恭有礼、不露锋芒的态度,可是很多人反而夸耀自己的本领高强,这种人表面看来好像很聪明,其实他的言行跟无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的事业到时候又如何不失败呢?实际上,这种人不仅事业会失败,有时连自家的性命都会丢掉。《孟子?尽心下》中记载:盆成括刚在齐国做了官,孟子就断言他的死期到了。没多久盆成括果然被杀掉了。孟子的学生惊问其故,孟子说:盆成括这个人有点小聪明,但不知道谦恭,处处锋芒毕露。这样,小聪明也足以伤害他自身了。

小聪明不能称为智,充其量只是知道一些小道末技。小道末技可以让人逞一时之能,但最终会祸及自身。“聪明反被聪明误”,《红楼梦》中的凤姐不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真正的聪明可使人伸展自如,也只有真正的聪明才是人生的依凭。同时,以不聪明的人对付不聪明的人,以愚人困惑智人,可谓为人处事的绝妙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