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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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最后岁月(1)

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开始吃斋念佛,表面上好像在修身养性,实际上仍密切注视着风云变幻。

1922年1月奉直交恶,2月13日段祺瑞自北京到天津,作反直系活动,5月直系军阀战胜奉系掌控了北京政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派于右任赴天津晤段祺瑞,会商联合反直。8月6日段祺瑞对日本记者谈话,声称“将领导反直系运动”。1924年3月7日,被孙中山任命为北洋招讨使的曲同丰离粤北上,将赴津、奉与段祺瑞、张作霖商谈反直。3月13日为段祺瑞六十寿辰,尽管他一再登报表示谢绝隆重祝寿,然而本日参加寿筵者竟达千人之多,段祺瑞见各派政治力量代表集聚一堂,恐难推辞,乃托辞久病新愈,绝不见客。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日段祺瑞通电讨伐曹锟,15日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10月12日冯玉祥派贾德耀自滦平赴天津与段祺瑞密洽,请段出山,18日段祺瑞代表宋子扬到滦平晤冯玉祥。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张作霖、卢永祥等为了保存直系势力,以维持均势,便联名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欣然接受,于10月22日从津返京,再次上台成为中华民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此时,张作霖为满足其武力扩张的野心,意图控制北京,控制段政府;同时,也为试探在京畿附近驻军的国民军的态度,他以“巩卫中枢”之名大举入关,国、奉矛盾骤然激化。国民军诸将主张与奉军决一雌雄,但冯玉祥担心因此促成张作霖与吴佩孚携手而主张忍让,最后让出了道州、北苑、南苑等防区。奉军即进驻京师重地。

段祺瑞对张作霖此举大为紧张,一再通电邀其入京会商,但张作霖置若罔闻,入关到了天津都不进京。而且张作霖于6月2日至4日召集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姜登选、郑谦等开会,作出推举梁士诒组织内阁的决定,并上报段祺瑞。这分明是要削弱段的权力,段坚决不同意改内阁制,因张作霖此时感到尚不能完全控制中央政权,只好放弃该项动议。这个时候,正值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反帝爱国热潮高涨,张作霖不便发动内战,便以维持秩序为借口,令张学良率2000人军队于6月13日进驻上海,破坏了奉浙和平条约中“淞沪永不驻兵”的约定。使张作霖非常高兴的是,他这样做居然没人反对。21日,他下令调回张学良,改派邢士廉率所部进入上海。22日,江苏省长郑谦宣布淞沪戒严,任邢士廉为戒严司令。上海就这样成了奉系的势力范围。

奉系再度南扩,直接威胁到长江中下游直系的势力,浙江孙传芳首当其冲。孙传芳一直在整军经武,他把保定军校出身的青年军官提拔为各部重要军官,给军队“按月发饷,按季换衣,可称得兵强马肥,军容一新”,为的就是防范奉系,所以奉系一直无隙可乘。奉系杨宇霆督江苏,邢士廉守上海,军纪都相当败坏。奉军到处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弄得怨声载道,两地人民反奉情绪极盛。孙传芳便利用这个机会,大作文章。他联络江苏巨绅名流张一麐、张謇等人,在南京、上海等处组织了大规模的士绅人民抗议奉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进攻奉军制造借口。

10月7日,孙传芳在杭州召集浙、闽、苏、皖、赣五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五省联盟,以“拥段反奉”为旗帜,组织“浙闽苏皖赣联军”。10月10日,孙传芳借国庆秋操之机,一方面指责奉军违反“上海永不驻兵”的协定,方面下动员令,准备对苏州、上海奉军发动进攻。

奉军这时在山海关、天津、徐州、南京、上海一路驻兵,形如长蛇,兵力极分散。张作霖顾忌国民军从中截击,分割包围他,遂由杨宇霆电令邢士廉率部撤至苏、常等地。15日,孙传芳通电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并下总攻击令。段祺瑞赶紧劝慰双方,希望平息战火,但没有效果。联军初战便频频告捷,上海、南京相继被其占领。张作霖大发雷霆,召集张宗昌、诸玉璞、施从滨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宗昌自愿率领他的5000白俄军收复南京。施从滨则愿率其47混成旅收复安徽。张作霖就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重组大军,再度南下。

战端既开,国民军的态度对奉系就非常关键了。张作霖为同冯玉祥联络感情,他表示愿意将奉军撤出保定、大名、廊坊,由国民军驻扎,希望能借此获得冯的支持。冯玉祥未表态。为对抗奉系,以萧耀南为首的长江各省直系又纷纷电邀吴佩孚出山主持讨奉大计,吴便在19日发表通电定于21日到汉口与联军共同讨奉。

吴佩孚东山再起,又开始幻想“饮马洞庭,击楫扬子”,令冯玉祥更不愿对时局作出明确表态,而以表面上维持中立姿态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双方之间周旋。10月21日,冯玉祥应段祺瑞的要求,分别致电孙传芳、张作霖,希望双方互让互退,以谋和平;暗地里,冯则与孙传芳互通。

