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袁世凯，字慰庭，185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故人称“袁项城”。袁项城虽不似“段合肥”那样同淮系集团有天然的地域乡里联系，却也未远离淮系，与淮系有着紧密的关系。袁世凯叔祖袁甲三，早年在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长房长子，虽未从军挣得功名，却也在项城办团练以防捻军。在家中排行老四的袁世凯，因其叔袁保庆婚后元子而过继过去，遂在袁保庆夫妇的溺爱中长大。他不爱读书，惟好闲逛，两次乡试名落孙山之后，便把读过的诗文付之一炬，跑到山东登州(治今山东蓬莱)，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这吴长庆统领的庆军，就是淮军的一个支系。
1882年，二十三岁的袁世凯随庆军到朝鲜，吴长庆叫幕僚南通名士张謇教他诗词和八股文。数年之后，袁世凯的诗文仍让张謇感到头痛，无从删改，袁世凯的办事效率却深得吴长庆的赏识。这期间，他参与了镇压朝鲜的“壬午政变”，帮助朝鲜政府编练了新军，支持朝鲜政府中的保守派，并出兵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遂由一个“庆字营”中未入流的官佐，先后升任至“补用同知”、“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等职位，手中实权也越来越大，由“庆字营营务处帮办”到“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等等，直至在淮军首脑李鸿章处也挂了名号，知他“勇敢”、“果断”、“知兵”、“足智多谋”。
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袁世凯，见自己的地位逐日提高，名声日益响亮。他渐渐不把一手提拔他的恩人吴长庆放在眼里，反而认为吴长庆是他脱颖而出、飞黄腾达的障碍。于是，他通过在北京当内阁中书的堂叔父袁保龄的关系，直接和李鸿章挂上钩，经常越级言事，偷着向李鸿章贬低吴长庆。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奉李鸿章令率三个营回国，由提督吴兆有办理朝鲜军务，袁世凯被任命为会办。临回国前，吴长庆还在惜别庆军留驻朝鲜的三个营将士时说，“袁世凯跟我有三代交情，又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改变常规，做对不起我的事情”。谁知他前脚走，袁世凯随后就以整军为由安置私人，排斥异己，弄得庆军面目全非。他还向人指出：“区区三营人算得什么！就是把庆军六营人全部交给我，我还愧对先人呢！”几乎与此同时，袁世凯也不再称张謇为“老师”，而是先称“季直先生”(季直为张謇的号)，后又改称“季翁”、“季兄”而同张謇交恶，直到断交。
1894年春，朝鲜半岛战云密布，日军调兵占据仁川至汉城一带，与驻朝清军摆开了决战架势，战争一触即发。袁世凯见势头不对，立即向李鸿章要求回国养病并获批准，就在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前一星期，他易装悄悄离开汉城，乘船返回天津。
袁世凯离开朝鲜，也离开了庆军。他深知倘若手中没了军队对他意味着什么。想当年曾国藩靠湘军、李鸿章靠淮军，就连自己的叔祖父袁甲三也是靠着一支军队在手，才建立“功勋”，确立地位的。而今他一个两手空空之人，闲居独处，真如热锅上的蚂蚁。所以，当他听到朝廷编练新军的消息，自然要立即出击，八方钻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排挤掉胡燏棻，袁世凯踌躇满志地来到天津小站，一心想尽早训练出一支像样的军队，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资本。怎奈他的参谋长并不是一个新的军事人才，又没有丝毫战功，而是一个长于诗词歌赋，翰林出身的徐世昌，担任文案的唐绍仪虽曾留学美国，却也没有学过军事。因此，要网罗实际负责带兵和练兵的干将，就不能不寻找真正的军事人才。袁世凯遂把目光投向同在天津的武备学堂，请旗籍道员、时任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给他推荐军事人才。于是，荫昌便推荐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和梁华殿。
袁世凯对这批新式军官非常器重。他委派冯国璋任步兵学堂监督兼督操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监督兼炮兵营统带，王士珍为讲武堂总教习兼工程营统带。梁华殿似与功名无缘，到小站后不久，即在一次夜间操练中不慎落水淹死了。
就这样，段祺瑞凭借荫昌介绍，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新建陆军中一名年轻军官，并依靠其资历与实力，被袁世凯另眼相看，很快擢升为袁世凯手下一名心腹干将。
初到小站，段祺瑞营里营外转了几遭，便深深感受到这新式营盘与他童年时代看到的旧营盘不同的崭新气象：
首先，这里已不再是单一步兵的旧式陆军，而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部队。原先由胡燏棻统领十营四千余人的定武军，现已改编扩充成八营七千余人的新建陆军。总督办袁大人又上奏朝廷，获准预备精练一万二千人，作为新建陆军的基本武力，并仿效西法，重新设定军队建制，其中包括：步队八营，共八千人；炮队二营，共两千人；马队二营，共一千人；工程队一营，计一千人。四大兵种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负责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
