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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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宦海沉浮(11)

徐树铮仍不肯就此罢休,他亲自动手捏造了一封北洋系同人联合署名的致靳云鹏的信,指责靳“近来举止颠倒,长外藩嚣张之气,生宵小觊觎之心,中央威信,丧失殆尽。以合肥(指段祺瑞)提携,我公方有今日,而我公反令合肥出走,公请夜自思,何以对合肥?何以对吾党?仆等亦无他言,请公作良心上之裁判”。靳云鹏接到信后就又向徐世昌辞职,徐世昌对他多加抚慰,并调侃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理他作什么?”

靳云鹏辞职的消息传出,直、奉两系的督军们纷纷通电挽留。张作霖还亲自写信给段祺瑞,请他约束徐树铮,勿要言听计从,累及自己的名声。有鉴于各派势力对靳云鹏内阁的拥护,段祺瑞对靳云鹏也表示支持,希望他不要辞职。

段祺瑞出走也好,亲自干预也好,都没能制止靳、徐之争。“倒阁”派与“保阁”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5月8日,靳云鹏因为事事掣肘,向徐世昌正式提交辞呈。事前,他把自己的决定告知曹锟和张作霖。5月9日,曹锟致电徐世昌,明确提出不能更换靳阁的理由,同时他致电靳云鹏,要他坚持住。张作霖得到消息,赶紧致电段祺瑞,要他出面设法留住靳,同时他也致电徐世昌,要求徐果断行动,挽救这次内阁危机。10日、11日,反皖各省督军、督军代表在津集会,重申支持靳阁的立场,提出解散安福国会,从湖南前线撤军等行动方案。“直、奉结合倒皖,段究是北洋老辈,未放轻侮,故置段而攻徐(树铮)”。以直、奉两系为代表的各路反皖督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出几十份通电,声讨徐树铮及其安福系。各方面的反皖行动已然公开。面对这种境况,安福系仗恃着段祺瑞和皖系力量,其倒阁决心丝毫不减。

靳云鹏看到这场斗争卷起的惊涛骇浪越来越大,而他的处境最为尴尬,因为对他来说,“亦不能舍段而完全站在直、奉方面”,所以他的去意更坚定了,连上四道辞呈,坚决不肯复职。徐世昌是一再挽留,他在5月14日签发命令,给靳十天假,由萨镇冰兼代总理,由罗开榜代理陆军部事务。靳一再不复职,徐就一再给假。“总理危机”引发“内阁危机”,国家中枢更迭不定,而令政府几同瘫痪。

吴佩孚一直是直系反皖的急先锋,早在1月,他就接受了桂系军阀控制的南方军政府的60万元开拨费,作为对他北上抗皖的支持。2月底3月初,吴佩孚派人护送3000多直系眷属北归,同时不准士兵随意请假,并和属于西南护法军政府的谭延闿的湘军密约好,一旦直军北撤,就由他们直接接防。表面上,他还通知张敬尧来接收即将撤出的直军原防地。张敬尧已经知道吴佩孚和西南方面有联络,但他怕得罪直系,不便揭露,只好隐忍下来。5月20日,吴佩孚正式从湖南衡阳撤兵北上。吴军一撤,南方湘军步步跟进补空,与来争夺吴军防地的张敬尧部发生冲突,自此,湘南战争爆发了。

张敬尧在湖南两年多时间里,横征暴敛,胡作非为,把整个湖南弄得乌烟瘴气,湖南人民恨透了他,发动了“驱张运动”。故而,湘南战争一开始,南方湘军就节节得利,逼得张敬尧一封又一封加急电报拍往北京求救。段祺瑞因为北京政府内阁危机暴露出直、奉等系联合反皖的局面,不敢贸然行动,激化矛盾,引起直奉反皖大战,所以迟迟没有援张。张敬尧孤立无援,他的第七师被打得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一部分退入湖北境内,接受王占元的改编;一部分退入江西境内,被陈光远缴械遣散。统治湖南两年零三个月的皖系骁将张敬尧被彻底驱逐出了湖南。6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将张撤职查办,改以吴光新为湘督兼省长。

6月初,吴佩孚行抵郑州,其部分驻于郑州至保定一线,摆出要对付皖系的阵势。同时,吴通电全国,矛头直指安福系以及徐树铮本人,明确指出必除之而后快。直皖两系剑拔弩张,关系极为紧张。