五省联军北上顺利,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一面在10月23日通电表示愿意维持和平,一面继续派人与冯玉祥磋商合作事宜。段祺瑞也不愿看到吴佩孚这艘“百尺楼船”又出“海底”(吴佩孚曾有自作诗曰:“百尺楼船沉海底,只因使尽一船风”),亦于23日亲自致电冯玉祥,希望他和张作霖携手。冯却仍表示持中立态度。

此时,在津浦线,五省联军和奉军在蚌埠与夹沟之间进行着非常惨烈的战斗。奉系这方,攻蚌埠的施从滨部战败撤出蚌埠后,仍在蚌埠以北凭借铁甲车作战,希望挽回败局。谁知孙传芳的谢鸿勋部上官云相团早已绕到固镇桥以北,把铁轨拆掉,断了施军的归路。当施部逃到此处,“铁甲车立即倾倒路旁,他(指施从滨)和随从人员全部被俘。那时施已是须发皆白的70岁高龄老人,着陆军上将服装,他还很自然地对孙军说:‘你们辛苦了。’由谢鸿勋派营长一员把他送往蚌埠总司令部(谢还写一报告给孙传芳,并要求优待施从滨)。施见孙传芳时还行了军礼。孙在烟床上动也没动,便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就命人把施拖出去枪杀了。”孙传芳此时得意忘形,儿戏般地枪杀了施从滨,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10年后,他穷途潦倒。一日,他正在天津英租界的居士林佛堂合掌闭目、口诵经文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朝他连开三枪,杀死了他。开枪之人正是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

孙传芳联军攻克蚌埠以后,又以东西南扇形之势围攻徐州。11月6日、7日,河南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在与孙军联络好之后,兵分三路向东开进,进攻山东、直隶的奉军。张作霖见此形势,在11月7日急令奉军撤出徐州,退守山东。为防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抄了后路,张作霖派重兵把北京包围起来,令张宗昌在山东扼守津浦路;李景林驻保定、大名,阻隔国民一军和国民二军、三军的联系;姜登选和郭松龄分驻天津、沧州之间和滦州一带。

国奉关系骤然紧张,在段祺瑞周围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当时,段周围簇拥着一批谋臣政客,“盖段之亲信,本分皖、闽两派”,皖派首领是徐树铮,因他这时一直在国外,实际首领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贾德耀。贾是段祺瑞的学生,同段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该派“因拥(段宏)业(段祺瑞之子)以自重,汤漪、章士钊等悉依附之”。故又谓“太子派”。“太子派”“主张联络冯玉祥及河南的国民军抑制张作霖”,但凡段祺瑞跟冯玉祥有所联络,就由此派人物出面。闽派以曾毓隽为首,曾因为对段的政府信心不大,而不在政府里担任要职,所以代表该派在段面前说话的是段的舅老爷吴光新,人称“国舅派”,“国舅派”“始终主张拉紧张作霖,打击冯玉祥”。两派互不见容,“对外表示都是假传段的意思”。段祺瑞本人一直在国奉双方关系上找平衡,对身边任何一派都不便有所偏倚;再说两派的存在也方便他与国奉对话,所以他坐视两派的纷争保持沉默。

张作霖包围了国民军控制的北京城。陆军总长吴光新害怕因为自己同张作霖关系密切,而被国民军抓了去,便向段祺瑞请求辞职,由次长贾德耀代行其职,同时交出所辖的执政府卫队旅。结果附属“国舅派”,或者与国民军不合的诸人:教育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叶恭绰、财政总长李思浩、警察总监朱深以及许世英等人也纷纷向段提出辞职。他们一走,政府形同瘫痪,令段祺瑞顿感无措,有人劝他就此主动下野,以免将来难堪。段祺瑞恋栈,拒绝了。

11月8日,联军进占徐州、海州等地。至此,孙传芳达到了他将奉军逐出江苏,并控制苏、皖、浙、闽、赣五省的目的。

浙奉战争后期,国奉决裂在即。11月12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声明所部在京并无越轨行动,谴责奉军在京畿附近增兵10万。同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令入关,抵达天津召集众将领开会。会上,手握重兵的郭松龄已在酝酿联冯(玉祥)反张(作霖),不同意打冯;李景林为坐稳直隶也想罢兵,张作霖便有撤兵的意图。段祺瑞见此情形,积极予以调解,令张作霖主动妥协,同意将保定、大名重新让给国民军,并从京畿周围撤军。

段祺瑞松了口气,于11月13日下令冯、张通力合作,阻止吴、孙北上。命令曰:“所有京汉铁路沿线,应责成冯玉祥、岳维峻极力维持,相机制止,以遏乱萌。至孙传芳前次通电,本以淞沪驻兵为言,今仍前进不止,武力是图,殊违本执政倡导和平之意,着即通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听候解决。其在津浦铁路前线,仍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毋任蔓延。京畿驻兵,均着即日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