其次，这支部队全面使用西式武器和装备。昔日定武军虽只有四千余人，可是使用的枪炮完全没有划一，有日造的、俄造的、德造的，式样陈旧，款式杂凑，袁世凯请求军务处发给整齐划一的新式步枪、骑枪和速射炮等。在装备上，新建陆军所需二千四百个帐篷全部用外国帆布制造。每名士兵均配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每哨有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每两营有行军台。每官长有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支。
再次，具体负责督训这支部队的是一批年轻有为、颇有才干又极具先进军事常识的新式军官。他们或毕业于武备学堂，或已在德、日等国接受过正规的军事培训。此外，督练处又特地聘请许多德国军事教官以及少量日本和美国军事教官，和中国第一批年轻军官一起训练新军，一方面确保新军西化的正规性，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这些年轻军官的成熟。
段祺瑞担任新建陆军的炮队统带。这支炮队拥有速射炮、重炮等共约六十门，战马四百七十四匹，官兵总计一千五百二十三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从这个意义上说，段祺瑞也算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又因当时无论步兵、炮兵还是工兵，都在新军营中附设随营军事学堂，段祺瑞的炮营随营学堂中，也招收了八十名身强力壮、粗通文字的炮兵官弁为学员，由他亲自担任该学堂的监督兼代理总教习。所以，他既要带兵又兼管训练，可谓大权在握，重任在肩。这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部队的核心人物，也是他一生担任重要职务的开始。
和深谙官场之道又正热衷于巴结荣禄、效忠慈禧的袁世凯相比，此时的段祺瑞显得非常单纯。他把一腔心血都用在新军整编之上，成为编练新军的实际操作者。也许是为了感恩戴德，也许以他当时的资历，还不配在当时中国政治风云的漩涡中心走上一遍。
段祺瑞以武备学堂首届高才生资历赴柏林军校深造一年半，在袁世凯网罗的这批青年军官中，其军事学上的造诣算是最高的。加之他胸有大志，锐气逼人，很快便成为袁世凯编着军事着作的主要智囊。清末，编练新军的许多重要文献，像《编练章制》、《战法操典》、《训练操法详晰图书》等，大部分出于段祺瑞之手。这些军事书籍或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或成为袁世凯请功买好的敲门砖。当然，段祺瑞也因此深得袁世凯的赏识。
据说，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曾延请通儒，翻译德国兵书，行将付印之时，先拿到袁世凯处，请袁大人过目。胖墩墩的袁世凯用他那胡萝卜粗的手指一页页地翻阅，爱不释手，欲夺为己有，又不好意思直说，便绕了个圈子，有板有眼地提示：
“中西情形不同，何能以德国兵法，直行于中国？非大加变化不可也。”
段祺瑞会意，立刻接茬儿道：“此事非老师莫属。”只见袁世凯踌躇了一会儿，迟疑地说：
“我苦于不能读西洋书。足下的译本，倒可以成为我的参考，但我又怎能夺人之美呢？”
段祺瑞一脸正色道：“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公事，以国家利益为重，我又怎能计较个人的虚名呢？”
袁世凯听得这话，毫不犹豫地收下段祺瑞的书稿，并“采其精华，重为编纂，未几书成，风行于世”〔濑江浊物．段祺瑞秘史．近代中国史判丛刊．第67辑(668册)183～184页〕。
袁、段合作编撰的《训练操法详晰图书》，作为新军初编的重要文献，反映出他们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该书首先阐明了“训”与“练”是带好一支军队的关键，分析了当年东西方各国军队训练的情况，强调要全面学习德、日操法。而“训”与“练”两者相较，“训”则尤为重要。以“忠君”、“尽孝”为体，以近代军事技术为用，是编着《训练操法详晰图书》的宗旨，也是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练新军的目的所在(黄征，陈长河，马烈．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页)。
为练出新军，段祺瑞把大部分精力用于督办军事教育之上。他一面帮助袁世凯带兵，先后担任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和第六镇统制等要职，一面还在各种军事学堂中充任过一系列的重要职务：
1901年，段祺瑞以三品知府衔兼任武卫右军务学堂的总办，负责训练北洋常备军。
1903年12月，已任练兵处会办大臣的袁世凯又推荐段祺瑞担任该处军令司正使，并建议加副都统衔。
1906年3月，段祺瑞接任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督办。不久，该学堂改名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又扩建为“保定军官学堂”，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陆军军官学堂。