张作霖这时以“调停人”的身份带着两营卫队、一个机枪连进入北京,他是受大总统徐世昌之邀进京会商时局的,同被邀请的还有曹锟、李纯,但这二人出于种种考虑,只派代表入京。张作霖进京,先拜见了徐世昌,随后在6月21日到团河会见段祺瑞,劝段不要庇护徐树铮,以免发生意外事件,损害自身的名声。段祺瑞这时表示他反对徐世昌,自己也不想组阁,也不想做副总统,至于靳云鹏辞职问题,他表示自己敦劝多次,无奈靳执意不从,他以后还会派人切实请其销假。张作霖表面上忙于了解各方要求,调解各方关系,暗地里与直系共商讨皖之计。6月22日,张作霖又与曹锟、吴佩孚以及反皖诸省的代表在保定举行会谈。会议中,吴佩孚再次强烈抨击安福系及徐树铮,得到与会者的认同,最后共同签署给北京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牒”要求:靳云鹏复职、撤销边防军、惩办徐树铮、解散安福系等等,都是针对段祺瑞一派来的。第二天,张作霖带着“通牒”见了徐世昌,徐表示可以考虑酌量采纳,尔后张又到团河拜见了段祺瑞。段见到这份“通牒”恼火不已,但对张没有表露,而是尽量忍耐敷衍,没作明确的答复。28日,张作霖和段祺瑞再一次会面,双方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即解散原靳阁,由周树模组织内阁;财政、交通、司法三总长撤换,内务、海关总长不动,外交、农商、教育三总长补提,靳云鹏仍为陆军总长;关于徐树铮,其所辖边防军、西北军归段祺瑞节制,徐树铮保留筹边使的职位。实际上与徐树铮毫发无损。该方案得到了徐世昌的认可,却遭到曹锟的反对。曹锟坚持要取消筹边使官制,解除徐树铮兵权,罢免李思浩、曾毓隽、朱深三个安福系总长。

段祺瑞不会束手待毙,他一直在拖延时间以备战。事实上,他6月中旬就把徐树铮从库伦调回来以布置战事。30日,当张作霖再次来到团河,讨问段对曹锟的要求的意见时,段认为同直系决战的时机已成熟,便不再模棱两可,而是怒气冲冲地对张指责吴佩孚以一个小小的师长,竟敢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干预政事,简直就没有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就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段要张作霖转告曹锟,叫吴佩孚不要轻举妄动。

曹锟得知段祺瑞这种态度,加上7月1日安福系议定要请段祺瑞组阁并惩办吴佩孚,便在7月3日亲自致电张作霖,请他转呈徐世昌,要求罢免徐树铮;同时他又联合张作霖、李纯共同声讨徐树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同日,曹锟又单独发表致徐世昌的通电,称:“安福奸党,倒行逆施,天下共愤。迭请中央申明法纪,迄未奉准。今闻彼党益无忌惮,竟欲拥段组阁,贯彻亡国主义,是皆徐树铮等之鬼蜮伎俩。三军将士,倏闻之下,义愤填膺,甚有向神京歼此丑类之势。幸请大总统刚断,先行罢免徐树铮各职,为入手办法,以平众怒。否则,锟实无法排解,惟有不负维系之责,静听罢黜而已。”由于当时“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总统以保定形势紧迫,即于四日在公府举行特别会议”,徐世昌在此特别会议上下令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并将边防军交陆军部接收,一下子把皖系的重要军事力量和地盘给掠夺了。

段祺瑞又把鼻子给气歪了,说:“徐树铮并未见任何发端或举动,而吴佩孚自由行动,政府不加惩戒,如是还有黑白之分吗?”第二天(7月5日),他以边防督办的名义,下令徐树铮“照章办公”。6日,他对张作霖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回答这恐怕办不到吧。段一听更加恼火:“办不到也要办!你们办不到,我一定要办到。”张作霖作为“调停人”,他主张要罢吴佩孚,同时也要免徐树铮。这个主张叫徐树铮更恨张作霖,徐欲借段祺瑞与张会见之机,将张暗杀掉。但段祺瑞为人还是较坦荡磊落,他“向来不采取阴谋暗杀手段”,所以徐树铮没能下手。徐树铮却是个不肯善罢甘休之辈,他又想乘张作霖回奉天要路经廊坊之机再行暗杀,消息被靳云鹏得知,他赶紧密报给张,张作霖易装连夜赶赴天津,得逃一劫。徐树铮随后又搞了个13人组成的暗杀团到奉天,企图暗杀张作霖,并暗中招募、支持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其阴谋败露之后,张作霖再也不能忍耐,公开表明他要进行“武力调停”,且对曹锟表示他的立场是支持直系反对皖系的。