事实上,孙传芳刚刚据有浙、闽、赣、苏、皖五省,亟须坐稳地盘,稳扎稳打以避免像张作霖那样把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所以他决定不再北进,并通电表示拥护段祺瑞。段见孙表现得很“听话”,遂于25日任命他为江苏督办。孙传芳却在南京又正式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还赶跑段祺瑞任命的安徽督办,自行命定。段祺瑞才知道孙根本不是个“听话”的角色,然而他也无能为力,只好认了。孙传芳自此以东南五省为地盘,成为直系军阀中与吴佩孚分庭对抗的另一巨头。

张作霖在接到段祺瑞“恢复此次军兴以前原状”的命令当日,致电段,表示愿服从段,其“所属各部,均遵令撤退”。随后,国奉双方相继从京畿一带撤离,该地的形势稍稍缓和。

此时,因为奉系军阀武力扩张、横征暴敛,充当帝国主义者的打手,镇压反帝爱国运动等等诸多倒行逆施。段祺瑞却包庇、纵容奉张为所欲为,以及他召开以增加附加税而非争取关税自主为目的的关税会议,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一片反奉倒段之声,奉系军阀内部也产生分化,终于酿成郭松龄反奉事件。

郭松龄,字茂辰,1882年出生于奉天,奉天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奉天陆军讲武堂战术教官,教过张学良。张学良对郭的品德和能力非常钦佩,1920年张学良任卫队旅旅长时,即推荐郭为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此后,郭就成为张学良非常信任的得力助手。而且,他因为治军和战绩卓着,得到张作霖的赏识,成为奉系一员大将。但因此引起杨宇霆等人的不满。

奉系军阀原来就有“老派”与“新派”之分。张作相、张景惠、吴俊新等人是张作霖当年的拜把兄弟,为“老派人物”;“新派人物”则包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姜登选等为“士官派”,又叫“洋派”;毕业于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等为“大学派”,又叫“土派”。长期以来,各派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洋派”和“土派”之间的矛盾最大,杨宇霆和郭松龄的关系最紧张。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大丰收,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等人分别得到一块地盘,而郭松龄为杨宇霆的谗言所害,未得到应有的封赏,郭对张作霖、杨宇霆的不满愈发增加。郭本人有救国图强、改造东三省的思想,在获悉张作霖以对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换取日本支持他进攻国民军的绝密消息,非常愤怒。适逢这时国内反奉运动兴起,奉军在浙奉战场溃败,遂与冯玉祥密约反奉。

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倒戈并回师奉天,武力驱张(作霖)。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郭军进展顺利,27日占领山海关,12月6日占领锦州。张作霖慌乱之中拟逃往大连。冯、郭在12月1日曾派代表向段祺瑞请求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予以查办;由郭松龄继任奉天督办。12月5日,段祺瑞被迫答应。

郭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连张作霖本人都认为奉天不几日就要落入郭手,但事情发展却突然陡转直下。日本向来视我东三省为它的势力范围,由于张作霖对他们也不是很服从,所以当郭松龄起兵的时候,日本一边公开表示不干涉的中立态度,一边对郭和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以便将来不管政局如何,都能对它有利。郭松龄对日本提出的割让辽东半岛才予以协助的要求断然表示拒绝;张作霖为保住其地位,却和日本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密约,从而获其支持,打败了郭松龄。

12月21日,郭松龄兵败被围,于清晨携夫人韩淑秀化装成农民乘一辆庄稼院大车,冒雪南逃。“日本驻新民领事馆侦知其去向,告知奉军。奉军第六方面军穆春师骑兵营长王永清跟踪追来,在辽中县苏家窝棚附近一民家菜窖中将郭松龄夫妇逮捕,并立即送往老达房师部。张作霖闻讯,立即赶往沈阳,旋又在杨宇霆怂恿下,于25日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决。郭时年仅43岁,张学良对郭之死,甚为惋惜。28日,张作霖令将郭之尸体送往沈阳,在小河沿示众三日,以泄其恨。”

郭松龄反奉,为壮大实力和声势,曾极力争取时任直隶督办的李景林参加倒戈。李景林因为是直隶人,在奉军中颇受猜忌、排挤,对张作霖也有不满。郭松龄、冯玉祥在他们的密约中应允李景林,保证他的直隶地盘,并给他热河,李景林便同意与郭、冯合作。但郭松龄在滦州遇难后,冯玉祥受热河议会等团体所请,命宋哲元率部就任热河都统。而国民二军在进驻保定后,又企图利用郭松龄倒奉之机,抢占奉系地盘,对撤防的李景林部穷追不放。国民一军的张之江部还向李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郭的要求,亦是想取直隶,令李景林对冯玉祥和国民军很不满。张作霖这时则极力拉拢李。李景林很快转变立场,12月4日通电声讨冯玉祥。5日,他又通电表示因为北京被冯玉祥控制,所有段政府的命令绝不承认。李景林的奉军和国民军在天津大打起来。12月24日,也就是郭松龄兵败被杀之日,李景林兵败逃入日本租界,随后又到济南和张宗昌会合,组织直鲁联军。这一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要求他任命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取代李景林,段祺瑞答应了,第二天即发布此项命令。事实上,为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段祺瑞一直委屈自己极力讨好国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