其实，既是训练新军，则段祺瑞实际带兵也好，当学堂督办也好，都是在培养中国近代新型士兵和军官。袁世凯除了不断提拔他并在钱财、物资上给予大量资助外，对段祺瑞训新军，办军事教育并不过多干涉，而段祺瑞又以治军严格，训练有方，号令严明，赏罚不避亲疏而名重一时。
有一次，有个合肥籍军官触犯军规，事当处以死刑。段祺瑞欲照律执行，吓得这位军官不知所措，托人跑到袁世凯的爱妾处，请免一死。袁世凯看在他是段的同乡份上，便为他求情。段祺瑞则说：“他是我同乡，我不治他，又怎么治军？我想老师也不会同意我宽恕他吧！”袁世凯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这看上去很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罚不避亲”美德故事中的一个，但把它放在西法治军的大背景中审视，则无疑又增加了几分新的色彩——它一方面反映了袁、段训练新军的严肃性，一方面也显示了以西法治军对每一位中国军士的平等态度。
段祺瑞从1896年担任新建陆军炮队随营学堂的监督兼代理总教习开始，到1906年接办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督办，“凡近畿诸军学皆由段氏所创办，段亦能出其所学以饷学者，教训有方，成绩甚着。故北洋之军官多半受教于段氏，为其弟子行，有桃李尽属公门之概”(沃丘仲子．段祺瑞．中编．3页)。除带兵、办学之外，为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在小站期间，段祺瑞还资助吴光新、傅良佐和徐树铮等人赴日学习军事。吴、傅为日本官炮科三期学员，徐为步科七期学员，他们学成回国后，都成为北洋军系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徐树铮，更是段祺瑞须臾不离的左膀右臂。连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现任陆军营队所有得力学生亦半受其(指段祺瑞——引者注)陶熔。”有人评价说：“世凯既资祺瑞以成新建陆军之功，祺瑞亦资世凯而成北洋之魁杰”〔沈云龙。北洋之“龙”——段祺瑞(上)．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然而，段祺瑞督办军事教育更大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中国近代陆军教育特别是军事院校教育的初创工作，为北洋军系新式军人素质的提高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近代以来，晚清诸军骄兵悍卒，飞扬跋扈，恃宠怙势，举动乖方，文化程度低，个人素质差。新式教育虽兴，终未普及到军队，段祺瑞督办军事教育，恰是补这空白的举动。有人讲段氏之治军，其结果不在清廷而在民国，这是很有道理的。
段祺瑞胞侄段宏纲从八岁起便跟随伯父母(即段祺瑞夫妇)一道生活，他曾对在保定督办军学的段祺瑞有过这样的回忆：
伯父时督办北洋陆军各学堂事务，督办公署在保定东关外小金庄附近。当时陆军各学堂林立，最大而人数最多者，为“陆军速成学堂”(后来改称“协和学堂”)，保定人一般称为“东关大学堂”。学堂总办为赵理泰，监督为曲同丰。学生二千余人，分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如齐振林、陈调元、陈树藩、王永全等都是此校毕业生，蒋介石，初名志清，也是该校学生，后赴日本进士官学校。在速成学堂西侧，有军官学堂一所，为当时陆军最高学堂，学员是由各镇、协、标、营（相当于后来之师、旅、团、营)派参谋、营副、连长等带原薪饷前来深造，如师景云、张学颜等均是此校毕业的。此外尚有“陆军军医学堂”、“军械学堂”、“参谋学堂”等。伯父常奔走于各学堂之间，视察军纪，发表讲话，为清廷培育军事人才出过不少气力(段宏纲．段祺瑞家世琐记．安徽文史资料．第13辑．189~190页)。
熟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段宏纲提及的几位军校毕业生代表，大都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从那以后，段祺瑞仿佛成了袁世凯的“影子”，步步紧跟。带兵、练兵，兢兢业业。不久，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开始了。袁世凯负责剿杀，段祺瑞更是露出他这只“北洋之虎”凶残的一面，对义和团民大肆杀戮。用义和团民的鲜血和头颅为袁世凯，为他自己铺平了升迁之路。他可真是一举两得哦！讨好了主人，保全了自己，为自己以后不断向上攀登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果然，事后经袁保举，段被升为补用知府，并加三品衔。
这时春风得意的段祺瑞还不满足，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要培养自己的党羽。终于有一天，在济南的一家酒店里，他遇到了投笔从戎，想博取功名的徐树铮，两人一拍即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徐投于段帐下。段祺瑞从此得到了自己的“卧龙先生”，更是如“虎”添“翼”。徐树铮同后来的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被并称为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徐则更享有“智囊”、“灵魂”之称。