段派方面一直在积极备战,直军也在布置防线,吴佩孚曾向曹锟表示:“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有大不了的事。”8月,段祺瑞“由团河回京,在将军府开特别会议,阁员及靳云鹏均列席,连同军警界要人,共计百余人。段氏极端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锐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下午国务院再开特别会议,结果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这项议决送到大总统徐世昌处,徐却脸露难色“恐此令下后,激起曹、吴之反对也”。段祺瑞遂派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徐世昌同意,段声称:“大总统任免黜陟,不能为一党一派所挟制;关于徐树铮、张敬尧免职,余不过问,惟湖南问题,四省经略使曹锟,任吴佩孚自由撤防之罪,不可不问;余为维持国家纲纪计,必兴问罪之师”。并且,段让边防军传出消息“如免曹、吴令候至8日夜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9日上午首先开火”。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惩办曹、吴令。此令下达,段派人人称快,“而在直军方面,是知总统此令全由段派威逼而出,适足激动兵心,几有枕戈待旦之势,从此双方备战,日夕不遑”。

7月9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成立讨伐曹、吴的“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靳云鹏为副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城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同日,边防军第3师陈文运部开赴廊坊,第1师曲同丰部与陆军第9师魏宗瀚部、第13师李进才部、第15师刘询部开赴长辛店、卢沟桥、琉璃河一线。

直系方面,7月9日,曹锟在天津召开誓师大会,成立“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吴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往神京,驱老段,诛小徐。”其司令部设在高碑站,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留守郑州,第4混成旅旅长曹瑛和奉军李景林部为东路正副总指挥,占据杨村。

7月10日,段祺瑞以吴佩孚不仅不交卸军队,反而开进,下令向直系发动进攻。11日,曹锟发出通电,声称“目的一日不达,锟一日难卸甲”。12日,曹锟又和张作霖联名通电讨伐段祺瑞,不再只是针对徐树铮,而是明确打出“讨段”的旗号,称“皖系军阀恣胜专横,惟有秣马厉兵,共伸义愤。”吴佩孚还在第二天的通电里指斥段祺瑞是汉奸,并将之与张宗昌、石敬瑭、吴三桂相提并论。

张作霖在曹锟、吴佩孚公开发表反皖通电后几天,就悄然来到军粮城,一面仍保持局外中立的假象,一面在天津北仓一带布置人马。13日,他发表派兵入关的通电,并以张景惠为关内军总司令,从第27师、28师里各抽调一旅入关。14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的三大罪状。张作霖的立场确实出段祺瑞所料,他本指望张能保持中立的。而皖系的曲同丰、刘询等部也有不稳之声传出,他感到有些不妙,遂由曹汝霖、傅良佐出面去见徐世昌,要大总统发停战令,严饬双方军队,退回原防。但段祺瑞转而考虑到事已至此,不战不足以保持地位,特别是军心不稳,更应速战速决,所以又要求徐世昌下达总攻击令,二令一日同出,引为笑谈。

1920年7月14日,直皖大战爆发。双方兵力部署,西路在京汉路沿线。皖军由段芝贵指挥,直军由吴佩孚指挥。西路一线是双方主力军交锋地区,是主战场。激战五日后,因曲同丰倒戈相向,皖军见“四大金刚”之一,备受段宠的曲同丰此举,自然全军溃散,不可收拾。而总司令段芝贵狼狈逃回北京。与此同时,东路京奉铁路沿线双方也大打出手。皖军东路指挥为徐树铮,直军为曹瑛。皖军在日本人的暗中帮助下,将直军逼至北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支奉军援兵赶到。直奉两军并肩作战,皖军抵挡不住,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徐树铮见大势已去,也仓皇逃回北京。一场酝酿多时的大战,才进行四五天,便以皖系的全军溃败而告终。段只有请求停战,并自请罢官,解除定国军名义。这场大战中,段几乎将自己的老本赔尽。他败得彻底,败得无奈。

这时候的他表现得非常消极颓唐,终日待在府学胡同的家中,对外声称他既不离京也不入租界,谁也不见。他原就有咯血的毛病,这次气急攻心,又复发了,身心状况都落到最坏的地步。他甚至想到自杀。7月21日,段祺瑞突然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但子弹却从旁边飞过去,打死了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卫兵,他自己幸免于死。其左右因此对他严加监护,恐生意外。经再三劝说,段祺瑞才打消寻死的念头。

此后不久,他便携家眷悄然离京,搬到天津的日租界寿街,表面上过起了远离政治斗争的平静生活。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从来就不甘心失败,他相信自己一定还会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